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黄小配近事小说的创作意图(一)

详细内容

　　论文关键词：黄小配　近事小说　创作意图

　　论文摘要：黄小配从事近事小说创作的主要思想意图，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批判社会之世态炎凉，揭露宦海之升沉；二是反对专制独裁，提倡排满革命；三是感愤国势衰败，唤醒国民；四为发泄私愤，对政敌进行人身攻击。只有全面了解其思想意图，才可能确切、深入地理解和评价其近事小说的恩想艺术成就。

　　黄小配一生创作了近十部近事小说，比较著名的有《廿载繁华梦》、《宦海冤魂》、《宦海潮》、《大马扁》、《宦海升沉录》、《五日风声》等。为什么他如此热衷于创作这些近事小说呢?我们初步考察了作者本人及他人为这些小说所写的序跋，并阅读了这些小说的回目、篇首诗、回末诗、篇尾诗，以及小说中的作者议论、人物对话、书信、奏章等，兼以参考其小说理论和政论主张，发现黄小配创作近事小说的思想意图不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是多层次的，只有对其作出全面的揭示，才可能确切、深入地理解和评价其近事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

一

　　黄小配创作近事小说的思想意图之一，就是为了批判社会上之世态炎凉，揭露宦海升沉之悲哀。在《宦海潮・叙文》中，作者就说：“吾之为是书也，非所以表扬张氏”，而为“世态之炎凉，宦海之升沉，吾固不能无感”。在《宦海潮・凡例》里，他又说明其写作意图是“特借张氏以定人情世故之变幻无常者也”。这从小说的具体描写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例如，张任磐“北闱失意，回到佛山原籍，各人见他又复不第，把他越加轻视起来”。连他父亲也对他“日久生嫌”，“见他不受管束，且钱财又挥霍的不少，自然要限制儿子。凡一钱一物，都嘱咐店中人，不准他到来支取。”可是待他荣归故里，“不特姻亲兄弟纷纷来相见，便是当时稍认识的，都来趋候”，真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世情之冷暖既然如此，那么由宦海升沉而引发的世态炎凉之感，也就可想而知。在《宦海潮》中，张任磐刚与山东布政使利宗岳交往，钱东若等人便立即向其献媚；等到张氏身佩七个银印，红得发紫时，巴结之人，更是如蝇逐臭。但是，盛极必衰，待他祸事临头，充发边关时，“十年交情随手散”，竟无一人前来相送。宦海之无情，于此可见。张氏自己也无奈地感叹：“官场里那里说得定?宦海升沉，顷刻变幻!命运更有盛衰，是断不能恃的。”作者在《宦海潮・凡例》中也强调：“书中不特于张氏挤洪云，凌相排张氏见之，即翁、潘等大臣，有馈遗则为之援引，及张氏被劾，李相之雄，亦畏惧权贵，不敢置一词以为之营救。”黄小配之兄黄伯耀在为《宦海升沉录》作序时也说，该小说“极世态之炎凉，尽人情之冷暖。……胡功名富贵，风潮变幻，一至于此!此《宦海升沉录》之所由作也。”

　　为什么黄小配对世态炎凉与宦海升沉有如此深切的感受呢?这显然与他本人的身世浮沉和世风变化有很大关系。黄小配虽曾家世显赫，但其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他虽自幼聪明，却难谋出路，只得随兄长到南洋谋生，异国飘荡，备尝艰辛。回国后，政局急剧动荡，专制政府操持生杀升黜大权，导致官场变幻无常。这一切都使作者感触良深。为了表达其对现实人生的深切感受，同时“俾世之读者，亦忽焉而欢，忽焉而悲，忽焉而艳其合，忽焉而怜其离”，于是他便率尔操觚，创作了《宦海升沉录》等小说。

二

　　黄小配创作近事小说的思想意图之二，是为了反对专制独裁统治，推翻满清贵族统治，提倡革命救国。作者深切地认识到满清贵族的专制独裁乃是中国走上民主道路的最顽固的阻力。《宦海潮・叙文》即说：“专制之斧钺，生杀随意”。他在1906年7月27日《少年报》的政论《最近各省之乱警》中说：“专制者召乱之媒也。以今日新风过渡，民智渐开，断不甘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况内政之腐败，固有以激发之耶?”不过，专制统治虽已岌岌可危，但是当时还没有哪个党派可以组织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推翻专制政府；而靠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实权派去实行革命救国，则不啻痴人说梦。作者在《宦海升沉录》中就说，像袁世凯这样权倾一朝的大臣，“固是无此思想，且他向做专制官吏，便是独立得来，终不脱专制政治，于国民断无幸福”。这种见解不可谓不深刻。后来，作者还认识到，靠君主立宪来救国，也是行不通的。他在政论文《论平满汉之难》一文中说：“泰西平等平和之治，皆萃全国之气力精神身家性命，以断头购之，以流血博之，其得之也难。”由西方革命道路的艰难引申到中国革命的处境，深知中国的革命道路更加艰难，因而在《大马扁》中看到改良派天真的改良活动之后，议沦道：“向来各国最贤的君主，还没有肯自弃君权，反畀民权的道理”。因此，“凡立宪民权，自古是要国民流几多血，弃几多头颅，才争得转来。”作者在后期的小说《五日风声》中更是大声疾呼要改变假立宪的现状，明确地概括其政治主张：“政府之所称立宪，唯是改头换面……以为昔之日望立宪以图强者……将仍旧尤效：冈之共趋革命之说。”正足因为不能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轻易得到民主立宪的硕果，那只有革命才可以救国了，所以该书热情地歌颂r流血革命的英雄们。黄小配从《廿载繁华梦》写官场混乱，到《宦海潮》、《宦海升沉录》揭露专制反动，又到《大马扁》发现改良派将无法推翻专制、给中国带来希望再到《五日风声》，作者终于看到了只有革命才可以救中国的事实。由此可见，黄小配的革命思想是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不断地走向成熟的，并且这些思想都反映在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中。

　　既然封建专制政治已不可救药，那么要革命，就必须排满。因为当时满清贵族的专制统治已腐败透顶，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已达到了水火不融的程度，作者曾在政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盖满汉之对抗之分途固由清廷祖制使然，而亦国民之天然性质也。”这种对立有如作者在《大马扁》中转述满清保守派刚毅的话所说的那样：“汉人强，满人亡；汉人疲，满人肥。”满清贵族几乎都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抑汉倾向，他们竭力反对汉族官员参与重大事件的决策，认为“此乃我们家事”，特别是像醇亲土这样的守旧派，更是誓死紧守其专制统治特权，并对汉族官员扬言：“不把政体放在你手里，你休要妄想”。而汉族志士也固执、狭隘地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立宪，便只能“驱除鞑虏”，此外别无选择。作者在《宦海升沉录》中即以伍子胥为例，说明“异族专制朝家，杀汉人如同草芥”，从而警醒国人：只有推翻满清贵族的统治，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立宪的梦想。

　　当然，作者主张推翻满清贵族的统治，不仅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激愤，同时也是基于对满清贵族统治下官场之腐败的深恶痛绝。作者认为在这样的腐败体制之下，“造**有理”，他说：“乱于文明之世者为反，乱于腐败之世者为义，使时当乱而不乱，是坐视斯民于水火之间，而不为之拯救，此逸民忘国者流，汤武等所不为也。”船此时的清朝就处于“腐败之世”，正因为黄小配对当时官场的腐败有如此深切的认识，所以他才不时地对官场腐败口诛笔伐。早在1904年，他就在《广东日报》上发表政论《何长清之开缺与各武员之革职》，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假洪全福被谋毙的原因是清朝的官员有“升官发财之热念”，“彼劣弁凶徒，狠心辣手，富贵功名之念既迫，亦何事不可为?”…在其他不少文章中还提到官吏受贿、草菅人命、买官卖官，以至因在烟花场中骄奢淫逸而丢失国书却没有受到什么处分的恶劣行为。因而他总是想“挽腐败而使之昌明”，或者“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所以就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命运的变化尽情地揭露当时官场之黑暗腐败，以其警醒世人。例如《廿载繁华梦》里的周庸裙，本是个吏员，没读过书，呵照样做大官。真是“官场当比商场弄，利路都从仕路谋”，做官与做生意已别无二致!而且为了使官爵之获取，显得名正言顺，有钱人还会用钱直接购买科举功名。周庸事占就用二万银子，为自己才十二三岁的儿子捐了一个举人回来。贪官污吏之败国乱政自不待言，那么“清官”又如何呢?作者认为，有时“清官”的危害性比贪酷之吏的危害性更加隐蔽而巨大。比如他在政论《岑春煊》里说岑春煊一来到广东就对一些“民蠹…‘或充或革，皆驱而去之”，似乎“吏治之腐败者，应有一番振作之精神”，但是“试问自岑督粤以后，与岑督粤以前，广东吏治，有少异乎?无有也!”，因为“岑氏本有欲为君子之心，而无能为君子之法”。《宦海升沉录》第五回写到李相的女婿张佩纶也是这样的人。在甲午战争前，张佩纶“为国”隐报军情，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这样的官吏死有余辜，可竟还有人说他“做官本是很清廉的”!至于逸事笑柄，则是官场腐败的另类表现。《宦海潮》第二十回和廿一回写梁家璜因贪好女色竞被一个原是剃发匠的门丁挟制，最后走投无路，只好羞愤自杀。试想，这官要来何用?还指望他不畏强权，为民办事?还要指望他不畏外族压迫，力敌外侮?小说通过穿插官场之种种丑闻，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官僚政体之弊痼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