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儒学（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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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笔者上课时用的讲稿，刊用时，稍加修改。

什么是儒学？

这自然是一个大问题。一般以为，大问题必然是个复杂的问题。其实，中国学问从根源上讲，都是简而易的。

《周易·系辞传》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欤。”天下之理，归根到底，就是易和简两个字。

为什么要“易简”，因为，“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中国哲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在于人生，任何思考都求有助于人生。因此，只有可以落实到人生上的哲学，才是真哲学。西方那种离器而言道的形上学，不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可以把形式从质料中抽离出来讲，构成亚里士多德的上帝观。中国人不会这样，离开了质料的形式，中国人不需要去想它，因为形式总是在质料中呈现出来的。

既然强调“易简”，儒学从根源上讲，也必然如此。然而，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非有大智慧不可。我没有，就只好规规矩矩从古人的论述来了解：何为儒学。

治学之人，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知，知道的知。只要了解了，记住了，就算成了。第二个层次是懂，光知道还不行，只不过拾人牙慧。要想让知成为自己的知，必须要懂，要透。第一层与第二层互为表里，知是懂的基础，懂是知的深化。正如黄梨洲先生所讲：“读书不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博而不反之于吾身，则为俗学。”

治学的第三个层次，是学之最高层次，即通，就是贯通，一贯而通，是对书本知识的超越，不再拘泥于书本，也不再拘泥于科目。只会旁引博证的人，还没有达到通的层次。孔子是通的，所以他的道“一以贯之”。《庄子·天下篇》的作者是通的，因为他知道，“圣有所生，王有所出，皆原于一”。中国很多古人懂得这个道理，司马谈引《易大传》说出了这个道理：“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宋明人强调理一分殊，也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要想通，单靠读死书、死读书是不行的，还要思想，所以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不仅要学、要思，还要行。这是儒学的根本，也是学习儒学的前提。

上个世纪，中国有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名叫谢扶雅，他研究周易哲学，研究基督教哲学，参与、组织翻译了许多基督教经典著作。他用信、知、行三个字来总结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认为希伯来文化是信的文化，希腊文化是知的文化，中国文化是行的文化。基督教在中国，若想要有所建树，对世界有所贡献，必须要走信、知、行三者合一的道路。

所以，一个要想在学问上通的人，必须学、思、行并重，而这三者必然要有一个基础，那就是信。这个信，即包括基督教的信，也是包括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信。对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前提，将信将疑，懂都很难达到，还说什么通呢？

就好像一个人，总是在门外研究，他可以把房子描绘得很像，惟妙惟肖。但就是不进门，终究无法知道根本，既不知根本，如何能够通呢？对儒学是如此，对神学是如此，对任何一种学问，莫不如此。所以，客观的研究这句话，实在太不可靠了。

儒学一词，从字面上看，就是儒家的学问。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很多人能感受到，能体会出来，但很少有人能说具体了，大概也无法具体。

我不打算从今人的著作来看，因为今人的研究太讲究方法论，把一个整全的学问肢解了。一个拿着一点讲，就像《庄子·天下篇》所说：“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每个人得到的只不过“一察”而得之片面，但还不自知，以为自己全得到了。治学不能这样，要有气度，有心胸，要大气。不能自满，自以为是。使徒保罗在《圣经》中说过一句话：“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圣经·新约全书·腓立比书》三章13节）这是针对基督之道讲的，但可以作为一个原则，运用在人生的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