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小配近事小说研究述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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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世纪以来，关于黄小配近事小说的研究，涉及了分类、创作分期、小说人物的原型、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以及地位与价值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分歧和不足之处，并且不少有意义的问题还有待深入的研究与进一步的拓展。
论文关键词：黄小配；近事小说；研究空间
黄小配(世仲)是近代广东有重要影响的小说家之一，其一生至少创作了16部小说。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其生平与革命贡献、政论、小说理论、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对其“近事小说”《宦海潮》、《宦海升沉录》等，虽也有问津，却显得零散而不成系统，并且对不少问题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为了推动黄小配近事小说研究全面、深入的开展，兹将近百年来有关其近事小说研究的主要成果，略加概括，介绍如下。
一、黄小配小说分类及其近事小说命名
郭延礼先生认为，黄氏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是历史小说，二是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小说。而赵明政先生则将之分为三类：一是历史演义小说，二是世情小说，三是与谴责小说相似。第一类小说的分法无人争议，问题在于后一(两)类的称呼问题。其实从小说的性质看，赵氏之后两类实可归人郭氏之后一类。
事实上，黄氏将“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小说”多标明为“近事小说”。对这类小说的称呼主要有“近事小说”(《黄粱梦》)、“广东近事小说”(《宦海潮》)、“近世小说”(《宦海升沉录》)、“时事小说”(《五日风声》)。“近事”也好，“时事”也罢，都是从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和性质来分的。而有人则从其艺术手法出发，称之为“谴责小说”(《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政治讽刺小说”或“派性小说”(《大马扁》)；也有人从题材内容看，将这些小说称为“世情小说”或者“社会小说”；还有人从文体特点出发，将某种作品称为“报告文学”(《五日风声》)。还有人对其作折衷处理，认为其小说：“兼有抉摘社会弊恶的谴责小说、描摹世态情伪的世情小说和演述真人真事的历史演义小说的写法。我们看，这个说法在方法上是存在问题的，“谴责小说”是从艺术手法上讲，而“世情小说”和“历史演义小说”是从题材上分，性质不一样的事物是不宜相提并论的，创作风格也不是只从这几个方面来考察的。其实，从其内容选材看，除了历史小说，黄氏所有的小说都可以将之归人“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小说”，而用黄氏自己发明的词语“近事小说”就足以概括这类作品，这种称呼在目前来说是比较科学的了。那么，按这种标准，在标题或广告中没有标明是“近事小说”的《廿载繁华梦》也可以归人这个类别，这不仅扩大了黄氏近事小说的研究范围，也有利于从整体上对黄氏近事小说进行研究。
二、黄小配创作分期与小说风格的转变
黄氏的小说创作在其题材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有一个变化过程。李育中先生认为其“由一般的有闻必录，进而带有政治倾向性”。有人总结得更详细和具体。将其创作过程分为两段，并且指出各阶段的成就是不同的：“1907年以前为一大阶段，1908年以后为又一大阶段。在头一个大阶段中……黄小配依照小说家法撰写，艺术水准相当高；这些作品放到整个晚清小说中也是可以算得上优秀之作……1908年以后，情况大变……其撰写已逐渐地离开了小说家法……大约是由于政治斗争既急需与读者见面而又无较充裕的时间进行构思和创作，对于艺术上如何符合小说创作的要求考虑不多。这就造成这些小说艺术水准不高，甚至在艺术上完全失败，还有人认为，其创作过程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5年10月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酝酿成立以前……第二阶段是从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成立到1908年春天作者再次当选香港分会庶务为止的前后两年多时间……第三阶段从1908年春天开始到辛亥革命前后”；且认为前两阶段的创作水平比较高，后一个阶段，“其艺术水平一般，已大不如前，其中有的虽名为小说而其实已离开了小说家法。变成了报告文学作品”。
不管是两分法还是三分法，都表明黄氏的小说创作在题材内容和艺术水平上发生了变化。笔者认为，黄氏的小说创作从其题材看，由传统的历史与社会两大题材(《洪秀全演义》与《廿载繁华梦》)，转而主要写近事小说，而后一类小说往往用狂风暴雨式的描写、议论，甚至攻击，以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前期的小说风格大异其趣。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创作意图也使作者急功近利，导致其艺术成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黄小配近事小说的原型
研究者都认为，黄氏的近事小说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将其主人公与当时的真人对上了号。但是，在小说的人物形象与原型是否一致的问题上。研究者对周庸桔、张任磐、康有为、袁世凯这几个形象有不同的看法。像廿载繁华梦》的主人公周庸佑，字栋臣，影射晚清广东大买办周东生(栋臣是东生的谐音)。在从原型到典型的转变过程中，作者的处理手法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至于《宦海潮》的主人公张任箬，其原型是清末外交家、广东南海人张荫桓，有研究者认为，黄氏对这位“外交人才流露了赞许之情”，也有人认为“作者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他为求得升官发财而采取的种种卑劣行径”。对于康有为这个人物，有研究者认为，作者在小说中处理得十分失败。因为康有为的形象在小说中被“有意丑化了”，但是也有人认为，“从陈少自、曾克瑞以及康有为儿媳庞莲的回忆来看，黄世仲笔下的康有为基本符合原型”。对于袁世凯，有人认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脚，但是阿英说：“用于袁世凯的笔法，不少是抑扬失当的，甚至是是非倒置的”。不过批评过后转而又说，作者写袁世凯“不是提供更多的细节和遗闻逸事来补正史之不足，而是在众多的历史事实中更为大胆甚至主观地进行取舍抑扬乃至虚构”。既然有这样的创作理论作为指导，那应该明白，黄氏塑造人物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创作理想，不是为人物立传，所以，在材料的取舍和加工上，黄氏有他自己的理由和方法。
事实上，小说与史传或者人物传记有很大不同，而不同的文体对真人真事的处理在程度上要求是不同的。小说人物可以来源于生活、历史；但是生活、历史中人物，并不等于小说人物，小说家要对人物材料进行适当的选择和加工。而作家对其进行或深或浅的加工，就要看其思想认识、创作意图与创作水平的高低了。因而，对于小说创作，没有必要就小说人物与历史中的真人、真事是否完全相符而争论不休。
四、黄小配近事小说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对此，有的研究者肯定其思想内容，而否定其艺术成就；有的则是肯定其艺术成就而否定其思想内容、创作动机。
就举《大马扁》为例，有人认为：“所写多非历史真实，有些完全是出于丑化”，“这种描写虽出于当时革命宣传的需要，对了解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创作的动向不能说毫无意义；但从文学角度来衡量。应视为失败之作”…如。这是肯定内容、否定形式的观点。不过，也有人说：“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充满错误与荒谬之处，艺术上也较平庸，基本上是一部失败之作。”这种观点是从内容到形式都一致否定。再说《宦海升沉录》。有人认为：“在演述某些历史事件和塑造袁世凯形象方面，也有不妥当或不准确的地方，但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小说，它的进步倾向是主要的,这种观点对其成就含糊其词，承认其有所成就，却又没有肯定地说其好在何处。但是，持这两种不同观点的研究者之间没有形成尖锐的对立阵营，也没有因为激烈的论争而形成公开对立的两个派别。
出现这种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学术界对黄氏近事小说的研究没有充分展开，介绍性的东西当然不能形成学术气候；其次，各自都有自圆其说的条件，“因为小说家言，畸轻畸重之处，自然也就难免了”；再次，研究者多对黄氏所处的时代和思想表示理解，这是由于“属于时代的局限和作者思想方面的局限所造成的，与带着阶级偏见进行恶意的攻击和诽谤到底不同”，正因为这样。所以没有人严厉指责过黄氏的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