协商学习：教师专业成长的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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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专业化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技术熟练者，另一条是反思性实践者。协商学习选择的是让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这也是协商学习的内在旨趣。协商学习，其关键在于沉浸与保持距离，即参与实践与深刻反思。协商学习有一套可供参照的模式。
关键词：协商学习 技术熟练者 反思性实践者
协商课程是(negotiating the curriculum)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于澳大利亚、美国的一种课程研制思潮，主要倡导者是澳大利亚的布莫(Garth Boomer)、库克(Jon Cook)和美国的莱斯特(Nancy Lester)等人。布莫认为，协商课程意味着让学生参与、修改课程方案，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探索的欲望，以培养学生批判的、探究的、反思的意识和能力。随着协商课程同时出现的便是协商学习(negotiating to learn)。协商学习是指师生通过对话、协商共同做出有关学习的决定，共享学习的权利。协商，按照库克的观点，它在教育中的含义与在政治中的含义是一样的，即所有政党聚在一起，各自说出自己的观点、需要和想法，然后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工作；而协商学习，其目的在于使学生成为主动、乐意、高效的学习者，以改变过去在学习过程中被动、不情愿、或受强制的状态；使教师在融合了行动研究的协商学习中得到专业的发展，以转变过去常规制度下濒于“技能退化”(de-skilled)的专业衰弱现象。
协商学习所要展示给时代的，是一场学习的革命，在这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中，教师和学生都是学习者、课程参与者和创造者。协商学习不仅使学生在学习中的角色实现由被动接受者到主动建构者的转换，而且使教师形象实现由技术熟练者向反思性实践者的转换，摆脱了制度性成长的桎梏，走上了自主性发展的快车道。美国教育家雷德(Jo-Anne Reid)在上世纪80年代末反思协商学习给教师带来的专业发展时，曾这样评价：“你能处于协商产生的刺激的深处和合作行动研究的快乐之巅峰，这会使人上瘾！你越来越清楚一个人自己对课堂的教学行为和所建构的知识都产生于这些共同的合作小组，结果是专业知识和效力的自觉的和螺旋式的发展。‘专业’发展随之成为‘个人’满足感的最大来源。行动研究和协商一起推动专业者发展，这对我们中所有关注发展一种反思性和批判性方法用于我们教学实践的人来说，既是有力的，也是快乐的。另外，通过这种批判性反思，常规制度下的实践普遍地开始受到质疑。”
一、专业成长的追问：技术熟练者还是反思性实践者
教师的专业成长是指教师在其专业素质方面不断发展并追求成熟的过程，是教师专业信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情意等方面不断更新、演进和完善的过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多国家都加快了教师专业化的建设步伐，我国对教师专业化的实践也在不断探索之中。但是，在教师成长为专业者的问题上，存在一个两难的抉择。
第一种，把教师职业视为同现代所确立的其他专门职业（医生、律师等）一样，受该专业领域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成熟度所支撑的专业化领域。在这里，教育实践是教学论、心理学的原理与技术的合理利用（技术性实践），教师作为熟悉这些原理与技术的技术熟练者（technical expert），其专业成长赋予了技术熟练──与教职相关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的性格。而教师教育课程的开发就是确定与教职相关的理论、原理、技术等的知识基础，并加以组织与展开，这样，就把教育过程视为科学原理与技术的阐释与控制。教师教育从师范学校到大学的过度，就是以这种现代主义的专业化为背景推进的。可以说，在现行的教师教育的制度、内容、方法中起支配作用的模式，也是这种思路。
另一种，是把教师视为在复杂的背景中从事复杂问题解决的文化与社会的实践领域，主张教师主体地参与问题情境，同学生形成活跃的关系，并基于反思与推敲，提炼问题，选择、判断解决策略的“实践性学识“（practical wisdom）。从这种立场出发，教育实践是包含了政治、伦理价值的实现或丧失了文化的、政治的实践。教师是以经验的反思为基础，面向儿童创造有价值的某种经验的反思性实践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基于这种模式的教师教育课程的开发特点是探讨教师职业所固有的一种思维方式──以实践性研究（行动研究或案例研究）为核心组织的，通过诸多科学的整合解决具体问题的教育。在这一模式中，教师的专业形象是反思性实践者，教师的专业能力不停留于所规定的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合理技能，而是视为融合这些知识所展开的对于问题情境的反思，以及适应这种问题情境的判断基础──实践性学识。
教师专业成长的两种模式，不仅引导出两种不同的专业形象和专业能力的概念，在实践的认识与表达上，也显示出性质各异的两种方式。技术熟练者模式的专业实践认识，是把复杂的情境与事件抽象、概括成能够尽可能单纯地明示的概念和原理，从而扩大确定性，而反思性实践者模式的专业实践认识，则是阐释看似单纯的情境与事件之内外交织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深入研究不确定性的世界。在这种探究与表达中，前者采用范型样式（paradigmatic mode），追求客观的严密性与科学性，要求超越了具体情境的普遍性、原理性理解；后者采用叙事方式（narrative mode），追求结构化之意蕴，要求对于情境做出灵活过细的处置，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而且，在表达这种认识的叙事中，前者是沿着“教师即研究者”的方向，要求以第三人称或是非人称的文体做出客观的记述；后者是沿着“教师即说书者”的方向，尊重主观性，以第一人称的文体来叙述。在与社会的关系上，技术熟练者模式以效率性和有效性原理为基础，显示教育适应相互竞争的产业社会与大众社会的要求，顺应学校的划一文化与官僚组织的性质；而反思性实践者模式则以教师的自律性与学识为基础，显示出同民主主义社会──保障知性自由与个性多样性的社会协同，并且标榜这种社会的性质。
二、协商学习的旨趣：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
在两种专业成长的模式面前，协商学习选择了让教师成为反思性实践者。然而，从技术熟练者到反思性实践者的转型是不容易的。这是因为，这种技术转型要求现代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关系和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化的研究者与教师的关系，以及教师教育等在制度、内容、方法上的根本变革。尽管这些变革还没有整体突破的迹象，但协商学习的这场革命，使教师的专业成长获得了突破性的飞跃。
协商学习的核心就是反思性实践。何谓反思？杜威20世纪30年代的界定为：“反思是问题解决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对于任何形式信念或假设性的知识，按其所依据的基础和进一步结论而进行的主动、连续和周密的思考。”到了80年代，在教师专业化运动的宏观背景下，“反思”才被广泛地引入教师教育，反思的含义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我国学者张建伟认为：反思是教师以自己的教学活动过程为思考对象，来对自己所做出的行为、决策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的过程，是一种通过参与者的自我觉察水平来促进能力发展的途径。
“反思性实践”的概念是舍恩（Schon Donald）提出的，主张现代的专家在以“活动过程的省察”为原理的“反思性”实践中发挥专业性，去替代以往的专家以“科学技术之合理运用”为原理的“技术性实践”。“技术性实践”是以任何情况下有效的科学技术原理为基础，而“反思性实践”则是调动经验所赋予的默然的心智考察问题，在同一情境进行对话中展开反省性思维，同顾客合作，致力于复杂问题上的解决。
反思性实践的教学叫做反思性教学。舍恩认为反思性教学是以“同素材对话”为轴心，合作研究，共同展开反思性思维的教学。在反思性教学中师生探讨具体的素材，学生通过与教师、学生的沟通，建构意义，在课堂中展开共享这种意义的启发，帮助这种学习的教师也同学生一样，展开同素材对话、同情境对话、同同事对话，组织学生的沟通，展开建构教育内容──客体世界之意义的活动。反思性实践者在进行反思性教学中的主旨与协商学习的内涵基本一致，无疑，协商学习为反思性实践提供了契机和舞台。正如雷德所言，“协商学习是反思的基地，发展的基地；是获得学习经验的基地。”
对教师技能退化的现象，雷德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使教师作为一个反思性实践者在协商学习中得到成长。一是行动研究。协商学习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行动研究。雷德解释道：“我们必须自救，从课堂经验中抓住机会发展我们作为专业者的自我感觉，这个专业者能在我们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之上作好教育工作。那么，行动研究──重点与分享着我们正在研究的兴趣的人们一起合作，这并不需要把我们的问题和想法强加给他们。我们双方都是平等的，都在用重要且显而易见的方法增强课堂协商的实践，因为我们不再孤单，我们不仅仅依靠我们自身，却变得相互依赖──在学习中的合作者──像我们教一样地学，而意味深长的是，像我们学一样地教。”二是“写就是学习”。通过写反思日志、阅读反思日志、对反思日志的反思等方法，批判性地阅读和重写课堂的过程，因为课堂经验的写和读的协商是教师介入和专业发展的基地，这一位置的确认，将使教师以课堂开拓者的身份发展自己，对这一位置本身所拥有的强劲原动力的理解的回归，使协商学习增加了这一倾向性──即普遍地影响在教育方面更广阔而持久的变化。
三、反思性实践的一个行动模式：协商学习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莱斯特(Nancy Lester)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凡德格立夫（Jim Vandergriff）是协商学习的创造性实践者。他们运用协商学习的基本原理和模式对小学教师进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下面是莱斯特的一份发给每个学生的协商学习计划或协商课程进程。科目名称：语言和学习；学习课题：推销加利福尼亚洋蓟（artichoke一译洋蓟，一种大型蓟状植物，有厚叶状苞片的花头，可作蔬菜；又译菊芋，向日葵属植物，其块根可作蔬菜，也称洋姜）；对象：18位有经验和新上岗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