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欧阳修文献学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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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欧阳修：文献学；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欧阳修作为北宋著名的文献学家，他在文献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显著特色，对他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一是“文”、“道”井重的创作理念；二是丰富多彩的创作特点。可见，欧阳修的文献学是他文学创作的基础。
一
欧阳修(1007―1072)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正如曾贻芬、崔文印所评价，他“不但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我们也认为，欧阳修在文献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如他收藏观点精辟，私家藏书富有特色，尤其是开启了金石收藏和研究的风气，意义重大；预修了国家藏书目录《崇文总目》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主编了《新唐书・艺文志》这部比较成功的史志目录，编纂了第一部金石学专科目录《集古录跋尾》，还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很高的书序与跋；对校勘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信守“慎改”的校勘原则，并首次大量使用了金石文字作为校勘资料，一生所校古籍数量惊人，质量精审；主张以圣人的言论判定真伪，大胆怀疑和考辨经书，批驳伪说乱经现象，并质疑《史记》所载的古史系统；提倡注释者要“公心通论”，探求《诗》义，阐发《易》理，考究《春秋》大义，舍传求经，自出己意，重在阐发义理。还有，在金石学上，他另辟蹊径，用金石证史，收获颇丰；在家谱学上，编修《欧阳氏谱图》，确定了编撰义例和原则，以及创制新的谱图法，影响极为深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修文献学的特色非常显著。他学以致用，以“求国家之治”为文献学旨趣，义无反顾地担负起复兴儒学的重任，正如他所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从事文献学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追本溯源，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无论是对经书的辨伪和注释，还是对书目的著录、金石铭刻的考释、古史系统的叙述以及古籍的校勘，都力求客观真实。此外，他强调“学出己说”，主张“不苟立异”，提倡“简易明白”，还要切于人事，文献学思想科学理性；擅长文献佐证，又从情理进行审核，重视逻辑方法运用，并以金石文字与传世文献互证，以及综合运用各种考证方法，文献学方法独到。
二
众所周知，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大家，不仅文章成就很高，而且于诗、词、辞赋都有独特的成就，吴充称赞他“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其得意处虽退之(韩愈)未能过”。欧阳修生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热情从事文献学工作，其中具体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就有很多，如他收藏了许多当代著名学者的诗文集，并亲自作序加以介绍和宣传；一生勤勉于韩愈文集的校勘整理，还撰写了大量的题跋文；着有《诗本义》，据文求义，以情论诗，立足于文学进行阐发；以及收藏金石铭刻，并对有些碑文如《隋太平寺碑》从文学批评角度发表议论等，①这些不仅直接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裕的资料，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思想和方法。⑦以下着重从两个方面进一步进行阐述：
其一，“文”、“道”并重的创作理念
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是11世纪40年代政治革新运动在文化领域里的两个不可或缺的侧翼。为了“求国家之治”，实现复兴儒学的目的，欧阳修积极领导了当时的古文运动。如他受到韩愈的影响，提出了“文与道俱”、“道胜则文至”的观点。他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踟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他又说：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扬雄)、仲淹(王通)。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谓终日不出于轩序，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指出孔子作六经费时少而求道却费时多，孟子、苟子也以求道为先务，而扬雄、王通由于“道未足而强言”，结果只能是模拟古人。
欧阳修认为，一个人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的思想道德品质，也就是文如其人，如他在《仲氏文集・序》中说：“余读仲君之文，而想见其人也。……其气刚，其学古，其材敏。其为文抑扬感激，劲正豪迈，似其为人。”其它如评价晏殊“为人真率，其词翰亦如其性”；赞誉石曼卿“其为文章，劲健称其意气”。欧阳修还认为，只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而要“道胜”，就必须以六经为师，他在《答祖择之书》中说：“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也说：
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言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灌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谓夫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日“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谓也。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讲而笃信之，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夫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又其为辞不规模于前人，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指出古今学者由于人格修养的不同，以致文学成就有高低之别。他在《赠无为军李道士》中还说：“惟当养其根，自然烨其华。”这些都特别强调了要学作文必先学做人，也就是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欧阳修在重视“道胜”的同时，又提出了“事信”，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
某闻《传》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诗》、《书》、《易》、《春秋》，皆善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荀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犹系于时之好恶而兴废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讴歌以传。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由此以来，去圣益远，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间亦时时有善文其言以传者，然皆纷杂灭裂不纯信，故百不传一。幸而一传，传亦不显，不能若前数家之焯然暴见而大行也。
欧阳修在引用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语录加以发挥，并发出感慨说：“甚矣，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而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而要做到“事信”，一方面就须做到“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卯。；而另一方面，就要关心百事，他在《答吴充秀才书》说：
夫学者来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日：“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日：“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指出如果只是“职于文”而“弃百事不关于心”，就不能求道的最高境界。
不过，虽然欧阳修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他也看到有事功、道德的人未必一定能文，“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馆；认为文采还是有其必要的，“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
欧阳修既是儒学复兴的重要人物，又是疑古辨伪思潮的代表，也是古文方面最有成就的作家，这三者在他身上实现了完美而和谐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