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后的中国政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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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往往在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上，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带来经济改革的开端，当时着重农村经济改革，后来改革扩大到城市，并延续到今日。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召开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这个观念的确认，为中国带来了时至今日的10年经济高速增长。
　　今天，人们亦寄望十六大能够为未来的中国改革拿出新的思路。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范围的代表大会。至此，中共已拥有81年党史、53年执政史，以及从1979年算起的23年的改革史。这23年对中共而言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没有任何先例可循，遭遇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邓小平南巡后召开的十四大可以作为这段历史的分界线：之前的改革解决的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之后的改革则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定为目标模式，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国际环境，解决与政治体制相关的经济及政治的深层矛盾。
　　从十五大到十六大，中共领导的这场改革，在许多中国人察觉或未察觉之间也让执政党自身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一切变化围绕着一个目的：尽快完成自身的现代化，牢牢把握执政基础。
　　从十五大到十六大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政治民主的策源地
　　中共中央党校，坐落在北京郊区昔日皇家园林颐和园畔。翠绿的草地、成排的树木、漂亮的建筑，使这里看上去更像是一所知名的大学。但是，大门旁神情严肃的武警会提醒你，这里是中共最高级别的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中心，外界称之为“中共高干摇篮”。
　　2002年7月的一个早上，有“中共少壮派理论智囊”之称的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前往参加了一个以“中国的政治变化”为主题的研讨会。他讲述的是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第三条道路”，以及墨西哥、韩国和新加坡的执政党是如何巩固政权的。其它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学者，亦将在此讨论曾被视为“禁忌”的民主、新闻自由以及领导层交接等问题。
　　此前更早，4月初，香港殖民地时代的最后一任港督、现在的欧盟外交专员彭定康，应邀到中央党校发表演说。此举在海外反响颇大，中央党校被外报视作“中国研究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团体”。
　　海外媒体指出“最近几年，中共中央党校确实非常活跃，几乎成了一个研究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机构，包括对外关系的研究、让社科院美国所长王辑思到中央党校兼职，还请原香港总督彭定康到党校做报告，以及最近同哈佛大学达成的合作协议”。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被视为“如果没有其支持（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
　　“过去控制非常严格，教师要集中备课，无论什么问题都要事先写好讲稿，集体讨论。讨论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要讲的东西应该怎么讲。但是1979年我到中央党校时，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了。”1979年起就在中央党校任教的王贵秀，今已退休，回想起当初的中央党校，他颇有感慨。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中央党校曾就其教学改革提出著名的“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后来胡耀邦把“三不主义”改成了“四不主义”，加了个“不装袋子”――不装档案。
　　到今天，很多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使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作教材，编写诸如《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这类书籍，已经“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
　　另一个巨大的变化是老师和学生。
　　最早到中央党校培训的“老革命”们，文化功底差，在党校接受的第一阶段教育是文化补习。现在，党校的学生越来越年轻，学历越来越高，基本上都是本科以上的大学生，很多都是硕士、博士。王贵秀说：“现在上课难度比以前大多了，学生会经常找你讨论问题，你讲的东西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会被哄下台。”
　　更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11月，100多名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私营企业老板踏进了这座执政党的最高学府，就如何应对入世等热点问题接受培训。
　　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中国科协、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最高人民法院部门的高层领导，被邀至此开设系列讲座。一些外国教授也陆续被请进党校。英国议会的议员曾到此讲授工党如何成为政治主流，法兰西电力总裁应邀前来演讲，介绍法国的国营能源、动力企业如何与私有企业竞争。
　　最初被视作“红色摇篮”和“革命熔炉”的中共中央党校，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度，悄然无声地成为中共政治民主的策源地与理论创新的加速器。
　　十六大重头戏：修改党章
　　中共自十二大以来，每次党代会都会修改党章，例如，十二大取消党主席改设总书记；十三大修改十多处党章；十四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十五大则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此次十六大，将加入江泽民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高州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但在很长时间内，其理论含金量并没有得到重视，很多人一时之间并未领会它的真实所指。
　　2000年10月，江泽民提出“四个如何认识（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如何认识当今国际环境与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这一理论以其导向之新在海外被称为“四个重新认识”。
　　2001年7月1日，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再次阐释“三个代表”的理论，强调共产党要代表“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广大的人民利益”。
　　2002年7月，在十六大召开前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电视电话会议中，胡锦涛明确提出“要把那些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优秀干部选拔上来”。“三个代表”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干部思想教育层面，而且涉及到了干部的去留。不少干部拿着《条例》，比照自己是否合格。
　　随着十六大“三个代表”被写入党章，这个理论将被确立为中共“第一政治”。
　　与此同时，中共已开始改写自己的政治实践。
　　在新出炉的“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100富豪排行榜”中，全国人大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共计19人，约占二成，其中3人是十六大代表，一位甚至曾位至当地市委副书记。一项统计表明，1994年中国县以上的人大代表私营主已达7200人，政协委员12000人，现在当然远不止这个数目。
　　2001年，在中共庆祝她的第80个生日的时候，江泽民在举世瞩目的“七一讲话”中明确宣布“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讲话明确提出“要把社会其它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对以私人企业主为代表的中国有产阶层而言，这个讲话意味着他们被正式允许入党。
　　同期，北京市规定，只要任职满３年，股份制、“三资”和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均可以参加副局级领导干部的公开竞聘。
　　中共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北京市的私营企业主90多人很快提出了入党申请。深圳最大的台资公司、台湾鸿海集团投资兴办的高科技集团富士康，不但积极接受党进入公司（其企业员工中有144名中共正式党员），还于去年组建了党支部。鉴于富士康是大陆最大的台商之一，此事一度引得台当局高度紧张，担心台商亦会加入中共。
　　面对这些变化，海内外媒体的反应近似两个方向：海外概括为“老板入党”，而内地媒体的宣传中，更像是“党入老板”。南方某大报在报道一位民营企业家出身的某位十六大代表时，写道：“他的一个做法是：提出了‘企业一线在营销，党建阵地在前沿’，在营销公司中成立了8个党支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并将特有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
　　事实上，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调查，私营企业主中中共党员的比例，已经由1993年调查时的13.1%，至1995年提高为17.1%，加上近年来有一些国营、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使得私营企业家具党员身分者日增。据统计，全国通过各种形式入党和长期保留中共党籍的民营企业家，至少有近万人，其中许多人还担任了民营企业的“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
　　近看中国的私企老板乃至豪富阶层，会发现他们早已不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现在中国至少有221万户私营经济、8000万户个体经济，他们每年上缴利税2000多个亿，并提供了2亿个就业机会，而所有国有企业的职工不到7000万。
　　面对这种变化，中共不能不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并且以渐进的方式在政治实践中一步步跟进。
　　“我们正在期待下一个阶段的到来――立法保护私有财产。”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说，全国工商联已经连续多年在两会期间提交关于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的提案了，媒体称之为“第一提案”。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康晓光更习惯用自己的“精英划分”来分析近几年来的变化。他说：“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要解决执政基础的问题，只有建立了一定的联盟，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
　　康晓光说：“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精英的崛起和知识精英社会地位的上升，而且它们在今天的社会中影响越来越大，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中共调整原来的联盟策略，把他们吸收进来，正是一个非常大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