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心的迁移和广州的缺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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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文化力角度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中心迁移的轨迹做了历史性的梳理，对文化中心得以形成、发生迁移的历史、文化因素，着重对近代以来广州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及其在文化中心形成和迁移过程中的得失错漏作了学理说明，以期对新时期文化建设有益。

[关键词]：文化中心 文化 文化力 岭南文化 历史 广州

　　文化中心是包括物质、精神、制度在内的文化持续聚集、生长、辐射的中心，是文化竞争力最强的地区。文化竞争力的强弱使文化布局形成中心——边缘结构，而文化中心的迁移是国际和区域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作用和力量对比消长的表现和结果。在国际上，近代以来文化中心的迁移的轨迹大约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十七世纪的英国、十八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的德国，二十世纪的美国，不难看出，这种迁移过程是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相协调的。

　　近代以来在我国也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文化中心的迁移：一次是在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以后由北京迁往上海，在1949年后，又回迁至北京；一次是1978年以后由北京迁往南方，最终形成北京、上海南北呼应、双峰并峙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对文化中心迁移的影响大小交错进行，在社会多元、转型化时期，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在社会完全政治化时期，政治因素影响较大。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中心的机缘两次和广州都擦肩而过。

一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以北京所代表的北方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也几乎一直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一个政治至上中央集权的社会，文化附庸于权力，附庸于政治，政治中心同样是文化中心，这样一个静止、非竞争社会是无所谓地区间的文化竞争力问题的。即使南方包括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由于战乱较少、土地气候更适于农业生产而承担着经济重心的角色，但是由于自身在一个大一统的具有超强稳固结构的社会里并不拥有产生新文化的机制和能力，所以包括广州在内的岭南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一直处于文化边缘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能撼动北京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中心地位的只能依赖外部新异文化的输入，或者政治体制的改变。中国近代社会以前，中华文化曾有两次较大规模的以和平方式同外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一次是汉代以来特别是隋唐以来印度佛教由西域进入中国，一次是明朝中叶以来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宗教和科学由南方带入中国。在这两次文化交流发生事时中华文化相对仍处于强势地位，故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只能同儒教、道家相融合并成为中华文化的补充，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立足。文化中心和文化边缘的布局并未改变。第三次中外文化的交流是以非和平方式。鸦片战争的前期，中华文化已是远远落后于西方，战争的发生以及接连半个多世纪里的失败和屈辱，极大地冲击了古老帝国根基并最终走向崩溃，中华文化面临着更先进文化的毁灭性打击，以北京为代表的文化中心地位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时候，广州的地位可谓特殊，在时势、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文化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它似乎能够接过文化中心的接力棒。

　　有着两千多年海港盛史的南中国中心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扮演着对外贸易中心的角色，在明朝中后期禁海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前甚至一度是中国官方许可的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既是对外贸易的中心，那么外部的文化也不免很容易随之进入并在广州这个真可谓是“国际化”大城市里生长和发展。澳门很早就已为葡人所据，两次鸦片战争都是从珠江口爆发的，而虎门硝烟、香港割让、孙中山多次在广东发动起义并一度建立革命政府、国民党一大、国共合作，广州起义几乎近代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和广东有关，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曾于此留下足迹，使得作为省会的广州一下子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近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表现在文化上，广州在二十世纪前可以说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十三行、怀圣寺、石室等早就蜚声海外。尤其在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随着西方的炮舰政策也蜂拥而进，沿着几个世纪前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的足迹，广州再度成为西方传教士向内地扩散的据点，西方的工业品也潮水般涌入，第一个西式医院、第一家民族工业、第一家西式学馆等等中华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纷纷出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康有为在此修书讲学、创刊吁变，公车上书后建万木草堂，引梁启超、谭嗣同等志士八方蚁聚。清末留美首批生源中竟半数来自广东，容闳成为留学第一人。黄浦新式军校全面变革了中国的军事观念，毛泽东创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山先生亲创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引入近代大学教育模式，思想自由，学科新颖，一时鸿学大儒如冯友兰、胡适、牟宗三、傅斯年、王力，后有陈寅恪、陈序经、姜立夫等等于此，风发意气，著书立说，一大批西方文化经典在此译介。陈独秀在此阐发自由革命思想，鲁迅先生也曾在广州白云楼写作。各种各样报刊杂志也纷纷出现。广州得风气之先，几乎国外所有的新生事物都从广州登陆再传播到内地，新思想、新文化层出不穷，初步具有近代城市和近代文化的雏形，一时全国瞩目、风云激荡。而此时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由于政治中心被打破，政治高压，传统文化过于深厚以至顽固，与同样历史悠久、万象更新的广州所代表的近代文化相比，落后、迂钝以至文化力衰落了。

　　但是这种文化中心的机缘由于上海的迅速崛起也由于广州的固有之不足而失之交臂。

　　鸦片战争前，上海犹是黄浦江边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扼守长江口，背靠历来社会富庶、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在战争结束后，被辟为五口通商之一，1927年国民政府移都南京，进一步使附近的上海借政治、经济地缘优势成为具有辐射力的远东第一大都市。此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也从广州移往上海，蒋介石在此发迹，也在此叛变，中国共产党在此诞生，许多民主党派也在此活动，上海滩成为中外各种势力的角斗场。与此同时，改名为北平的北京，在清政府倒台后，依然依靠它深厚的历史积淀继续发挥着政治、文化的影响，一系列大学的创建，特别是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兼容并包，自由思想，网罗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如李大钊、陈独秀、梁漱溟、辜鸿铭、胡适等，思想激越，个性飞扬，并终于爆发了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清算传统、标榜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但由于北京的传统政治、文化力量实在是过于强大，“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很快转向了与之相隔不算太远、交通便利已渐显王者之气的上海,各种文化人士纷纷南下，上海遂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此时的上海能够成为文化中心一方面是政治控制相对较弱，一方面是由于它雄厚的近代经济的实力，以上海为中心江浙地区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外国资本最发达最集中的地区，再者，上海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城市，各色人等、各方文化于此激流碰撞，而租界也是许多具有不同背景、不同主张人士的“避难所”，又是外来文化的“移植地”,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很独特的现象。于是全国各路精英纷至沓来，陈独秀在此首创《新青年》，中山先生在此创办《建设》杂志。上海，是张爱玲的上海，也是茅盾、巴金、张天翼、穆时英的上海，是郭沫若、黎锦熙、林语堂、鲁迅的上海，也是邵询美、项美丽、徐志摩、赛珍珠的上海，是阮玲玉、胡蝶、田汉、聂耳的上海，也是“七君子”、郁达夫、柔石的上海。那个时候，上海是中国的文化城，①上海有各种的报纸杂志，有垄断了中国出版事业的商务、中华，以后的读书新知出版社。上海也是时尚的代名词，是摩登和进步的表现，是在全国范围唯一能够和“京派”文化分庭抗礼的“海派”文化渊薮。上海还是民主运动的中心，汇集着大批有着海外和专业背景的民主派人士，不同主义、不同思想交错其中。沪上济济，沪上优游，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也是中西文化最好的契合地。②

　　而此时的广州也只有看客的份。广州未能形成包括文化在内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地位，背靠中国传统经济中心江浙地区的上海的崛起、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的迁移等是外部原因。包括广州在内的整个华南历史上开发较晚，交通甚是不便，在文化、政治、经济上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和附庸地位，尽管与国外贸易的往来也带来新异的文化，但想突破封建社会的坚硬控制是不可能的。鸦片战争爆发于广州，从根本上讲那是一种贸易冲突所引发的也是为了贸易利益的战争，战争改变不了广州的边缘和附属地位，甚至把贸易中心的位置也丧失了。广州能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并不是由于它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矛盾的中心，恰恰是由于它的边缘地位，中央控制较弱，也是由于它受南洋社会影响较深，便于革命。当北伐战争结束、革命重心北移，广州所具有的特定的历史价值空间也很快压缩，经济中心无法达到，政治中心昙花一现，因而几十年间所形成的不怎么深厚的能代表国家和时代的文化气候也很快散去，重新回归区域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请政府垮台后，北京的军阀政府依然发挥着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而此时广东革命政府虽具现代性但在全国的影响力还是有限，当“五四”运动爆发并且由于政治高压不得不向外转移时，有两个选择：广州和上海，那时，京沪铁路已通，京沪相隔较近，中国留学的主要目的地已从欧美变为日本，上海成为欧美留学特别是留学日本和回国发展的文化精英所关注的中心，而北京到广州的铁路刚修到武汉，广州尚在遥远的不可知的南方。因而文化中心也随着“五四”运动的中心、政治革命中心移往上海。广州重新回归落寞。这是广州自己的硬伤。

　　广州还有自己的内伤。那就是广州整体上讲无论是社会氛围还是民风都是趋利务实，经世致用，注重实际的获取，商业味太浓，在历史上从来就对北方纯粹的形上学的思辨纯粹的学术研究不怎么感兴趣。广州在古代也一向是文化的不发达之地，文化根底不厚，交通艰险，不便同内地交流。这样的一个现实性很强的社会是不利于核心性文化比如说哲学或现实感不强的文化比如艺术的产生发展扎根的。这种社会状况尽管拥有国内难得有的先行一步的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它本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不算是根深蒂固，历史上也曾受南洋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影响，对外来文化也能够采取包容态度，但深层次的文化精神却无法生根发芽、发扬光大。即便拥有一些诸如黄遵宪、康有为似的先知先觉式的思想家或像洗星海式的卓越优秀的艺术家，但大都是单打独斗、浅尝辄止，要么后继乏人，要么最终远走他乡。即便有过像万木草堂、学海书院、格致书院、广雅书院、培正书院这些早期知名的教育机构，以后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知名高等学府，但是整个社会教育、文化基础不深厚，也没有乘机下大功夫去培育，基础研究不受重视，因而无法形成文化氤氲的大气候。最终广州的文化繁荣就像飞涨的潮水，只留下一些贝壳，便又急速地消遁无影。事实上，连鲁迅先生也感叹粤民太过实际，广州的空气太过商业味道，于此环境无法深思发幽，只住了不久便离开了。③其他慕名而来的诸多学者也有同感，相继散去。二十世纪前后，经济、文化、交通不发达的广州，未能成为在社会转型期对文化力有重大影响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的短暂获得实乃外力和时势所致，它的影响力也只能是有限和暂时的。尚待完善的以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分支为特征的“岭南文化”也只能有着区域性的影响（尽管岭南文化也具有融合中外文化的特征，但是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十分有限，并不具有产生新文化的机制，也缺乏历史性的视野和整体性的眼光），和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征的“京派”文化和以中西文化融合为特征的“海派”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广州短暂承担了近代社会开启和近代文化启蒙的历史功能，徐徐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