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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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舆论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与道德给我国的舆论带来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分析我国舆论形成的历史性原因中阐述了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并探究其形成的深层次因素，指出研究我国舆论民族特性的现实意义，认为在现阶段，研究舆论的民族特性有助于推动一个成熟的公共领域建构，形成健全的舆论监督体制，进而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
关键词：舆论民族特性大众媒介
法国18世纪史学家及文艺评论家丹纳（Taine,H）在谈到一个地区人的精神面貌和舆论特征时，将种族（追溯历史）、时代（具体环境）和制度（包括风俗）视为考察的三个主要因素。依据这种考察方法，我们中华民族在这块古老的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赋予中国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和舆论特性。民族是人们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形成的共同体。民族性格（亦称民族心理状态，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是一个民族在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在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它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往往通过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与对乡土的眷恋等形式，表现出本民族的爱好、兴趣、性格、气质、传统、能力、情操和自豪感。因此，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离不开民族文化而单独存在的。
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1]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绝大多数的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范围内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2]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舆论的民族特性，正如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一般，舆论的民族特性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李普曼在谈到固定的成见对人们意见表达的影响时也提出了“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些看法”。[3]舆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这种带有主观的精神形态，使舆论在传统文化与道德的深沉影响下，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且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由此而带动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价值观的多元化等给人们造成强大的冲击，同时电子媒介的普及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使舆论的不断形成、发展、消失变得司空见惯。面对舆论的瞬息变化，以及舆论的自发性、盲目性，党和政府认识到对舆论进行正确引导的重要性，确保舆论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发展。大众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和拟态公众的双重角色，承担着“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职能。因此，研究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为媒体更好的实施舆论监督提供平台，最终推动民主政治的进程。
一、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
1、至上而下的舆论传播速度快，渠道畅通。
　　中国几千年封建大一统的历史，强调皇权至上，等级制度的森严以及对万民的控制。皇权及其附属的王公贵族的特权对老百姓可以随意践踏，任意侵犯。这种皇权、特权对百姓私权的长久压迫，造成老百姓对个体权力的麻木，对皇权和特权或者说公权的畏惧，形成君言民顺的惯性。配合这种皇权制度的教育体制，对一般读书人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奴性教育，在民间则是一种愚民教育、一种不尚武的教育。中央集权、极权专制、愚民政策、践踏天赋人权、不平等、非理性的种种愚妄，等等，成为两千年来国家管理的唯一定式或模式。到了现代，虽然封建王朝划上了句号，但新政权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从保证百姓的私权出发，依然是从统治万民、维护统治出发。中国没有民主传统，民间百姓没有对话欲望、对话权力、对话渠道。民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由于历史、文化、军事等诸多因素很快瓦解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新闻媒体从一开始就被定为党的喉舌和思想文化宣传工具，成为一种与政治相连的意识形态。大众传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当的不是舆论代言人的角色，不是社会的公器，而是作为国有资产，完全体现媒体拥有者的立场和意志。即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大众媒体在“下情上达”功能的基础上主要还是担负“上情下达”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大的原则和方针上。大众传媒为舆论进行议程设置时，会自觉的把国家、政府的指导方针放在第一位，为舆论提供反映主流意识的标准化意见，承担着以国家意志即意识形态教化民众的职责。而大众在几千年的皇权至上、个人权威及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其心理结构中的核心――信念系统对媒介提供的标准化意见普遍自发地形成定势，从而进一步影响其态度的形成和意见的表达。这种固定成见“其特点是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之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4]此固定成见形成的集体思维使大众习惯了时刻把自己的看法想法去同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对表"，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会在“沉默的螺旋”中消失或者湮没在主流舆论中。国家权力机关和民众个体向来从政治地位上就是上和下、尊和卑的关系，即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通过法律的形式将两者等量齐观，平等待之，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仍在现实里像一只无形的手拔高一方压矮一方。
由我国民族心理特性导致的由上至下的舆论传播的快速及畅通易于形成舆论一律，而舆论一律是言论自由的大忌。《国语》中《诏公谏弭谤》一文就有记载：“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从中国的古老故事周厉王弭谤起，企图舆论一律的戏剧在历史上搬演了不知多少次。在“文革”期间，新闻媒体沦为四人帮的御用工具。相当一部分人认语录、认派别而不认亲人。人们不再信任直接经验，而是听命于那些享有话语霸权的集团。明明是暴行，却称之为"革命行动"；明明是交通中断、停工停产、打、砸、抢、批斗、游街，全国一片混乱，却叫做"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在那个缺乏言论自由的年代，人们对“以言治罪”的恐惧及特有的顺从惯性，使不少人对“说”或“说什么”多了一种骨子里的谨慎。而舆论是由声音和话语汇聚而成的，但只有经传播且具有一定规模效应的公众话语才能形成公众舆论。言论自由的主旨就是形成舆论多元的良性状态，舆论一律则是言论自由这一宪政理念的天敌和大忌，万马齐喑式的“舆论一律”必然会窒息言论自由理念。
社会等级制度引发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意见价值的评判标准不是意见本身，而是意见发言人的社会地位。“名言”往往是沾了“名人”之光才“一鸣惊人”，带有明显的话语霸权色彩，其实不少“名言”都可以出自平民百姓之口，因而对所谓“名言”的迷信不过是对所谓“名人”的膜拜的表征而已。我国大众媒介对名人的关注，一方面固然是利益的趋使，另一方面就是传统习俗的力量。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到社会各界的精英，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媒介无形的拔高。如果盲目地任由个人的社会地位作为意见的评判标准，而不是用客观、冷静、批判的态度来分析，那么李普曼提出要由“局内人”统治“局外人”的理论假设恐怕就会实现，最终在话语权上走向少数人的专政。目前，不少媒体提倡“平民视角”与“平民意识”，力图向创造历史的主体和生活主体回归，普通老百姓的事迹和言语也受到关注，但总体来说，大众媒体的宠儿仍然是在“名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