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奸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曹操不同形象的美学内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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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形象历来为人们所争议，尤其是三国文化热持续升温的今天，对于怎样在新的时期评价曹操（这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新时期”一样，虽然目的、意义、实质已大为不同）应当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本文无意于此重复。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是“英雄”也好，“奸雄”也好，曹操形象（此文指文学形象，含《三国志》及《三国演义》中的不同形象，有关问题下文详述）之所以进入千家万户，自有其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和不朽的美学价值。本文的目的亦即是想从曹操形象的美学意义方面略陈固陋。

　　 一、《三国志》作为文学作品对曹操形象美学价值的肯定――英雄的产生

曹操“英雄”形象的形成，在文人笔下主要是《三国志》的影响。毫无疑问，《三国志》是一部史传作品，但正如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历史小说一样，《三国志》也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性质，或者说具有小说的因素，只不过，它是在完全依赖历史真实的情况下，作者进行了文学加工。周亮工在评《史记》中项羽被围垓下、与虞姬唱和时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有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①”。其实，对于任何成功的史传著作均可作如是观。所谓“笔补造化”，正是指作者对历史人物言行的艺术加工。《三国志》对曹操艺术形象的塑造，立足于史实，成功地描写了曹操在动乱社会现实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聪明与才智，其宽广的政治胸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超乎世俗的治人用人韬略、杰出的文学创作成就，无不为后人所赞赏。

曹操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集中地体现了人类在与自然、社会的抗争中顽强、不屈、美好的品质，换句话说，这些特点代表了人类最崇高、卓异、优秀的特征，是“美”这一深刻内涵在“人”的行为中的凝聚与扩散。人们在曹操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人性优点，这一优点，就象一轮迷离梦幻般的光环突然之间变成了屹立在自己面前的现实，给人们以无限的慰藉与力量。就这一点来说，《三国志》起到了巨大作用，它使人们相信，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人们都可以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战胜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各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

陈寿对曹操智慧与才能的肯定，实现了对曹操英雄形象的塑造。《三国志》中，曹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作者除了利用重大事件展示其卓越的才能外，还用相当数量的篇幅刻画其细微举动，通过曹操一句话，一件事来达到肯定、颂场的艺术效果。陈寿在为曹操作传之始即说：“太祖如此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曹操青少年时期的准确概括。尤其是“世人未之奇也”，也是未来曹操性格复杂的预兆，从侧面为下文叱咤风云、权倾朝野作好了充分的铺垫。接着在平定黄巾起义后，曹操任济南相，作者描写了他将原来“长吏多阿附贵戚，脏污狼藉”的混乱局面一变而为“郡界肃然”的政绩，裴注引《魏书》亦评道：“政教大行，一郡清平。”“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另外，冀州刺史王芬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候，以告太祖，”但因“太祖拒之，芬等遂败”。这两年事，足以说明，世人对曹操“未之奇也”只是暂时的。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讨伐董卓时，曹操初步显示出了其果敢、骁勇的性格，面对强大的敌人，尽管各路诸侯按兵不动，曹操仍孤军奋战，以至于人马俱伤，狼狈逃去。但他并未就此罢休，回到诸军阵前，仍然不却锋芒，一面责让众军，一面出谋划策，试图说服诸侯军，力杀董卓。曹操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性格表现，一直贯穿于他一生当中，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顽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才使他最终成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由“世人未之奇也”成为“世之奇人”。

显然，曹操自身的才能、气魄、力量、精神、气质等等是形成曹操英雄形象的基本美学内涵，它们构成了曹操形象的基础，成为曹操英雄形象之所以感人的重要因素。

　　二、《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背景――“奸雄”的出现

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问许子将（按许邵字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汤用彤《读人物志》亦云：“《后汉书》言许子将目曹操曰‘子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另外，《世说新语・识鉴》也说“曹公少时见乔玄，玄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是将曹操视为“治世英雄，乱世奸雄”较早的材料。其中刘邵的说法为世人所公认，而乔玄之说，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已予以否认。《三国演义》也直接取用了刘邵的话。总之，不管怎样，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说由来已久，据史料，它也为曹操所接受，曹操听后竟“为之大悦”②、“大笑③”。曹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盖曹操素以创业自任也”。④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无论古今，“奸雄”二字，无非有两个含义：所谓“雄”，指英雄，其义甚易理解。而所谓“奸”，则应结合曹操的思想、行为及表现来理解。

曹操听了别人称自己是“奸雄”不但不怒，反而非常高兴，正是因为他没有把这句话视为对自己的贬斥，相反，他把“奸”看作是计谋、智慧、权变，并决心以此来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乱世中一显身手。其实，曹操之所以成功，之所以能打败不具备这种“奸才”的刘备、孙权，也正是靠使用这种手段。如果客观、历史地看问题，那么，这些手段的使用，无非是“适者生存”而已，并不像后世“脸谱化”的戏曲舞台上所展示的那么阴险、毒辣、残酷、卑劣。当然，曹操所采取的手段，有时颇为残忍，但是，作为封建军阀，作为在乱世中夺取权利的领袖，有谁能避免得了这种残忍？刘备、孙权是否自始至终是以“仁义”来夺取蜀汉与东吴统治地位的？恐怕都离不开杀戮。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他们都属于争权夺利的军阀，其中只能是智者胜，勇者胜，得人心者胜！其实，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看，曹操都远远超过刘备、孙权。这样的曹操，我们怎能以脸谱化的“奸雄”一言以蔽之？

曹操由历史走上舞台（指脸谱化的戏曲艺术），并作为“白脸奸臣”而家喻户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再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的评点，曹操的脸谱化迅速固定。尽管《三国演义》及毛评之前已有不少拥刘反曹的观点，但是，那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是政治需要，关键所在也仅是应该尊谁为正统的问题，并没有使曹操的形象有所改变。虽然反对他，仍然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或者说是历史上的“奸雄”）来看的，如典型的习凿齿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