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传教士安保罗的儒学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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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宣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这种非儒家文化圈的知识分子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思考，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旁观照察，对我们体认儒学历史文化的价值是有重要借鉴作用。
关键词：传教士；儒学；基督教；伦理观
一、安保罗对儒学中上帝观的认识
以神为本与以人为本、重来世与重此生是基儒争论的最大歧异,因而儒学中的天帝观、鬼神观与灵魂观成为来华传教士非议的焦点之一，也是传教士以基督教“补儒”的主要地方。安保罗在《孟子本义官话》为《孟子·离娄下》中的“以祀上帝”一句作注解时，用了将近7600字的篇幅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一词进行梳理和分析。他从《四书》中整理出的“上帝”一词共有8处。在《五经》中整理出145处。在此处所列的并不完全，有一些重复出现的原文就不再引述。安保罗细细的查考上文聚集“上帝”一词的每一句话，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解释，又从其中总结出中国古人所论的上帝的主要属性，具体表现为12条：“上帝是至高至尊审判世界的主；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上帝；上帝的位是在天；上帝是造化之主，是万物之根源；上帝权柄是很大，管理天地；上帝定断立人做君王；上帝爱惜并保护万民；上帝是圣洁的神；上帝喜悦仁义；上帝赏善罚恶；上帝赦免悔罪改过之人；上帝是灵睿之神。” 这些言词不仅“可以明知古人实在认识上帝”，而且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中国人不独相信上帝的存在，而且对上帝的观念，和基督教的信仰有众多的相同之处。但是两者之间的殊异也确实很大。安保罗根据基督教“专拜上帝”的教义，对儒教“兼拜各神”与“敬拜祖宗”等进行了批驳，他指出，“儒教则知有上帝，且知上帝之有命”，但“儒教论上帝不甚清晰。虽知有上帝，乃与天及鬼神浑言之，而未明辩之。使人崇拜天与鬼神，而忘其拜上帝。且不知上帝为天之主，独一无二之真神……彼虽知有上帝，而皆未指明上帝为至尊无对者也。”他还强调说：“儒教于敬拜上帝之外，兼拜各神。故如《诗》云‘怀柔百神。’《书》云：‘遍于群神。’诸如此类，皆谬误之最甚者。”又认为祭祖“是以上帝之尊荣归于先人，视先人如无所不在之上帝”，“所以祀先之义，皆虚妄也。且不独虚妄，各种之弊，亦因之而出焉。”他举例说，譬如，在《书经·虞书》中记载：当尧帝要传位于舜时，一方面“肆类于上帝”，另一方面又“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书经·虞书》)，祭也；“六宗”，谓“寒、署、日、月、星、水”等自然现象；“望”，遥祭，祭山川；“遍于群神”，则更是普遍的祭及一切的神“灵”，甚至也包括先人圣贤在内。也就是说，即拜上帝，又拜被造之物。这和基督教的教义不免相去甚远。
安保罗认为，与基督教的上帝观相比，一方面，儒家文化关于神的观念过于零碎；孔子以含混不清的“天”的概念代替“上帝”的概念，且与鬼神观念含混不清，未明确上帝是唯一真神，导致无神论，或导致多神崇拜和鬼神迷信，祭拜祖先又导致许多的弊端。另一方面，基督教中每人都可以崇拜上帝，接受上帝的恩惠和爱，也把赞美和感谢献给上帝。而儒家的祭天却只是皇帝与官府的特权，使大众与神颇为疏远等等。由于这些缺失，儒学未能发展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普世的、永恒的 唯一真神的完整上帝概念。
二、安保罗对儒学中人性观的认识
安保罗依据对《孟子》的考察，认为，“孟子的性本善与基督教论人性之道实在可以相合”。他解释说，孟子的“性本善”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孟子的“性本善”不是今时世人实在所有的心地，即现代人所说的气质之性。孟子的人本性是昊天上帝本来与人所禀赋的意向，这个本来的意向孟子认为是向善的，如水常常要向下一样。安保罗进一步解释说，因为我们都有天理在心里，这个天理仿佛勉励我们向善，这就是我们的本性。且这个本性，并不是人自身发现的某种优秀的品性，而是表明我们按照是非之心所该当具备的标准。人都有而且应该有这个是非之心。因为上帝本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这个“形象”就是上帝赐给人的向善的本性。但是由于“本来被造之人”即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悖逆上帝并累及一切的后裔于罪中，此后至今，虽然上帝的形象在人内暗昧而不显然，但上帝给人的形象的踪迹还存留在人心里。二是孟子的“性本善”也不是说今时的世人实在是善的，而是认为现今之人都是失去了赤子之心。也就是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虽人皆有之，但只有人不断的寻求才可以得到，如果人不停的放弃就丢失了。
三、安保罗对儒学中伦理观的认识
安保罗也极力调和基督教与儒教的会通之处。他认为，儒家伦理以人伦之道为首要，称为“五常”和“五伦”，即仁义礼智信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与基督教所言极相吻合，也为传教士所接受和赞赏。他指出，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基督教倡导的个体之人“守身之金箴”，耶稣教导其门徒“无论何事，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怎样待人”，这句东西方文化共喻的金玉箴言，概括为一个字就是“恕”。另外，安保罗还强调指出，善道在“儒书中班班可考”。以上这些在基督教里令人赞美和欣悦的。
安保罗从基督教的文化视野出发提出儒家伦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儒教五伦之道故为善道，但“差谬”之处也为数不少。除了传教士们普遍认为儒家思想中缺乏神与人的伦理关系外，安保罗还指出，就中国和世界范围来说，中国人常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其他各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政令之完善都在中国之上；就家庭关系来说，父母教养孩童要符合上帝的旨意，如若管教不严、懈怠，上帝则向父母问责；就婚姻关系说，丈夫要爱妻子。但儒教中“最大之谬”就是“娶妾”，这不但违背上帝之命令，而且实在对国家和对家庭、子女存有极大的隐患。他举例说，五洲之内凡有准行此例的国家皆是国力衰微，每况愈下。而且中国的妇女格外受歧视，如轻易休妻等；就妇女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来说，他强调妇女应当受教育，一是因为妻子不仅相夫，而且还要教育子女。
安保罗的结论是儒学伦理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如果不发展出对上帝负责的教义，其道德力量就无立足之处，就不能使它的人民获得新生。因此，在基督教伦理前，儒家伦理仍被凸现了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