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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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鲁迅的《伤逝》 汉语114班潘浩川20号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这是一篇悲情小说。故事发生在“五四”年代，在那个黑暗社会里，恋爱和婚姻问题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当时的知识青年受到封建礼教的压迫，外人的冷眼，亲人的离弃，生活的种种困难与压迫，对这个新一代的稚嫩的爱情百般折磨。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们还是坚持不放弃的。两个知识青年抛弃旧习气，同居在一起，希望过上幸福和安宁的生活，可却不断遭受社会对他们的压迫，遭到社会的“歧视”。幸福的时光是短暂的，在现实面前，他们的生活变得困难，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没办法解决，迫于生活和社会的压迫，涓生开始对子君产生埋怨，两人产生了矛盾，变得冷漠，终于两个人分开了，各自走各自的路：子君回到了家人的身边，受着家人冰霜一般的冷眼，而涓生则为生计而四处奔波。涓生的事业慢慢有了发展，但仍然对与子君的分开感到很难受，在一次偶然拜访友人的时候，被告知子君的死讯，痛苦不已，陷入深深的自责，离开了那个曾经与子君住过的房子，走向远方„„ 涓生最后虽然也悔恨和悲哀了，但却只能换来子君永远的空虚，欢欣、爱、生活已经全都逝去了。这个时候，我想“人只有在失去时才感到存在的可贵”这句话便是真理了。爱情不能光是爱情，恋爱初始的轰轰烈烈，到现实面前如果就变得不堪一击，那么这样的爱情又怎么能算是美好。 “我就是我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便是如此，坚强而温柔，反叛而无谓，直到涓生因为生活和社会的双重矛盾放弃了她，子君的坚强外壳便瞬间崩塌。涓生与子君的爱情破灭，其实直接的原因是爱情与事业、自由的碰撞，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年代，爱情经不起太多的风吹雨打，何况是这样的一个稚嫩的新一代的爱情！个人的解放总是需要以社会的解放为基础，这是新一代知识青年的孤独与无助，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容易软弱和妥协，受到挫折之后容易消极和绝望，这也是鲁迅自己的孤独与无助。 浅谈<<伤逝>>爱情悲剧的原因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一部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的悲情小说，一曲荡气回肠的爱情悲歌，旨在批判走个性解放道路的脆弱性，向人们揭示了只有社会解放才能达到真正的个性解放。以“涓生手记”的形式，回顾从恋爱到感情破灭这一年的经历，从涓生和子君的相识、相爱、同居到感情破灭、子君的死亡。用涓生的切身感受来抒发他曾有的热烈的爱情，深切的悲痛和愿入地狱的悔恨。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社会自身的原因:黑暗社会的重压、封建礼教的束缚 涓生和子君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他们的思想带有时代的特色，所以他们的爱情悲剧也有时代的原因。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是五四时代知识青年的普遍呼声，然而在那种黑暗的生活中，“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只仅仅不过是一种幻想，他们所追求的爱情到最终是不可能不破灭的。 人是社会的产物，终其一生不过是在“社会”这个圈子里兜转、逃不开“社会”的桎梏。子君与涓生虽然在新思潮的背景下已经解放了思想，然而他们仍处于一个尚未解放的。超越社会半步的是天才，超越世界一步的却是疯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人类这个群体排异现象的又是特别悠久而顽固的，涓生和子君的所作所为自然只能得到社会的排斥与不认同。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几千年封建家庭的牢笼。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樊篱、制度的残酷性和反动性，奠定了他们当时所处时代社会的本质。封建礼教是绝对不容许有悖“常纲”的事物出现，爱情也不例外。在当时的婚姻一定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是社会所不容的，甚至连亲人、朋友的认可都得不到。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在世上一个小又小之的愿望，都不能得以现实。在当时那样的一个黑暗社会，注定了他们爱情的悲剧。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爱情都能拥有像童话故事般那样的结局。明白的人懂得放弃，真情的人懂得牺牲，幸福的人懂得超脱。 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是离不开社会解放的，这理论是评论家所公认的。但是，并不是在这样的社会下所有思想解放的情侣都不得善终，毕竟即使整体决定部分我们仍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我想说，社会因素只是他们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外因，但不应该是他们爱情悲剧的决定因素。 故事发生在“五四”年代，在那个黑暗社会里，恋爱和婚姻问题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他们感情的破灭似乎还可以归罪于社会解放的过程。那么现在呢？21世纪的爱情，创造在一个更进步更自由的时代，我们不会再经历涓生和子君那样的社会迫害，不必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苦恼，也无需为求生而像涓生那样“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 行，或奋身孤注”的决择。但是，我们今天的爱情，却因更加自由，一任的梦想还是重复着涓生的故事，一样的爱了，逃了，最后抛弃他们曾经深爱过的女人，任她们自生自灭...... 二、涓生和子君本身的性格弱点注定了他们爱情悲剧的一个必然原因 人们常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想来是经过了广大人民的验证的。马哲也告诉过我们，外因是重要条件，而到底内因才是决定条件。而“相爱容易相处难”似乎也成了子君与涓生爱情悲剧的真实写照。他们相爱是不容置疑的，冲破了立交的重重束缚与旁人厌恶鄙视的目光，那么艰难也要在一起，但是终究结局却也不过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说说子君，历来的评论都说子君是一个觉悟不高的女性，在获得幸福之后“眼光便只囿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 子君先开始,同居之前时非常勇敢，力争婚姻自主，不顾人们的一切非难，脱离了自己的家庭，大胆的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确实是不容易。我们就以脱离家庭来说，不仅有经济上的问题，而且还有感情上的问题，由此可看出，子君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是非常之坚决，但个性解放是不能离开社会的解而孤立的追求的，子君的悲剧就在于她原来的理想太狭小了。她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勇气，主要动力就是爱情。这个理想本身就决定了他的悲剧。就她的理想的最终目的来看，这个理想是达到了，和自己心爱的人组织一个小家庭，斗争告一段落，已经胜利了。但是恰是胜利的时候，正是她悲剧的开始。这正是鲁迅先生思想的深刻之处。子君原来是很苍白，同居以后，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润了，并且全心用于家庭的生活。她的目的很渺小，开始还能想家庭斗争，但到涓生失业了，无畏的子君变了色怯弱了，她就经不住打击了。子君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很勇敢，经历过斗争之后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的产生。她以为是奋斗的成果，实际恰恰是悲剧的开始，子君的形象在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代表性。 涓生和子君不同的一点在于，他开始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中没有子君那么勇敢，对社会压力有些畏难情绪，但是当家庭建立以后，他不像子君那样一下子解除了武装，他比子君现实一些，有更进一步的觉悟，对社会的残酷性有些了解，当不幸来临的时，多少有点精神准备，保持着一定的清醒，考虑过一些比及家庭更多的问题，他失业后比子君经得起打击，坚强。在家庭发生裂痕后，他想到“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他以为自己翅膀还未麻痹，没有失去非的能力，但究竟怎样非自己很茫然。他看到了人生要义，比子君只看到小家庭要广。但是究竟比子君清醒多少，看来也很有限，而无行动。他认为“人必须要真实”，不能虚伪，没有勇气讲真话的人，就不能开辟一条新生的道路。但是他对生活真实的第一步就是他要对子君说，“我已经不爱那你了”。涓生不愿意回忆过去两人的感情，而是子君借以维持生命最重要的一点。他也知道说不出不爱子君的话会发生很大的变故，但是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勇气说出真实的话，然而在那个社会里，说真话和说假话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这就正说明了当时，社会的虚伪性和残酷性。涓生对生活还有点勇气，想找一条道路奋斗一番，但是这条道路很渺茫，他既不能和子君携手而行，有不愿和子君一块死，只好独自走去。他没有真正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与压力，他把不幸归因于和子君的结合上，急于摆 脱而走自己的路，这正是他的悲剧。结尾涓生说，他得“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这里“遗忘”和“说谎”是反语，是对当时社会的控诉。涓生找路的力量就在于这种对现实社会的痛恨，而控诉则是他的第一步。在这里，我们看到子君的勇敢，涓生的正直、觉醒，同时也看到他们的软弱和目光短浅，他们认识上的局限性。 三、经济上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轻松自如的心态，他们的爱情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的需求排在首位，也是最基础的位置。一个人想在社会有一番建树，首先应该是解决生存问题，生存的问题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其他奋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第一，存在第一，人要吃饭，吃饭就要用钱，钱就是经济。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到能够为钱而卖掉。追求理想固然重要，但是一定要执着于现实，思考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 在涓生和子君生活的社会里，他们要生存最起码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爱情需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涓生和子君曾经有过很深的感情，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也是悄然凋落。在除了社会压逼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我虽然不敢说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是难以维持的，难道真的是：“有情可以饮水饱”吗？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 在经济困顿上,涓生和子君脱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子君没有工作，涓生先开始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工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当涓生失业时，经济来源断绝，子君的第一反应是: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轻松自如的心态也没有了，也忙于抄抄写写的生活.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肯定的。 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 爱情是浪漫的，但同样是物质的。没有了物质的爱情或早或晚会变成一种空洞的负担。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在没有物质做基石的情况下悄悄地改变。“子君的勇气都失掉了，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涓生开始“……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是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歌也透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 已经颓废的多……”只可惜他觉悟得太迟了。涓生送走了小狗阿随，也送走了子君，送走了他们的爱情，小狗阿随可以回来，而子君却永远的失去了…… 鲁迅先生曾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办法”。“梦是好的，但是钱是要紧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这样说，也许是对我们青年的一种告诫吧。他和许广平离开北京正是经济困顿的时候，他们相约“分头苦干两年，挣得足可以维持半年生活费的积累，以便不至于社会压迫来了，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他告诉我们，不要让爱情麻木了自己的思想，不要以为有了爱情就可以得到了一切，“肚子问题”同样要解决，否则，脚下的路便难走了很多。 四、涓生和子君两人在思想、文化、情趣上的不容与隔膜，也致使了他们的爱情悲剧 这一原因在作品中有充分的展示。恋爱时，他们在一起谈话，子君总是不能理解，只是微微点头；涓生指给她看墙上雪莱的半身像时，她却草草一看，便低下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涓生以为可笑的，子君却不觉好笑。于是爱情早早变成了只能“相对温习”，甚至于后来连“温习”也渐渐稀疏起来了。结婚后，涓生“渐渐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了解更深了，许多以前以为了解的，现在看来却是真的隔膜”。涓生喜欢花，可子君不喜欢，却养起了油鸡和叭儿狗；涓生喜欢看书，注重夫妻间的谈话，可子君终日醉心于家庭琐事，“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都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涓生被局里开除，心情比较平静，觉得是一种解脱，而子君却“变了脸色”，声音也“只是浮浮的”，显得较为软弱；涓生自信地草拟求职广告，子君却很“凄然”；涓生着手翻译文稿，需要安静，子君在屋里总是散乱着碗碟；涓生的思路不能中途打断，子君却每日“川流不息”地叫吃饭；涓生比较务实，子君却很虚荣；甚至在阿随和油鸡的问题上，子君和涓生也显得互不相融，以致最终逼使涓生不能“在家庭中安身”。涓生感觉到爱情的危机，知道“爱情必须时时更新”，他故意地与子君提起往事，提起文艺，“称扬娜拉的果决”，但子君“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还只是一个空虚”，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既不能“携手同行”，也不能“奋身孤注”，种种努力化为泡影，以致于最后“新的希望只有分离”。 鲁迅先生用了约四分之三的篇幅去描写和展示他们在思想、文化、情趣上的不容与隔膜。正是这种不容与隔膜，导致了爱情的消逝。诚然，社会的抛弃、涓生的失业、经济的困顿在这场悲剧中充当了帮凶的角色。但在这篇抒情味很浓的作品中，读者感受最深的并不是主人公对黑暗社会的控诉，而是涓生对男女之间隔膜的痛心以及由此引发的“说”与“不说”的困境。 五、两个人在一起仅仅靠相爱是不够的 涓生和子君他们爱得不够深吗？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的思想还那么传统，能未婚就生活在一起需要多么大的勇气，需要多么深厚的感情。忍受家人的离散，忍受邻居的白眼，忍受单位同事的歧视。甚至走在街上还要避开大家带刺的目光。他们经历了这么多，感情肯定是没有问题了，但是为什么还会分开呢？ 六、子君的盲目与冲动,造成了爱情伤逝的悲剧。 爱情的确需要相当的纯度,但是子君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女人首先要自我独立,并不是男人的依附品。爱情与工作应该成依附关系存在着,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子君盲目的与涓生同居,因此而丢了工作.对生活的重心把握的偏差,导致了悲剧的上演。而随后的子君也确实改变了自己,变得庸俗起来,这又是作为女人犯的又一大错误: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了,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女人要时时刻刻活得光鲜,永远富有魅力,这才是女人应有的追求。最后,当对方说不再爱你的时候,要及时悔悟，自己没有魅力了。像以前一样精心打造自己,而不是散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子君的悲剧不是社会的产物,是她自己没有把握好自己的人生,女人该怎样过自己的生活?这才是应该引起我们女性广泛注意的一点!怎样使子君的悲剧不再上演? 鲁迅先生说过，“女人幸福生活的最大敌人是无聊”。“没有房子，我让爱情住在哪里？没有车子，生活又如何运转？”生活的现实让大多女孩在选择对象时不得不把男方的物质基础放在首位，但从《伤逝》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如果过分依赖男人，那便会使自己走向脆弱……涓生和子君的爱情用现代化简单的词来概括，那就是由冲动的爱开始再由理智的现实来结束，如此看来，在今天这个社会似乎也无可厚非！ 《伤逝》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两个因爱而共同生活的男女，最终因共同生活而失去爱，为什么？《伤逝》是对现代都市人情感生活的一次深刻反省与心灵观照：当爱情的激烈褪去之后，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平淡如水的婚姻生活？当理想的烈焰一闪而过，我们又如何在现实的灰堆中保留它零星的光芒？ 对于《伤逝》我们应该值得借鉴的是，既不能像子君那样爱得失去了自我个性，也不能像涓生那样轻率地开始。没有足够的水，就不要走进罗布泊。既然两人决定了相爱，就应该相互扶持，共同进步，哪怕结局是一同灭亡，也要与爱同生。 七、视爱情为人生终极目标，是子君的悲剧也是女性永恒的悲剧伤逝 其实爱情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不能长厢厮守，错的是子君把爱情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无法承受失去。子君选择和涓生一起生活，她的压力在那个时代肯定比涓生大得多。在五四初期时代里，子君的执著，却给她带来无数鄙视的目光。“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种绝然的态度，已经注定她把爱情视为生命的全部的悲剧的开始。爱情是苦涩的，但苦涩中却蕴涵着永远的哲理：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人如果太执着于某种情感，往往会引起这种感情的变化。 《伤逝》读后感 ——余漫君 《伤逝》是涓生的手记，是涓生在子君死后深深的忏悔，涓生说道：“即使在孽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然而在我看来，涓生也仅仅是因着子君的死而忏悔，而悲伤，许下这般誓言；因着子君的死发现自己是自私的，因为自己的自私抛弃了子君，间接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若能重来一次，涓生许不会抛弃子君，但我坚信他们的故事依然会以悲剧结尾。因为时代的局限，封建的枷锁仍然存在，依然有一群“坚贞”的“卫道士”反对他们的结合；两个人的性格弱点仍然存在，必不会一朝一夕改变，依然无法契合，依然会滋生隔阂与不快；而他们的爱情依然需要面包作为基石，没有面包的爱情依旧是重重危机。 封建礼教仍然是那个时代最坚固最高耸难以逾越的墙，纵使主人公自己是“叛逆”的，追求自由的，不在乎封建礼教、纲常伦理，可是当身边大多数人都信奉纲常、崇拜礼教时，自己的心意还是那么坚定吗？众人皆道山中有老虎，而自己明知山中无虎也难免生出有虎的怀疑与忌惮，自己终究不会走上进山的路，就算不用为了生计而惆怅挣扎，爱情永远不能跳出那个时代的局限。《金粉世家》中内阁总理之子金燕西爱上清贫女子冷清秋，为了追求她买下她隔壁的房子，带她游山玩水，极尽浪漫。二人突破重重阻碍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也逃不开悲剧的结局，再浪漫的罗曼史最后也不过冷清秋轻声一叹“齐大非偶”，金冷二人的爱情一如子君与涓生，终究囚在了时代的牢笼里，门第之言，伦理之言，当身边的人以封建古板的教条为信仰时，涓生与子君终究无法不在乎，无法一味地坚持自我。 而性格的原因就算在自由平等的今天也是婚姻中很重要的因素，结婚寻找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的伴侣，更应该是一个灵魂的伴侣，性格不合拍必定会有摩擦，小摩擦会堆积成大矛盾，最终成为婚姻中无法修补的裂痕。涓生懦弱而自私、目光短浅，子君甘于平庸、软弱妥协。涓生爱子君的勇敢、新潮、独立，而子君的性格使她甘于平庸，褪去了勇敢独立，那么晚涓生的爱便无所依托了，而对于涓生而言，婚姻是两个人的经营，他的自私使这段婚姻必定不能长久。 《伤逝》中还写道：“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爱情必须是“物化”的爱情。人必须在解决了温饱之后再去追求精神上的幸福，无论爱情如何不可或缺，也比不上温饱重要。我又想到诗人朱湘的故事，朱湘与妻子十分恩爱，而朱湘微薄的稿费怎够养家糊口呢？妻子虽爱他却也心生怨怪，朱湘最终用仅剩的钱给妻子买了她最爱吃的糖和一张船票，妻子心中苦涩怨怪，故而对朱湘说“糖不甜”，是啊，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再美好的爱情又怎么会甜。朱湘乘上了离开的船，独立船舷，最终投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句话道尽了多少败给生活压力的爱情的悲哀呀，没有面包，谈爱未免奢侈。 子君与涓生的爱的幻灭是必然，环境使然，自身亦有不可逃脱的责任。他们的故事亦是那个时代无数对追求自由的青年男女的缩影。现下是自由平等的时代，生活的压力也渐小，如《伤逝》般悲哀的故事终是少了，我须得说一句：且行且珍惜吧。 一、解析： 《伤逝》选自鲁迅小说集《彷徨》，是鲁迅唯一的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五四”以后青年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伤逝》以独特角度，描写了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及其破灭过程。作者以一般作为追求目标的自主婚姻的完成的喜剧性结局，作为自己所揭示的一出社会悲剧的出发点。小说从正面着力刻画的不是黑暗势力的破坏和迫害，而是作品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本身的思想弱点。从涓生和子君冲破阻力争得了自主婚姻，婚后社会迫害的继续存在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到最后这自主婚姻的破灭的整个过程。深刻地指出了在黑暗社会里，恋爱和婚姻问题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的最终解决，不能仅靠着个性的解放。它只能是整个社会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品采取“涓生手记”的形式，回顾从恋爱到感情破灭的一年的经历，以小说主人公的切身感受来抒发他曾有的热烈的爱情，深切的悲痛和愿入地狱的悔恨，具有很浓的抒情性。小说的细节描写也颇具匠心，油鸡和阿随的命运同子君感情变化的呼应，收到了以小见大的效果。 相关思考： １.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和意义是什么？ 答：《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小说。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们所热烈追求的生活理想，也是当时文学创作的热门题材。当时的这类作品，大多致力于描写青年男女冲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斗争过程，并往往以自主婚姻的实现作为结局。但鲁迅的《伤逝》却以悲剧收场，而且不是一般的恋爱悲剧，而是自由恋爱成功后的婚恋悲剧。小说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在相爱的过程中，尽管遇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各种阻挠，但他们无所畏惧，毫不退缩，子君的态度尤其坚决。面对父亲和叔父的反对，她坚定地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权利！”正是靠这种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态度，他们终于冲破重重阻碍而结合，实现了婚姻自主的理想。 但涓生和子君婚后的“安宁和幸福”并未维持多久，他们的爱情悲剧恰恰发生在恋爱成功，婚姻自主之后不久。首先来临的打击是涓生被解聘。失去职业后，他们的生计成了问题。虽然他们尝试用其他方法“来开一条新路”，但都没有走通。这使他们的爱情生活蒙上了阴影。加上结婚后，子君以为追求的目标达到了，便日渐沉浸在小家庭琐碎的生活中，不再去上进了，变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的甚至有些庸俗的家庭主妇，甘愿做靠丈夫养活的附属品。实际上，子君尚未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停止了追求。软弱而自私的涓生在感受到婚后生活的平庸和生活的压迫时，只想着“救出自己”，并自欺欺人地把抛弃子君作为自己“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的第一步，结果是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而他自己也并未真的跨入新的生活，整日在悔恨与悲哀中消磨着生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的原因，既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黑暗势力的破坏与迫害，也与他们本身的弱点——如软弱、自私、目光短浅和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等有关。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意义在于，它启示人们：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中，单纯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幸福，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在为社会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个性的解放和个人婚恋的幸福。 ２.分析子君形象。 子君是一个受“五四”新思潮洗礼，但还没有完全脱尽旧思想影响的知识女性。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妇女个性解放的宣言，她以此为思想武器，为自己的恋爱婚姻自由而奋斗。她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对个性解放的要求非常强烈。子君为了在两性关系上求得“纯真热烈爱”，不顾族长们的“威严和冷眼”，也毫不畏惧周围的“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镇静地、大无畏地走她的路。子君的反封建精神，显示了“五四”时期中国妇女的初步觉醒。 子君的根本问题在于：她作为反抗的主要动力仅是爱情，这本身就决定了她的悲剧。她除了追求个人的爱情幸福之外，没有什么政治理想或社会抱负。她把家庭生活当做整个人生意义，整天忙碌于家务琐事，热心于养“小油鸡”“叭儿狗”，或者浪漫地回味过去爱情生活的乐趣。她与涓生同居以后，完全陶醉于平庸、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先前在会馆里与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的热烈气氛也全然消失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开了社会改革，妇女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是很难实现的。争取个性解放的子君终于未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子君走出封建家庭，走进了小家庭，在旧势力压迫下，又回到封建家庭，在无爱的人间抑郁而死。子君的悲剧表明：个性解放、个人奋斗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正确道路，应该别寻出路。 ３.分析《伤逝》的主要艺术特色。 答：大量的内心独白和深重的抒情性是《伤逝》的主要艺术特色。 在结构上采用第一人称手记的形式，以抒情主人公“我”的思想感情发展为主线，将人物、事件等连缀起来，极富感情色彩。在描写方法上不重外貌描写，而是采取多种形式，细腻逼真的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思想感情的变化，如心理描写、内心独白等。 在语言上大量采用反复、排比、比喻等诗歌常用的手法，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以倒叙的形式，回顾从恋爱到感情破灭的一年的经历，以主人公的切身感受来抒发他曾有的热烈的爱情，深切的悲痛和愿入地狱的悔恨，把主人公的感情发展脉络清楚地表现出来。 此外，小说的细节描写也颇具匠心，油鸡和阿随的命运同子君感情变化相呼应，收到了以小见大的效果。 4.简析《伤逝》的思想内涵。 《伤逝》是鲁迅惟一的爱情小说。它的思想内涵一方面在于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子君是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女性。她以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为自己的恋爱婚姻自由而奋斗，和涓生建立起小家庭。但是胜利的喜悦却是悲剧的起点。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封建势力的压迫。封建势力视青年自由恋爱为丧风败俗，涓生的失业加速了涓生和子君感情的分裂。但子君及所信奉的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性，也是造成悲剧的思想根源。子君追求的只是恋爱婚姻自由，奋斗目标的实现，就把狭窄的小天地当做整个世界，把小家庭生活当做整个人生意义。这样，人的性格也就必然变得庸俗空虚，胆怯虚弱，爱情也因此褪色，这说明，离开了社会改革，妇女追求个人自由幸福，是很难实现的。另一方面也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的探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涓生的性格悲剧说明首要的是要比较清醒地认识现实，去掉唤醒，才能在严酷的现实中站稳脚跟，不失去“现在”，才可能有未来。 二、《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它所讲述的是两个觉醒的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作为鲁迅的唯一爱情小说，却以涓生和子君他们爱情的破裂为结局，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但它的悲剧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以下的几方面首先，他们生活在那“万难破坏的铁屋子里”，整个社会的沉滞、腐朽不可能不毁灭这个爱情的绿洲。 封建礼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爱情，当然也不例外。涓生和子君只是希望获得婚姻自主和爱情上的自由，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小的愿望，但那些“仁义道德”却容不下他们的叛逆！他们需要的是奴隶！一个“忠诚”的奴隶！在那些“德高望重”的封建卫道士和“铁屋子”里面的“沉睡者”们，他们都不允许他们的“屋子”里出现叛逆者！ 在那间“铁屋子”里，人们永远地维护着他们认为是无法替代，无法逾越的礼教精神。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诸如节烈、孝道。“以不情为伦理，都是吃人”的东西，最低限度也是压制人的个性的东西。涓生和子君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自由的时候，便触动了“仁义道德”者们。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了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当然，他们是不会让那些“叛逆者”好过 的。于是，涓生和子君便生活在一个众人白眼的环境里。 涓生和子君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成功地同居了，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在他们自己看来，一切都是幸福的（最起码刚开始的时候是那样），但在那些封建卫道士的眼里，他们这些坏纲乱常的“激进分子”是不允许存在的！“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人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他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认同的“道德”。封建的伦理道德沉重地压在每一位生活在“铁屋子”里面的人们身上，他们一旦脱离了这些准则，在社会上就难以走动。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结合，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在社会里很难太得起头来。一不小心便要落个身败名裂，更有甚者连命都保不住。鲁迅的《离婚》中的主人公爱姑，可以说是鲁迅笔下最泼辣，最有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但回想一下，她是用什么来武装自己的呢？是因为自己家里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弟兄和家庭殷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1反过来说，爱姑的反抗，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在“仁义道德”的范围内，是道德所鼓励的，所允许的。所以，她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反抗。但封建的权威也深深地伤害着她，七大人的一声：“来~~兮”，就把她的气势给压住了，再也不敢找“小畜生”“老畜生”的晦气了。再看看祥林嫂，她有反抗，“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但是，同样，她也是为了维护封建传统的“守节”，虽然她第二次结婚得到了幸福，但她还是怕人家说起，为啥？因为她不“守节”了啊！祥林嫂因为没有守节而受苦，在祝福的声中默默地死去。与其说祥林嫂死于无爱的人间，倒不如说她是死于封建的礼教下，死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受苦于守节，她的唯一愿望就是好好地养活她的宝儿。就是退一步来说，假如单四嫂子没有守节，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又可以照顾自己两母子的男人，也许，她的宝儿就不要死掉，就不会那么盲目地相信何小仙的那“长长的指甲”。总的来说，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吃掉你的思想，你的灵魂！当然涓生和子君的“微不足道”的爱情更加不用说了。 封建思想数千年来，都在沉重地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压制着人的个性的发展。它不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你去发展。在那些“卫道士”的眼里，你一旦反抗了，那就是和他们为敌了。涓生的失业，说到底一句就是那些“卫道士”们在压制着涓生。“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赌友，一定要去添些谣言，设法报告的”，添什么谣言？那还不是说涓生和子君违背了封建伦理道德，没有经过双方家长的同意便同居了，那是大大的破坏社会风气的了！“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子君的叔叔连自己的侄女的不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子君是个不遵守“道德”的人。记得涓生和子君在找住所的时候，“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大半是被托词拒绝”。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人们是看不惯，也看不起那些自把自为的“叛逆者”的，他们的内心深处只有礼教这两个字，而没有爱情两个字！ 也许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得而复失的时候，子君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也不算是太大的悲剧，最多我们只是可惜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弱不禁风而已，也不会太大的悲伤。但是，在当时那样沉滞、腐朽的社会里，她只能：“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空虚。负着空虚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那是什么？那是吃人的社会啊，子君走了第一步，社会就不会让她有机会“改正”的了，既然子君违背了他们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那子君最后只有被逼迫走向那“没有墓碑的坟墓”了，这些是多么的可悲啊！即使你有更强的意志与斗志，到头来也会有给它吃掉的危险，想得到真正的自由，那只有推翻这个吃人的社会，推翻一切沉滞、腐朽的制度。 回顾鲁迅先生的爱情，可以说，也是深受封建思想的伤害。他在1906年奉了母亲的命，和朱安结婚，可以说，朱安是母亲送给鲁迅的一份礼物，一份他绝对不愿意收的礼物，因为他对朱安一点都不了解，一点感情都没有。但他为了不要伤害母亲，同时，也可以说为了保护 朱安女士的性命吧，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嫁出的女，泼出的水”，一旦嫁了出去，也就没有了退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果被休了回来，那就是一件天大的侮辱，也可以说生不如死了。鲁迅也想到了这点，所以只有苦苦地维持着这段不是爱情的婚姻。 可以说社会上的“流言似虎”吧，涓生和子君的同居引起多少人的白眼？引起多少的议论？“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就连自己的朋友也是一样，“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其实鲁迅先生又何曾不是呢，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了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尚且要里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社会不会给他们的爱情一个自由的空间，“恋爱是自由的”在他们那个社会里是不会出现的，那他们的爱情绿洲也就被破灭了。在那沉滞的社会里，他们想跨出一步是那么的困难，可以用许广平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社会上严厉的戴着道德的眼镜，专唱高调的人们，在爱之国里四不配领略的人们，或者嫉恨于某一桩事，某一方面的，对爱的他俩，也给予一番猛烈的袭击。” 其次，涓生和子君他们本身的性格弱点也注定了他们的爱情必定是一个悲剧。 他们两个人同居之后，他们的性格也随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生计断绝的困境中，涓生那自如的心情没有了，随即自己的自私、虚伪和卑怯的心理便膨胀起来。这样，他们的爱情也就在自己那膨胀的心理中慢慢地变质，慢慢地变淡，最后走向了破裂。 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他们都是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鼓励着，彼此依偎，准备逃脱这个沉滞的社会，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抛弃了世俗的眼光。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们的爱是甜蜜的，“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但是，涓生他本身的弱点，在社会和生活的压力下，慢慢地流露出来。 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教育儿子：“要记住，爱情首先意味着对你的爱侣的命运、前途承担责任……爱，首先意味着献给，把自己精神力量献给爱侣，为他（她）缔造幸福”3。爱情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但是，涓生他做到了吗？我想他没有做到，“……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咋一看，好象还挺有道理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看上去也是无可厚非的，也会赞同。但是，我们想想，他们所生活是怎样一个社会？是一个沉滞的“吃人”的社会。涓生那样做，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把子君往死里推的表现！一种虚伪的心态！他也知道子君一旦离开了他，回到她父母的家里，她一定会死于那“无爱的世界”。最后子君死于那无爱的世界里。涓生没有做到为爱侣奉献，更没有尽到对爱情应该负的责任，他想的只是他自己。说句不好听，是那种“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里，他离开了子君，实际上就是把子君送向死亡的尽头！ 伤逝》中，涓生他自己明明两次想到过，他离弃子君的结果，是子君的死。第一次，是他打算离开子君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并且立即忏悔、自责。第二次，是他决定说出他不再爱子君之前，“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然而，他仍然用了十分的决心，说了下面的一段话：“……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也许在他说：“人是不应该虚伪的”的时候，就是他最虚伪，最卑怯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切，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吗？子君真的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了”吗？其实他是知道的，“我也突然想到了她的死”，只是他不敢去面对而已！ 当然，我们不可以认为涓生就是一个坏人，他也沉痛地说出了自己悔恨：“那么，即使在孽 风怒吼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也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 在最初反抗家庭专制的斗争中，子君同样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坚决，她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响亮的个性解放呼声，但她以为争得“同居”的权利，就获得了一切，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旧思想的束缚使子君心甘情愿地成为捶着衣角生活的家庭主妇，“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4的思想牢牢地禁锢着她。一旦失去了涓生的爱，便无可奈何地退回父亲那里，独自负荷着虚空的爱的重担，走完人生的长途。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与“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深刻地反映出子君的转变，从原来那个勇敢和坚强的子君变得如此的软弱。一切都是因为她自身性格弱点和传统的思想在她的心中打下的深深的烙印。在她的眼中除了喂她的小油鸡和阿随之外，就是忙碌自己的家务，其他的事情都已经不再记得。随后渐渐陷入了小市民的争斗中，为了那小油鸡而和邻居吵开了，为了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这样的生活和传统的那些小市民有什么差别？人是会变的，如果停下自己的脚步，不再前进的话，那就变得消沉了很多，记得路遥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才可以活得更充实”，那的确不错，一个人要想活得充实，就要不断的完善自己，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有用的地方——不要像子君那样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无谓的小市民争斗中，那样只会磨灭自己的意志。 但是，子君毕竟是那个沉滞的社会中的一个觉醒者，她喊出了数千年来女性不敢喊出的声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点令所有的人都很受鼓舞。 虽然涓生和子君他们的性格都被传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他们到底是当时极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成员。 最后，经济上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轻松自如的心态，他们的爱情也就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级，生理的需要排在首位，也是最基础的位置。一个人想在社会有一番建树，首先应该是解决生存问题，生存的问题解决不了，还谈什么其他奋斗？在涓生和子君生活的社会里，他们要生存，最起码的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他们必须解决经济这个问题才有机会令爱情更加牢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虽然都有很深的感情（刚开始的时候）。但是，到最后他们那朵美丽的爱情花朵也是悄然凋落。在除了社会压逼和他们个人性格特点的缺陷之外，生活的困顿，使他们失去了斗志！我虽然不敢说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但是没有面包的爱情是难以维持的，难道真的是：“有情可以饮水饱”吗？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在经济困顿上，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当涓生被局里开除了的时候，子君的第一反映是：“无畏的子君也变了颜色”，涓生也只有忙碌在于那求生的道路上，以前的那些轻松心情没有了，他忙碌在那抄抄写写的工作中，由此也和子君产生了矛盾。涓生要一个安静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了生活上的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肯定的。伤逝 一个人要想战斗，首先你得不饿着肚子，“不至于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5，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他们再也没有时间“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记得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面说道：“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 从《伤逝》看妇女解放的虚妄性 摘要：《伤逝》是鲁迅唯一的一部反映爱情故事的小说。它叙述的是发生在新旧文化冲突年代的爱情故事，塑造了典型的时代女性的形象，反映了封建文化还是在社会上根深蒂固的情况。《伤逝》所描写的情况不是年代的缩影，它是一直都存在着的和我们一起活着的东西，鲁迅仿佛看到了中国人的本性。这篇文章将从《伤逝》出发去研究那个年代提出的妇女解放（主要是胡适等在“五四运动”时提出的“个性解放”）的虚妄性，并将其与毛泽东的妇女解放理论对比来具体说明。 关键词：鲁迅；《伤逝》；“个性解放”；毛泽东妇女解放理论； 引言：罗家伦说:“‘什么叫妇女解放?’就是因为世界上可怜的妇女,受了历史上社会上种种的束缚,变成了男人的附属品——奴隶——现在要打开这种束缚,使她们从‘附属品’的地位,变成‘人’的地位;使她们做人,做她们自己的人。”[1] 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问题：研究妇女的解放我们就要来看看封建社会的妇女的地位。尽管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胡适都意识到了妇女解放的重要性，但是不同解决方法带来不同结果，我们要理解毛泽东成功的原因就要去追根溯源去看看古代封建社会的妇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妇女地位的改变主要和儒家文化在中国成为主流文化有莫大的关系。直到今天我们还深受其影响，比如现在的道德准则、礼法。封建社会的妇女，可以说没有任何地位，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任人宰割。她们不但不能拥有和男子一样的社会地位，还要担负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封建中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将她们紧紧围住。如在封建社会中妇女没有婚姻的权利，都以买卖和包办婚姻，父母之命不可不从，丈夫死了只能守寡，担负着一辈子的屈辱。改嫁就是失节，在这个社会中她将永远都不能被他们所容纳，连作牛作马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们先看看古籍的有关说法,东汉女学者班昭著《女诫》七篇系统地阐扬男尊女卑的观念、夫为妻纲的道理及三从之道、四德之仪，从此男尊女卑观念深入全社会，广泛表现在观念形态及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妇女带来深重的压迫、歧视及无穷的痛苦，如“夫有再娶之义，妇夫二适之父，故曰夫者天也；”“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2]（也就是说让她睡在床下面，将织布用的瓦砖给她当玩具，（男子则是睡在床上，将卿大夫用的圭璋给他当玩具）并将生女之事斋告宗庙。睡在床下，表明女子应当卑下柔弱，时时以谦卑的态度待人；玩弄瓦砖，表明女子应当亲自劳作、不辞辛苦；斋告先祖，表明女子应当准备酒食，帮助夫君祭祀。）。我们可以看出，这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理论给妇女带来了多大的摧害，男尊女卑的思想决定了妇女在那样一个社会永远无法出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而《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就是在封建社会影响还存在的新旧文化冲突中生存的妇女形象。我们来看下子君身上的封建社会残留，“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3]子君的微笑就是古代社会女子应该的表现，而“不好意思”更是封建文化的残留。可见当时在“五四运动”后封建思想仍然残留，妇女解放要面临的仍然是2000年来的封建礼教。伤逝 “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最重要的人文精神之一。作为对中世纪封建神权的反叛,个性解放不仅催生了资产阶级意识并使之日臻成熟,而且引导着新兴资产阶级走向阶级的独立与自由。个性解放的核心是人本主义,是人作为一个自然人与生物人的确立,是人的独立意识的萌生与自我意识的苏醒,是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追求与实现,是人在整个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中个人地位的确认。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传播和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人本主义”等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冲击封建专制政治思想的潮流。然而,“个性解放”真正成为一个时代主题,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实事求是地说,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仍然处在专制统治之下。 鲁迅小说中的那个年代的妇女解放思想的核心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主要就是由胡适等新文化人士提出的，具体就是包括形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形体上，女性不应被视为玩物而加上种种缠足、束胸、穿耳等要求，这是女子解放的初步；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解放，要破除旧的压制妇女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女子不可为后嗣论、女子责在间内说和男友有别“防闲道德沦”。就是说“个性解放”在说明从妇女本身去解决妇女解放的问题。让妇女知道平等，自由等词的含义，从而解放妇女。我们可以从那个时代的许多新文化运动者的身上看到这样类似的话语，比如胡适的“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之女子”。他认为解决妇女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使人类社会添一倍的“人”，并不单是造就贤妻良母。他认为中国妇女都朝着“贤妻良母”方向发展，缺乏自由独立的思想，还不能说是完全独立的“人”；贤妻良母只是狭隘的家庭观，对推动社会的发展意义有限，社会的进步，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的权利，留美七年，胡适在美国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他与不少人格独立又极有思想的女性朋友的交往，使他在“如何对待女人”这个问题上，有了更开阔的认识。新文化人注意到妇女问题的并非胡适一人，李大钊、鲁迅、陶孟和都是胡适“同一战壕的战友”，但李大钊谈的只是节烈问题，鲁迅谈的只是女子参政的问题，陶孟和则着重从社会问题的角度讨论妇女问题，只有胡适是从人的解放、“个性解放”这一最为普遍的意义上讨论女子问题，是与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精神、人文精神最协调的一种立场。如果说，前者关注的是妇女当下的处境，并致力解救处于困境中的妇女，那么胡适的妇女解放论除了立足于当下解放，还展望了未来，放眼于妇女自立、自强的新人格的建成，为困境中的中国女子指出了一条解放之路。 李大钊曾经看到过中国的现状:“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封建伦理道德“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而“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就是要革除这种束缚个性发展、抑制自主人格的封建礼教,“社会上种种解放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夫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他还说:“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大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认为文明人的标准就是“务使环境听命于我,不使我听命于环境”。并断言:“人类的二分之一,女性的身心被摧残、才智受压抑、人格被剥夺的社会,是畸形的、‘半身不遂’的社会。”、“没有妇女平权的社会,就将是一个‘半身不遂’的社会。我很盼望不要因为世界上有我们中国,就让这新世纪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文明。” [4] “个性解放”强调的是妇女自己主动地加入社会事件去努力实现自己解放自己。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的原因及这个观点的局限性，“个性解放”没能够实现。 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我们将把子君结合实际去详述，对比得出具体原因。由于妇女解放的成功必须要谈到毛泽东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经过实践证明，毛泽东的理论是正确的。所以下面把毛泽东的妇女解放和“五四”妇女解放理论（“个性解放”）对比，找出“五四”妇女解放理论的不足之处。 1、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 这是妇女解放不能成功的最大原因。妇女解放不是社会解放，单纯的妇女解放不能实现，也不会长久。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长沙青年女子赵五贞被父母强迫出嫁，反抗无效，在迎亲花轿中用剃头刀割破喉管自杀。此事发生后，毛泽东在１２天半内连续发表９篇文章，指出婚姻问题是个社会问题，赵五贞之死根源于社会，并号召人们向吃人的旧社会发动进攻。这里，赵的死说明她追求的是解放，但是也恰恰说明了旧社会的可怕。如果不能完成旧社会的改造，一切的解放都是空谈，都是不稳定的。实现阶级解放和社会发展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妇女运动必须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 毛泽东指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解放。”妇女解放运动是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5]伤逝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解除了妇女深受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使得妇女和男子一样，获得了历史性的解放。实践证明了妇女解放没了社会解放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 2、妇女经济独立 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子君是完全没有经济独立能力的，或许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感觉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可是放在当时就是那么正常。没有经济独立的妇女谈何解放？经济不能独立就意味着不能独立生存，这是妇女解放的实际问题。尽管在“个性解放”中也提到了经济独立的问题，可是经济独立不是空谈可以解决的。首先，我们知道男子的劳动能力是大于女子的，这让男子在进行社会生产的时候会比女子占有优势，而且，在那个年代适合女子的工作很少。 就这样去谈女子经济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且不说工厂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抉择，就是工资公平的问题都可能得不到保障。所以，必须要使用某些手段去为女子经济独立做铺垫。比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立了妇联等组织，并颁布了相应的法律，这样国家就从基本上肯定了妇女的地位，为她们的经济独立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经济独立还有个方面就是让妇女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国家建设，从相夫教子中解脱出来，只有真正接触到这些工作才能开阔视野，才能从实际解决经济独立问题。妇女解放中国妇女与西方妇女的不同之一，在于西方妇女是在完成了由封建家庭向产业工人的转化之后，也就是在实现了与近代大工业的结合之后，才走向求平等的道路的。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妇女的大多数，仍生活在闭塞的农村，置身家庭四壁，为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所包围。因此，对中国妇女来讲，实现由国家奴隶向生产主人的转化，乃是男女平等的客观要求。因此，引导妇女走出家门，实现妇女与社会生产资料的结合，便成为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所以我国的妇女必须真正加入社会大生产中才能实现解放的目标。 说到这，我想你也注意到了。无论是妇女思想解放还是经济解放都没有脱离革命——去摆脱旧社会。可以说不能颠覆封建社会的阴影，就无法实现妇女解放。所以谈及妇女解放就要先解决基础的条件，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解放。仅仅去谈“个性解放”是不可能有成果的，没有先决条件的铺垫，所成的都是海市蜃楼。 3、妇女社会地位 在此，我就谈谈毛泽东在这方面是如何做的。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毛泽东这样说“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6]所以毛泽东一开始就肯定妇女的地位。然后在具体的社会组织上，毛泽东带头建立了妇联。并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国家建设。1956年10月，毛泽东在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曾指出“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是少数„„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同志占20%。他认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提出“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坏处。”在毛泽东以及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中国妇女运动曾实现了50年代县县都有女县长，乡乡都有女乡长的发展目标，促成了50年代妇女政治参与的高潮。妇女参与之深之广都使西方妇女羡慕。[7]毛泽东历来十分注意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妇女的权益，在他主政期间，从土地法、婚姻法、劳动法、选举法到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女子与男子均有平等的权利。于是，在全国政协等重要的国家机构都出现了我们广大妇女的身影。 而“个性解放”不会接触到这些。若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和认知程度都足以担任政府机构人员，但是没有相应的政策、文件、法规保护妇女的参政，妇女又如何实现平等呢? 总结：“个性解放”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说社会条件的不稳定性，而是在于整个社会没有解放，矗立在其上的各种解放的目标都没有实现的可能，即使短期出现了一定的成果也只能说是昙花一现不会长久的。毛泽东的理论取得成功是其进行了彻底的革命，将旧社会推翻，建立了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妇女有了能解放的条件，再加上毛泽东对于妇女解放工作的重视，所以妇女解放得以实现。不过，就现实社会的情况看，国民的思想中关于儒家妇女思想的成分还是存在的。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真的能实现中华另一半天的完全解放。 我们不能说某种思想的正确与否，只能看到和实际社会情况结合的某种理论的诞生，“个性解放”思想在没有毛泽东这个革命者出现的时候也是能改善女性社会地位的比较好的方法。好的思想总是在各种思想出现冲撞的时候体现出来的，不得不说，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和“个性解放”结合真正将中国妇女解放。 [1]《妇女解放新潮》罗家伦 [2]《女诫》班昭 [3]《伤逝》鲁迅 [4]《李大钊选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59 [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毛泽东主席论妇女》 [7]《论毛泽东妇女观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黄菊；2011 浅谈《伤逝》 文2011级1班1101020155张利芬 摘要：《伤逝》是鲁迅先生惟一一部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说，写于1925年，完成后并没有在当时的报刊上公开发表，而是直接收录在小说集《彷徨》里。《伤逝》的创作是受易卜生的“问题小说”的影响，结合当时个性解放的时代思潮和鲁迅本人坎坷的婚恋经历而以手记的形式创作的，深情地描写了自由恋爱的涓生和子君在种种压力下的悲惨结局。对《伤逝》的解读就意味着对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思考，本文也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分别从文本概括、对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探讨、人物形象分析、主题探究四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伤逝》。 关键词：《伤逝》文本爱情悲剧人物主题 写于1925年的《伤逝》是鲁迅先生惟一一部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说。小说以男主人公手记的形式展现了涓生和子君两人美好而又凄婉的爱情故事。对《伤逝》的解读过程其实就是对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思考的过程，阅读《伤逝》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解读。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解读。 一、文本概括 解读任何一篇文章都要从题目、作者开始入手，这是解读文章的第一步。题目《伤逝》是什么意思？鲁迅在写作《伤逝》这段时间发生了些什么，有怎样的情感体验？这是我们解读《伤逝》的出发点。“伤逝”到底是什么意思？读了文章过后能得出最浅显的答案：伤子君的去世；伤“我”和子君爱情的消逝。再对文章一仔细思考，还能看出有一层：“虚空”对于自我、对于生命意义的消逝。解读文本必须要熟悉文本。在自由恋爱还不被允许的时代，“我”和子君勇敢的选择了在一起，“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子君的宣言，是那么振聋发聩，连“我”也震惊了，“我”甚至觉得中国女性是有希望的。可当同居以后真正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和灵魂，对她更加了解的时候，“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子君整日地操持家务，不再看书，人也邋遢起来，手也粗糙起来，生活的困苦和思想的差距渐渐冲淡了爱情的幸福。“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我极力地想要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可子君却只学到了官太太的习气，她整日地功业只是“吃饭”。在漫无天日的“虚空”的威逼下，“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了子君，“我”对她说了真实—我不爱她了。“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可等待子君的却是死，而“我”却也只有在悔恨和悲哀中、在孤独与空虚中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这样凄婉的爱情故事不禁使我们掩卷深思，是什么导致了她们的爱情悲剧？① 二、对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探讨 《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凄婉的爱情故事让人惋惜，对伤逝的解读过程也是探索两人爱情悲剧的过程。很明显，两人最终悲剧的爱情结局是由外在和内在两①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10—131. 种原因造成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两人的结合方式注定得不到认可；两人结合之后拮据、困顿的生活状况消磨了两人爱情的甜蜜；两个人因为种种生活琐事，爱情得不到更新，随之思想越来越远而最终不得不分开。外在和内在的原因共同导致了两人的爱情悲剧，而且两种原因相互交织、缠绕，外在的压力始终压迫着他们，他们极力挣脱却怎么也挣脱不掉，外在的压力使他们内心更加煎熬，越煎熬的内心越感觉到外在的强大。涓生一个人在会馆时，虽然时常被寂静和空虚袭击，但常常是含着期待的：期待子君的到来。涓生是爱子君的。破屋里充满了涓生的语声，谈家庭专制、男女平等、打破旧习惯，谈泰戈尔、雪莱„„子君总是微笑点头，两眼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子君也是崇拜涓生爱涓生的。两人因为相互爱所以勇敢的“打破”了旧习惯而结合，爱情的力量能使他们勇敢战胜一切。可世俗的不理解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他们的勇敢对那些轻蔑、嘲笑、冷眼都可以不屑一顾，但他们的日子总是困顿，越来越困顿„„经济的压力是他们不可以改变的，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涓生想要走出一条新路，而子君却只知道“捶着他的衣角”。子君已经没有以前温婉和顺了，她每天的功业只是吃饭而不再看书，还习得了官太太的一些习惯，还经常给涓生冰冷的神情„„涓生只想逃离。两人的隔膜是真正存在的隔膜了。他们的爱情是被贫穷打败的吗？这样看来肯定是的，但也不全是，贫穷仅仅只是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他们两个人就算没有经济的压力也不可能走得太久。子君因为爱或者只是因为崇拜（对于涓生的谈话，她总是微笑点头，从来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始终扮演着“接受者”的角色），勇敢地选择了与家人的决裂，对于子君这样的一个“传统”（没有独立生存能力，更没有独立生存的思想）女性来说，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她只有涓生，涓生就是她生活的全部。而涓生呢？涓生是和朋友决裂，和子君与家人的决裂相比，涓生很明显是有后路的。再者，子君是因为涓生的启蒙才会有这样进步的思想，可在一起后，涓生再也没有过启蒙，他看到的只是他对子君的失望。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平等，且思想境界从来都没有达到同一个高度，又怎么能长久呢？ 三、人物形象分析 文中除了涓生和子君，还有子君的叔子、老小东西、官太太、局里等一些人物，他们都与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处于对立面，涓生和子君是被他们孤立的存在。本文由于篇幅原因只探究涓生和子君两人的人物形象。涓生和子君两人凄婉的悲剧爱情有着他们两人内在的原因，这与他们个人的性格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子君是一个怎样的女性？首先，子君不畏世俗的压力，敢于和家人决裂而勇敢地追求自由爱情，她无疑是有着进步思想的新女性。“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彻底的思想简直比涓生还透彻、坚定。可继续往下读文本，就会疑惑—子君真的是一位思想解放了的新女性吗？两人同居之后不久，涓生为何想逃离那样的生活呢？壁上的雪莱的半身像，子君却不好意思看；子君为了爱情敢于勇敢和涓生同居，但她却从来都没有独立生存的思想，她始终只想靠涓生来养活；困顿的生活使她有怨言，但却从来不和涓生沟通—隐忍；她对涓生冷漠，但当涓生以超过她的程度来回应时，她又温和了；她给小狗取名为“阿随”—还脱不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女性观念„„子君总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吧。这样看来，子君只有开始是勇敢的，是在涓生的启蒙下变得勇敢起来的，当涓生停止了对她的启蒙，她的思想也就停顿了—她仍然只是一个旧女性。涓生又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无疑，涓生是令人讨厌的，他给了子君希望，但在生存的压力 下又狠心的将子君抛弃，他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了子君，致使子君的生命的逝去。因为他的启蒙，子君才变得勇敢起来，但他又停止了他的启蒙，反而还希望子君一直朝着他理想的样子发展。在生存的压力下，他只想到了自己要开辟出一条新路，这个时候的子君对于他竟然反而是一种负担，他只想要自己独立地高飞。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他对子君只有嫌弃，只想摆脱。他可以去图书馆避寒，可他想过子君吗？一个人在冰冷的屋子里，心内也感受不到一丝温暖，子君又将感受到怎样的寒冷。子君为了爱情一无所有，但涓生却将他推向了绝望的境地。子君被叔子带走时，竟把剩下的所有一切都还留给了他„„涓生是真爱着子君吗？与其说他爱子君，不如说他是爱自己。在寂静、空虚的会馆里，只有子君来帮他驱散空虚，还因为接受了他的启蒙理论变得勇敢，他也被震惊到了，可当在生活的困顿下，“我觉得我对子君的爱是盲目的”，子君只是他的负担。假如子君依然活着，涓生有没有如此的悔恨则又该另当别论了。 四、主题探究 小说中多次出现了“虚空”一词，从小说开头到小说结束，“虚空”始终在频繁地出现，涓生始终都感受到无尽的“虚空”，虽然曾短暂地被子君驱散。在李怡与郑家建先生主编的《鲁迅研究》中说“不是爱情驱逐了虚空，而是虚空驱逐了爱情，甚至爱情也成了虚空的一部分。”②《伤逝》不仅仅是在写爱情，涓生作为一个启蒙者而总是感到虚空肯定是有原因的，在爱情之前虚空，可同居之后反而更虚空„„这是启蒙者对生命对生存的切实感悟。小说的叙述方式以手记的形式来展开，主观情感更加浓烈，也更加感人肺腑。上文已经说过，解读文章最先应该从题目、作者开始入手，作者和叙述者涓生肯定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写于1925年，这时候的鲁迅和许广平还没有生活多久，许广平也是不顾一切的选择了和鲁迅一起生活„„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正是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写照，这也正是鲁迅对自己的爱情的思考。《伤逝》是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作品，这一时期鲁迅思想的苦闷、彷徨在小说中也可以看出，“虚空”始终笼罩在周围，对“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现状的彷徨。 《伤逝》所想要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本文所提到的这么浅显，《伤逝》绝不仅仅只是写爱情，除了对爱情本身的思考外，觉醒者的空虚证明了只是个性解放是远远不够的—只能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社会解放才能够真正的不“虚空”。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10—131. 2：李怡，郑家健.鲁迅研究（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7：139-141.②李怡，郑家健.鲁迅研究（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7：139-141.
赵彦甫
【内容摘要】
鲁迅对待愚弱者的态度是倾向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中，对单四嫂子和祥林嫂，鲁迅的批判锋芒却不见于她们，则完全是“哀其不幸”。本文意在剖析这种现象的成因之一——“寡母抚孤”和鲁迅创作心态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寡母 孤子 同情
人物形象是文学文本的核心层面，它无论在文学创作或文学作品的研究中，都是至关紧要的问题。中国现代小说的发韧之作是鲁迅的《阿Q正传》。《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本小说集所包括的小说并不多，然而鲁迅这个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却创造了如此众多、如此出色的人物，像阿Q、祥林嫂、魏连殳……丰满而复杂。其中，《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和《祝福》中祥林嫂都是失去了丈夫和儿子，饱尝了人世辛酸的寡妇。寡妇是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是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迷信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鲁迅对这群善良但却被封建社会戕害的羔羊倾注了全身心的同情和怜悯。鲁迅通过对她们的悲剧的描写，向吃人的封建旧社会提出了血泪的控诉和愤怒的抗议。他一直为愚弱者呐喊，为被害者鸣不平。然而，愚弱者自身的劣根性往往也是导致其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不过，鲁迅对待不同的愚弱者的感情基调是不同的：对待阿Q鲁迅倾向于“怒其不争”，而对待单四嫂子和祥林嫂这些命运凄苦的寡妇却几乎完全是“哀其不幸”。批判之锋芒不见于这些寡妇身上。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本文意在剖析这一现象的成因之一——“寡母抚孤”和鲁迅创作心态之间的关系。
“守节”与“失节”的二难选择
在中国封建社会，女人一旦失去了丈夫便面临“节”的选择。然而，这种选择的本身是痛苦的，都是通向不归之路的。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推崇“节烈”，“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界定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论是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受议论”。①这是寡妇选择“节烈”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一个寡妇在一个宣扬“以贞励天下”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社会里能够为世人认可的一条道路。但是，这些“守节”者所承受的精神苦役却是沉重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她们必须自我压抑甚至扼杀自已的性爱要求，必须永远避开和舍弃来自异性的爱。然而，不节烈者虽然逃脱了失去性爱的寂寞和悲哀，但却终究不为世人所容，永远生活在当时社会的批判和压迫之中。这正是她们的悲剧所在。
单四嫂子和祥林嫂就是“守节”与“被迫”“失节”的典型代表，然而她们并没有因为道路选择的不同而改变悲剧的命运。
单四嫂子生前守了寡，为了生存，只能靠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他三岁的儿子，只能在深更半夜就开始张罗明天的生活。然而，艰难与困苦并未让在饿死边缘挣扎的单四嫂子对生活失去信心，她反而觉得“寸都有点意思”②。这是让我们颇感奇怪的，为什么呢？原来皆因自己三岁的儿子——宝儿。她对丈夫的死虽然很伤心，但并未彻底绝望，因为她还有儿子——她的希望。丈夫死后，宝儿俨然代替了其父在其母心中的位置，所有的寄托，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宝儿身上。宝儿已从仅是她的儿子变成了她的“丈夫”，她活着的意义，她的“明天”。
然而，不幸又再次降临到这个本已经很不幸的女人身上。她是一个粗笨女人，无法接受“宝儿确乎死了”的残酷现实，更无法接受没有宝儿的“明天”，“‘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钱，——我都有给你’”。③“明天”绝无宝儿与她共同度过，馄饨打了水漂，所有的期冀只能在梦中追寻。
然而，单四嫂子仍须活着，前面的路还很长。“夫在从夫，夫死从子”子死又从谁呢？真是欲做奴隶却无主子，悲哉！单四嫂子感到静和空，更感到困惑，或许至死都无法明白等待她的“明天”意味着什么？
另一方面，与那个社会相伴而生的无赖红鼻子老拱与蓝皮阿五早就瞄准了这个寡妇。他们在咸亨酒店一边喝酒，一边窥视着隔壁孤儿寡母的动静，唯恐宝儿不死。困为一旦单四嫂子失去了宝儿这个“明天”，他们就可以趁机猛扑过去。他们这样肆无忌惮皆因“社会公意，向来以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④可想而知，当这些“狗”扑向单四嫂子时，单四嫂子能做的莫过于自戕，别无他途。
此外，“好心”邻人王九妈和庸医何小仙也是断送单四嫂子“明天”的罪恶之源。“好心”的王九妈和“乐于助人”的众邻居，是被社会驯服的一群冷血动物。王九妈在操办宝儿的丧事时，竟如此熟练，如此地程式化，对她来说宝儿纯粹是一个小尸体，冷酷之极真是令人咋舌。当人们七手八脚地盖上棺盖时，单四嫂子的那颗早已痛苦不堪的心也被七手八脚扯得粉碎。可以这样说，在这样一个阴森的社会里，单四嫂子即使不死在自戕的绳索上，也会被扼杀在封建礼教桎梏的氛围中。由是观之，单四嫂子的“明天”非“节妇”即“烈妇”。
单四嫂子孤身一人在“太静、太大、太空”的屋子里煎熬着自己的心，在冷漠、无情、麻木、侮辱中等待一个毫无着落的“梦”，是一个完全的“节妇”形象。这与祥林嫂不同，祥林嫂本也可以“节”下去，然而被婆婆逼卖到深山后，她的命运就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她不得不面对封建社会中族权、夫权、神权的挑战。
祥林嫂是个没有受到新思潮影响的普通的劳动妇女，因此，她不可能像子君那样，常和涓生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⑤她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只可能取法于流传在社会上的那些圣人之徒宣扬的封建伦理。在婚姻问题上，她任人摆布，她和小她十岁的祥林的结合最多像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中所说的那样：“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这就决定了她从出嫁的那一刻起，就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引入了一个悲惨的境地。太夫死后，她逐渐觉察了婆婆的心思，于是“飞”逃到鲁镇。虽然帮佣的生活较艰苦，较劳累，但“她极满足，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⑥然而，那只象征着夫权威严的“白篷船”终于驶进了鲁镇。祥林嫂自食其力的梦破灭了，害怕被卖“失节”却终不能逃脱这一可悲的宿命。她被当做一件毫无生命的物品被“捆”、被“塞”、被“卖”。虽然，她在“节烈”的鞭子下曾经“撞”过，然而她还是“依”了。可是，第二个丈夫又死于伤寒，儿子又被狼叼去，“大伯来收屋，又赶她”，族权把她逼进了死胡同。祥林嫂先前能立足深山，皆因死去的丈夫和儿子，因为他们在宗族祠堂里有发言权。一旦这些人不存在，她的存在也就受到了威胁。她被迫再次来到鲁镇。可是刚刚摆脱族权和夫权的她又掉进了神权的深渊。
几千年来，玉皇阎罗、城隍土地等构成的鬼神系统一直主宰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玉皇大帝是至高无上的，掌握着我们凡人的生死祸福。因此，与之相伴而生的各类关于人世之外的传说，就成为普通劳动人民行为的准则。
因此，当柳妈诡秘地告诉她，“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了开，分给他们”，⑦她立即害怕起来。在深山野林之中，人们脑海中的封建礼教的观念非常淡薄，祥林嫂从未听到过被锯的事，但是她一旦听到就会恐惧害怕得不得了。为了避免被“锯开”，她用自己一年的工钱捐了一个门槛，以求赎罪。她以为只要这样做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毕竟只是刀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自我解脱。鲁四老爷一家是信奉程朱理学的，因此他们仍然歧视她，仍然禁止她参加一切有关“祝福”的活动。“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⑧就给了她致命的一击，毁灭了她生存的最后一线希望。
一生受尽压迫与侮辱的祥林嫂面对冷酷的世界，向“我”提出了她的关于“命运”的问题之后，在年终的祝福声中带着恐惧和不安倒在冰冷的雪地上，这位命运多舛，辗转哀鸣的“失节”者死去了。
由是观之，寡妇，无论你选择“守节”还是被迫“失节”都将与悲剧相伴。因为，她们已经丧失了选择幸福生活方式的权利。对此，鲁迅先生始终关注之，并寄予深深的同情。
同情与批判的较量
同情和怜悯弱者是人类的天性。鲁迅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最底层劳动妇女的关注和同情是站在另一个高度审视其命运后作出的“哀其不幸”。
在《明天》中，鲁迅五次提到“单四嫂子是个粗笨女人”，但又多次用不笨的事实加以说明。例如“他虽然是粗笨女人，心里却有决断”，⑨“他虽是粗笨女人，却知道何家与济世老店与自己的家，正是一个三角点，自然是买了药回去便宜了”⑩等。在“却”字引导的转折关系中，鲁迅先生表达了自己的哀痛与愤激之情。在《明天》中，鲁迅先生从未把批判之矛投向单四嫂子，更多时候他只抨击那个黑暗的社会和冰冷的世界。
在《祝福》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同样的“哀其不幸”的感情基调。例如，鲁迅通过对祥林嫂肖像的描写来揭示其所受苦难和迫害的逐步加深。当祥林嫂初次来到鲁镇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三十六七，脸色青黄，但脸颊却还是红的”。⑾这是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劳动妇女形象，虽然“脸色青黄”有点憔悴，但毕竟还充满生活的张力，有求生的欲望。但是，第二次：“两颊已消失尽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着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的那样的精神了”。⑿这时的祥林嫂已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坎坷和生活的沉重打击，生命已无“活着”之外的其它需要，仅维持“活”这一形式。从这次肖像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作客观性的描写时怜悯之情已经深深蕴蓄于字里行间。第三次，“五年前的花白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⒀这是祥林嫂行将死亡的形象，和前两次相比，她不仅失去了求生的本能，而且毫无任何表情，是一个精神完全崩溃的木偶人，生命行将淡出她的躯体。鲁迅通过对祥林嫂一生三种不同生存状态的描写，控诉了冷漠、严酷的黑暗社会对一个普通生命的迫害、蹂躏，谴责了封建宗法制度对一个普通生命的吞噬和绞杀。鲁迅把他那颗怜悯之心放在了他的行文之中，用饱蘸着同情的笔调写下了他对封建劳动妇女，特别是对寡妇悲惨命运的关注。
这种“哀其不幸”的笔调在《明天》和《祝福》中运用得相当广泛，这与他赋予其他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怒其不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鲁迅先生总是以他深邃的思想、卓越的艺术才华，站在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对他的主人公进行无情的批判。他首先把这个主人公作为他批判的对象，然后才给予理性的同情。例如，鲁迅对愚弱国民性的代表人物阿Q的描写就是以鲁迅的思想来结构全文的，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及其本身在鲁迅看来首先是可笑的，然后才是可悲的，最后才是可以同情的。这正像鲁迅所说的“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除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⒁鲁迅首先认为其是可讽刺的对像，然后才觉得不是奴才，又似奴才，不是老爷，又一脑袋老爷意识的阿Q是可悲的。因此，我们认为鲁迅对阿Q的同情始终是理性的，对阿Q的批判是绝对的。此外如遭科举制度戕害的孔乙已，受个性解放思潮影响的子君，“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和一切”⒂的魏连殳等，无论他们的命运多么的悲惨，鲁迅总是不忘对其进行理性的批判。鲁迅首先批判他们自身的弱点，然后才同情他们。可是，在这两为什么其他形象鲁迅先生可以“毫无顾忌”地扛起批判的大旗，极尽理性的光彩，而于寡妇却如此的心软，让感情凌驾于理性之上呢？难道仅仅因为寡妇所受的苦难太重，鲁迅不忍心批判吗？
“寡母抚孤”淡化了“批判锋芒”
要弄清楚鲁迅创作时的心理根源问题，我们就必须考察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母抚孤”现象。这是一种比较典型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和孟子就属于“寡母”抚养的孤子。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孟母的颂扬无疑给许多寡妇以心理的暗示——“抚孤”是最好的出路。这种现象除了受到“夫死从子”思想的约束外，如孔孟一样有所作为的孤子对寡母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补偿作用，因为儿子是自己生命生活的延续（莎士比亚语）。这样经过长期的延续，“抚孤生活”自然也就成了寡妇们首选的有指望的生活方式。
“寡母抚孤”的典型意义就在于：这种现象中的“寡母”一般都具备了完整东方女性的优秀品格即：善良、温柔、开明、勤俭、能吃苦、有忍耐精神。但是，她们又受到传统封建文化的深刻影响，谨遵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她们在教育儿子时往往把“孝”放在首位，因为这是她们明天的希望。鲁迅先生的母亲就鲁瑞属于“寡母抚孤”中的“寡母”。
虽然鲁迅先生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洗礼，在理智上承认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但在感情上他始终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同鲁迅一样属于寡母抚养的孤子胡适就说过：“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⒃他们虽然较早地接受了新思想，但在个人婚姻、人生道路等种种重大选择方面却都服从了母亲的安排。
然而，为什么像鲁迅、胡适那样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礼教意识的思想家会在个人婚姻生活中屈从于封建礼教，接受母亲送给的“礼物”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是“寡母”抚养的“孤子”。“孤子”长大后，在心理上他们始终无法摆脱母亲给予他们的教导和影响，在客观上就会对母亲产生一种超越任何其它感情的情感，这里不但有孝顺、孝道，还有服从家长、恩图相报等复杂的社会、人伦、人性因素。这种情感就使他时时刻刻念念不忘守寡母亲在精神上所作出的巨大的牺牲。他们必须尽孝，因为尽管从理智上清醒地认识到母亲对他们婚姻的安排是不合情理的，但对母亲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母亲抚孤艰辛使他们产生一种自己再不幸也没有母亲不幸的心理定位。所以，他们往往屈从于母亲的意愿以避免母亲因儿子的不孝而伤心。从鲁迅后来与许广平的结合可以看出他不在乎社会的评价，但从他对朱安夫人的安置可以看出他对母亲的屈从和孝顺。
鲁迅在思想上接受个性解放思潮，但在个人婚姻上却无法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主要是因为这种宣判是“寡母”作出的，因为寡母毕竟也是家长。在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程朱理学被奉为经典的宋代以后，家长在一家之中是有绝对权威的，所谓“父为子纲”、“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种理论经统治者的教化早已深入人心，鲁迅虽然接受新文化，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仍是难以割舍。因而对他有养之恩的寡母，鲁迅则看作是“家长”，他只得向听从封建家长那样听从寡母的安排。同时，自己婚姻上的不幸让他充分体验到封建文化虐杀“我”和“吃人”的本质，因此他以西方的价值体系为武器批判封建道统。这一理智与情感的矛盾集中体现在《明天》和《祝福》创作中对寡妇的感情基调上。在这两江苏省铜山县太山中学22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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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④：鲁迅：《坟·我之节烈观》
②③⑨⑩：鲁迅：《呐喊·明天》
⑤：鲁迅：《彷徨·伤逝》
⑥⑦⑧⑾⑿⒀：鲁迅：《彷徨·祝福》
⒁：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⒂：鲁迅：《彷徨·孤独者》
⒃：《启蒙价值与局限》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74页
【参考书目】
1．《文学评论与写作》 南师大主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年
2．《中国现代文学史》 唐弢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年
3．《中国古代文化史》 阴法鲁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
4．《中国文化概论》 张岱年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5．《文学理论教程》 童庆炳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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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县马站高级中学 郑瑞伦
小说是块海绵般的园地，它是文学领域上最潮湿的地区，成千上万河川江溪流灌着，其中一条清澈明秀的呼兰河水在涓涓流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萧红以《生死场》的发表，闯进了中国文坛，同时显示了这位作家不平凡的才华。1936年初，鲁迅曾就称誉萧红说：“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冰心一样。”1可见，萧红在当时的影响是巨大的。她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文学生涯里，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作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越来越夺目光彩。然而，萧红的生命毕竟太短暂了，仅度过三十一个春秋，使她没有更多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因而她把永远的遗憾留给了她所眷念的人间。
为什么萧红的小说不仅在三十年代初出现就拥有广泛的读者和影响，在流传四十年之后，人们又愈见耀眼的艺术魅力，而且在国外的影响，也愈广泛，引起了国际上中国新文学研究家的重视？这是因为：萧红是一位有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作家。郁达夫在《创作生活的回顾》就说：“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起，作品的个性是决不能丧失的。”2屠格涅夫也曾经说过，“文学天才”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萧红的小说正体现了这一创作主张。她将自己的生活和感受融进其作品中，“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走进文坛。她的《生死场》、《商市街》、《小城三月》、《呼兰河传》等，它们感情真切动人，常能激起读者的共鸣，这些小说无不显示了萧红的创作个性，即使它们的弱点亦是如此。
任何赋有独特性的作品，总能以其新的血液注入文学的洪流，使文学获得生机与活力。在三十年代，萧红小说的出现，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其在思想上更大胆地冲击着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在艺术上更勇敢地打破旧的成法，萧红说：“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在创作上应该走自己的路，有人认为，小说要有一定的格局，要有一定的要素，不写则已，一写就得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那样，否则就不是小说。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也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3加之萧红汲取了外国文学的营养并消融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从而拓宽和拓深了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道路。萧红的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日臻成熟与繁荣。然而遗憾的是：日趋完善的“萧红体”在1942年消逝了。但其“散文化小说”对后世影响甚大。我们试以主题、思想、艺术、风格四个方面来对其独特性进行说明。
一
萧红小说主题，往往“力透纸背地表现了此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4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理想爱情的艰难曲折的心灵历程，并随之而来的幻灭的痛苦，由此反映出了时代的黑暗。萧红所处的时代，不是“五四”的黎明期，而是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严酷的现实迫使知识分子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向追求马克思主义，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却转向自我，表现出惶惑、苦闷和消沉的情绪。萧红在思想上，既不属于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个道道地地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信徒5在生活上是个不幸的人，二十出头正备尝人生的辛酸，“九一八”之后的东北，更加于她一种阴暗悲惨的背景，这使得她在创作伊始，就“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6，格外关注于人间的苦难。这种内心体验民族灾难的特定交织，使萧红的小说一问世就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证：她在《生死场》里，写农民“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下面”7；在《王阿嫂的死》中有被地主活活烧死的长工；在《坐车上》有被捆缚着的不甘心当炮灰的逃兵们，像一群被赶往屠场的牲畜一样去接受军阀的杀戮；《家族以外的人》之老仆人耗尽了一生血汗而挨得的却是主人的凌辱、毒打；《 放火者》里有狂轰滥炸，断垣残壁“混合着人的肢体，人的血人的脑浆”；《马伯乐》那处世的基本哲学：“万事总要留个退步”使他成为生动而逗人笑乐的角色……尽管这些“还不过是略图”8却是那么触目惊心。在《呼兰河传》中描写极端惨无人道虐待团圆媳妇的一段，可算是她作品中最强力的控诉。萧红自己不幸的遭遇，极少在作品中表现，而是追求幸福生活和理想爱情，但不过最终还是幻灭的，《小城三月》的翠姨正是这种的体现。这些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时代的阴影，拓展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
萧红的小说打开了人们两方面的视野：从客观方面我们可以借此领略东北农村的形形色色；从微观方面它让读者窥探出人们内心世界的隐蔽曲折之处。广阔的社会背景与人物性格的细腻刻画，颇有“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9构成了萧红成功的小说多姿多彩的风韵。它并不使人一览无余，而是让人目不暇接。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来比较，萧红的确与在她以前的作家不同，她不是写“问题小说”，而是从人物性格出发；她没有冰心那样的心境来宣传“爱的哲学”；她也缺乏冯沅君的爱情小说的缠绵悱恻，吟唱着“恋爱路上的玫瑰花是血染的，爱史的最后一页是血写的，爱的歌曲的最终一阙是失望的呼声。”10但是却还没有摆脱反封建包办婚姻。庐隐虽然也曾注目社会题材，但是她的主人公大半自命“我是一个最脆弱的人”，感情不能战胜理智，因而，温文尔雅而流于纤弱；凌叔华则“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丁玲的“莎菲型”女性，则是带着强烈时代感和叛逆意识的新女性。当然，萧红更不类于此。萧红的小说，与她以前的女性作家相比，题材有所突破，在风格上则以“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11著称，给人以一种清新的感觉。
确实，在描写冲破自由恋爱的桎梏以后，仍然还会给青年男女带来不幸的小说。我们可以举出许钦文的《博物先生》和周全平的《他的忏悔》，它们都发表在1923年，主题则表现自由恋爱、自主结婚以后爱情的冷却，这也提出了恋爱自由并非解决了问题的一切。但是萧红的小说所提出问题的角度却远为尖锐，主题思想的蕴涵也远为丰富和深邃，以致象《小城三月》这样的作品，由于主人公性格的软弱性与多重性，造成了“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12可谓觉醒者的悲歌！
鲁迅在《伤逝》里，它以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社会问题：体验着“五四”新潮流的青年男女在挣得了恋爱自由，婚姻自立以后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已经到达了幸福的终点。结论是严峻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假使不能挣得经济上的自主权，假使没有取得社会保障的前提，仍然只能落得可悲的命运。
萧红的小说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鲁迅的预言：一个女子有经济上的自主权与社会的保障，倘若没有勇气和反抗的精神，也必定是灭亡的。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就是没有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导致爱情的不幸。因而可见，不论什么作为保障，没有勇气及反抗的精神，也是如此。在萧红的小说中，至于翠姨，金枝等在文学史上虽没有阿Q式的典型，但还是有所发现的人物典型，都是文学史上的独特的存在。
二
萧红小说在思想上的独特性的归结为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注意写出主人公在不断追求中的幻灭，暗示出社会的重压。《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尤为突出。翠姨是个端庄文静，温柔深情的姑娘，她沉默寡言，喜欢沉思，喜欢幻想在自己内心波涛里追逐美好的情感。她深情地恋爱了，可是她抱着一种近乎绝望的心情，将把她的恋爱秘密似的深藏在心底，仍旧任人安排她的命运——订婚、办嫁妆，被催着结婚……她除了拖延着婚期，未表示出反抗；或者说，她软弱而决绝的反抗只是一死！最后，她将自己的恋爱带到坟墓去。比起鲁迅的《伤逝》中敢于冲出旧家庭，同所爱的人结合的子君；比起冯沅君《旅行》中同恋人外出的女学生，《小城三月》中翠姨的确不象“五四”后的新女性。或者说，萧红无意以“五四”时代新女性的形象来写翠姨。
在这时代的春风总算吹到了遥远的北方，男女青年有了到达大城市读书的机会，男女之大防的界限稍微松弛一些。因此，这个闺中少女也呼吸到了解放的气息。但封建的传统依然牢固地盘踞于现实生活中，婚姻仍按封建常规包办，男子也不能自由地去访问小姐的。翠姨受到春的呼唤与蛊惑，却没有冲破传统束缚的力量。翠姨悲剧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她的软弱，而且在周围环境以及她所处的地位。她没有外出读书的机会，又是个受人鄙视的改嫁寡妇的女儿，这都是她的不幸，她自知“命不会好”。萧红就是要写出一个在新时代的春天将临，而仍然生活在残冬之中，听到了春的呼唤，却没有力量迎接春天的少女的悲剧。《小城三月》——对于封建旧传统的控诉，又是祭奠—一曲对于被埋没的青春的挽歌。这部作品展示出，越是在新时代将临之际，旧生活催残人的悲剧越发令人怵目惊心。
萧红对于女性爱情的命运常有一种悲剧感。这自然同她个人生活的不幸有关，从《生死场》中写金枝的遭遇，一直到《小城三月》写翠姨的死，都表现了这种悲剧性。这说明，萧红总是在自己的小说中忠实而深刻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和心灵历程的。
第二，萧红的小说以“女性的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软的笔致”13犹如“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唱，飘着光带”，14点染出时代的黑暗。《生死场》、《王阿嫂的死》、《牛车上》、《逃难》、《马伯乐》、《黄河》、《北中国》等作品给人总的印象是，无不体现出时代的黑暗。即使是那些病态的性感的追逐，也表现了被时代扭曲了的苦闷心理，从而点染出时代浓重的黑暗。
《生死场》着笔较多的是女性形象。王婆是一个经受了生活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而保持着坚强性格和反抗精神的人物。她因儿子被官府杀害，而在悲痛与绝望中服毒死去，已经被装进棺材，却又奇迹般地活下来。十年后，村里组织秘密抗日活动，她积极活跃，又默默忍受了女儿牺牲的悲痛。这是《生死场》中活得最坚韧，挣扎得最顽强的一个人物。
作品还有月英和金枝，都是美丽、善良、勤苦的少女。她们都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人的尊严，换句话说她们不是人，只是男人泄欲的工具。月英病得下体腐烂生蛆，她的丈夫便不再理她，连她靠身的棉被也撤下来，换上的是硬砖头。甚至在她临死前，呼唤着喝一口水，丈夫也懒得去取。金枝，是最能代表萧红的心声。这个农家少女所追求的爱情的欢乐与不幸同时到来的。她以一种越轨的方式与成业相恋，但成业只是凭男性的本能爱金枝。十年后，金枝成了寡妇，到哈尔滨又受尽了凌辱而归。作品着重地表现了金枝身为女性的不幸，她的青春与爱情受到了粗暴的对待。这样丑恶野蛮无人性的生活，不能不激起人们心灵的颤栗，逼迫人们思索。难怪茅盾说，读萧红小说，“开始读时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15
《逃难》和《马伯乐》反映的时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期。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上展现了主人公“逃难”的表演。萧红在动乱的生活中见惯了那些民族责任感，毫无抗战热情的逃跑主义者的嘴脸，通过艺术概括写出的何南生、马伯乐这类讽刺性的形象，显示了作家鞭挞抗战中丑恶事物的热情。这典型的形象，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也是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产物。
《旷野的呼喊》与《北中国》是作者眷念故乡，表现北中国人民在侵略者铁蹄下的痛苦呻吟和反抗。《朦胧的期待》写下普通民众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念和热烈渴望。《牛车上》写那些一般象五云嫂丈夫和那也是逃兵之一的车夫的所有男人们，抛下妻小，让她们受尽折磨的悲剧故事。
在萧红小说中那些女性的悲剧在侵略者铁蹄下人的人民的痛苦呻吟和反抗，归根到底是社会的症候，作为小说的历史背景，给人以一种普通的阴暗的色调，应该看作是作者现实主义的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萧红的确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第三，借着书中人物的行为和心理活动来分析，评价这个社会。这是萧红小说另一独特性的体现。作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自觉，以致使读者随着主人公的活动、言谈、心理变化认识了那个社会，憎恨了那个社会。萧红自身的不幸遭遇，使其一生在寂寞与痛苦中度过，只好拿起笔，把内心的痛苦与寂寞写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商市街》、《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牛车上》诸“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19可谓“饱汉难知饿汉饥”。这种极端饥饿者的心理，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验，也只有最善于描绘于人的感受与心灵的艺术家才能如此鲜明有力地描写出来。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在书中不但采用许多对话，使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缩小了很多，并且采用了不少“意识流”，令读者体会到主人公当时的心理情况，也可了解到萧红在写作时期的心理经历。20
《后花园》、《小城三月》，是萧红追溯历史，描写她童年见闻的旧生活的悲剧。但萧红十分重视对人物形象与生活环境的描绘，使作品脱出个人生活忆旧的色彩，将人物的典型意义鲜明地突现出来，然而它们还是时代的悲剧。
《呼兰河传》，以萧红童年生活的回忆为线索，写北国的自然风光，写故乡小城的历史、风俗民情以及旧生活的悲剧。作品给人一种沉重甚至哀怨的感觉，但并不软弱无力。它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揭露封建主义旧传统，、旧道德、旧风俗对于善良而愚昧的群众心灵的毒害摧残。作品的批判锋芒是尖锐的。虽然她书中的往往有她自己，但并非写自传，也可见她所处的时代还是封建传统很浓的时期，她还无法赶上自己向往的生活。
萧红通过人物进行社会分析固然表现了人物对社会的观感。萧红的创作原则使她的小说远离“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态度，她是在“为人生而艺术”的传统前进了，正由于此，萧红的小说不仅成为我们的审美对象，并提供了了解那个时代和社会的认识价值，所以其中虽无耳提面命的教训，由作者进步的世界观所指导体现在人物形象中的社会分析却给我们思想上的震动和陶冶。
三
萧红小说在艺术上的独特性十分显著。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个性鲜明的文体。别林斯基曾说：“有文体，这本身就说明了有才华，并且是不平凡的才华。”21萧红正是有不平凡的才华，不为成规所拘，在小说创作上突出地体现了她向传统挑战的创新精神。萧红创作始于三十年代初，这使她有可能借鉴前人和同时代的创作经验，因为现代小说散文化出现了“五四”后的现代小说中，从鲁迅始露端倪；经郁达夫、郭沫若、废名等人之首，到沈从文已成为一种自贵的美学追求。当然，现代小说散文化倾向不只表现在这几位作家作品中，只是他们表现突出些具有代表性而已。萧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创作的，她继承了鲁迅等前辈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写出了在苦难中挣扎奋斗的人民的生活和憧憬，在艺术上独具一格的散文化小说为现代小说增添了光彩。萧红把散文的抒情、议论、叙事、写景的功能引入到小说中，使小说具有散文化、抒情化、绘画化。其特征具体表现为：
第一，萧红的小说和散文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即小说的散文化。它没有曲折完整的情节，也不严格围绕人物性格组织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往往以感情的起伏脉络为主线贯穿事件的断片或生活场景，形成一种自然流动的小说结构。她的《呼兰河传》，就没有严格意义的故事情节，而是一幅幅“多彩的风土画”22的速写，信尾写来，娓娓而谈。这种近似散文的结构，舒展自如；不拘一格，任感情的流泻，有如行云流水，行之所当行，止之不可不止。萧红小说形虽散，但由于有强烈的激情贯串其间，成为全“我的家是荒凉的……”第三节是“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第四节又是：“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第五节仍是“我的家是荒凉的……”借助“回环复沓”强化小说的诗的情感和氛围，读来感人肺腑，荡气回肠。同抒情诗一样，萧红小说往往有一个鲜明的自我抒情形象。从她的许多作品，如《商市街》、《牛车上》、《桥》、《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都可以看到一颗美丽的诗魂。她单纯善良、天真无邪、富于幻想、勇于追求，在漫漫的黑暗中挣扎着、憧憬着、奋斗着、呼唤着自由和美。这呼唤的声音使人想起仿佛那真挚动人的诗情，都是从“我”的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因而，萧红的小说，既是小说，又是真正的诗。
第三，诗情和画意，在优秀作品中总是融合在一起的。使小说具有诗画化特征。萧红虽最终没有成为画家，却把绘画才能充分在发挥在文学创作之中。她以画家独特的目光去观照、摄取自然风光和社会人生图象，在小说中描绘出一幅幅绚烂多彩的画面。如《小城三月》那杨花飞舞，春意盎然的早春景色；《生死场》那“十二月严寒的夜“寒风、大雪、折树、怯月，构成一幅雄浑的图画；特别是《呼兰河传》描绘了跳大神、唱秧歌等一连串风土画；“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25其中尤为动人的是对“火烧云”的描写。在其彩笔下，大自然的宏伟气象，太空中肃穆深邃的神韵，晚霞云彩……都瞬息万变地呈现出来，使人心醉心迷；也使人感受到那小城中的人们，刹那间从现实的烦恼和忧愁中挣脱出来，陶醉在自然美景之中了。尤令人叫绝的是，萧红在揭示人物心理状态时，竟然也常常呈现出色彩绚丽的画面。《看风筝》中刘成的父亲听说儿子回来了，欣喜若狂地奔去。“他心里生了无数的蝴蝶，……。沿着旁边的大树，他在梦中走着，”这真是神来之笔，胜于千言万语。象这样的例子，在其小说可谓俯拾皆是。总之，散文化、抒情化、绘画化，是萧红小说鲜明的艺术特点。这些特点固然使得萧红小说“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但却“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26更具有艺术魅力。
四
英国诗人杨格曾说，富有独创性作家的作品，“扩大了文艺王国，给它的版图增加了新的省份”。27萧红的小说可算有独特性，显然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前期明丽、刚健，后期则沉郁、隽永。当然，这只是就艺术风格的主要特色而言。因而，仅这艺术风格，她的确给自己的版图增加了新的省份。
首先，萧红有女作家的婉约妩媚，却不纤弱无力；它是婀娜与刚健结合，细腻之中又观粗犷豪放。比如写金枝、月英、五云嫂、王亚明、黄良子、李妈、翠姨等不幸妇女们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纤毫尽现。然而，萧红也并非一味细针密缕，更有“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28这种笔触不仅在生与死搏斗的场景之中，就是描写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也交错运用，《小城三月》中的翠姨，正是这样。
其次，萧红风格的丰富多彩，还表现于它的清新明丽与沉郁顿挫的结合。在“五四”以来的女作家中，象萧红那样经历坎坷，遭受过那么多层辱和不幸的还不多。萧红说：“我的心就象社会浸在奋斗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29她目睹、亲历并描绘出国破家亡，流离飘泊的苦难生活。她实际上在为民呻吟、呼唤怒吼……这样的个人气质和生活经历，使她作品的风格不可能象冰心等女作家那样的清雅、纤秀，而处处流露悲怆沉郁的情调。从她的第一“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32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萧红这条独特、清秀、明净的抒情小说之河源源不息，它在孙犁的“荷花淀”、古华的“芙蓉镇”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蜿延而过，使王安忆的“雨”发出“沙沙沙”的响声，铁凝发出“哦，香雪”的感叹，流进了叶蔚林的“没有航标的河流”、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李杭育的“葛川江”、邓刚的“迷人的海”……必将会永远迤逦流淌。
注：
1、5、20（美）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回顾》载《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3、《萧红的最后四十天》原载《春风》1981年第8期
4、8、9、11、13、30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序》，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鲁迅《记念刘和珍》见《鲁迅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14、28、胡风《后记》，见《胡风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0、冯沅君《隔绝以后》，见《冯沅君创作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22、25、26茅盾：《序》，见《茅盾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6、18萧红：《饿》，见《萧红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萧红：《商市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21、《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17、萧红《欧巴罗旅馆》见《萧红选集》（见上）
23、刘勰《文心雕龙·情彩》载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
24、萧红《呼兰河传》载《孤独的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27、杨格《论独创性的写作》
29、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1、鲁迅《南腔北调集·旧序》，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32、傅光明、许正林：《冰心散文：一个独特艺术世界》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作者邮箱： alun1845@so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