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碰撞下父亲文化身份的消解与重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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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极具文化品位的《推手》和《喜宴》被认为架起了中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在这两部影片中，李安着力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父权文化的理解与思考。在电影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父亲形象是中国父权文化的代表，也是东方文化的缩影。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代表西方文化的子女。李安在电影中以家庭为载体，全方位展现了在中西方文化的强烈冲撞下，中国传统父权文化所受到的极大挑战以及父亲文化身份的消解与重构。
　　生在台湾的李安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在西方现代文化氛围中生活了多年，使他能够对东西方文化的对立与冲撞这一主题处理得游刃有余。在这两部电影中，父亲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他更多承载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权力量，是父权的化身。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基础上的家庭伦理体系的一部分。根据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儿子应该像妇女一样是受制于父权的从属对象，他是从属于父权的私有物，也承担着传宗接代的责任。在中国文化里，父权的力量是隐含的，但也是强大的，父亲在家庭中具有绝对的权威。电影《推手》和《喜宴》中的儿子也不仅仅是普通子女，他们是西方（美国）现代文化的代表，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更轻快、更自由的家庭伦理观。在两部影片中，演员郎雄演绎父亲（分别是朱父和高父），《推手》中的朱父是饱经沧桑的功夫大师，《喜宴》中的高父是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师长，他们不仅在家庭中而且在自己的领域内具有绝对的权威。之所以选择郎雄，李安说他长着一张中国父亲的脸，在他身上，他找到了父亲这个形象的所有需求。
　　一、《推手》中父亲文化身份的消解与重构
　　《推手》是李安正式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影片主要描写了一位来自北京的饱经沧桑的功夫大师（朱父）在美国儿子家中的生存状态。朱父深谙中国传统的太极拳术，初来美国时怡然自得、充满自信，一心想与儿子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在异地异种文化下，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父权文化因受到极大的挑战而陷入了窘境。儿子家在父亲到来之前一直遵循美国的生活和教育方式，而来美的父亲坚守着自己的父权思想，坚持打太极拳、讲汉语、吃中餐、和儿子住一个公寓等。这种与西方文化的格格不入，不仅使他与儿媳无法沟通而且矛盾重重，甚至与一直敬仰自己的儿子也变得有些隔阂了。朱父的生活被限制住了，在家里没有了话语权，与外界也缺乏沟通与交流。在西方现代文化里父权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父亲最终无奈地住进了租来的房子。
　　在影片开始的6分钟内，没有一句人物台词，身着蓝色中式服装的父亲在练太极拳，老人安详平和，动作舒缓自如、矫健轻盈。镜头随后转向内心焦躁的洋儿媳在电脑屏幕前飞快地敲击着键盘。二人一静一动、互不理睬又互有压力的模式制造了强烈的隔阂感。洋儿媳的烦躁与中国父亲的气定神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接下来的几个场景更是展现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尖锐性，而在这不断的冲撞中，父亲的权威逐步被弱化。微波炉里的爆炸声引起了洋儿媳的一句“shit”，这是父亲威严受到严峻挑战的开始。餐桌上父亲和洋媳妇分别用两种语言抢着和儿子说话，这是两种势力在争夺，也体现了东西方不同的家庭伦理观：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认为父权在家庭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而西方现代家庭伦理观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这就是儿子在下棋时对父亲所说的“民主就是没大没小”。这种不同的家庭伦理观使得朱父无法接受儿子和儿媳对孙子宽松平等的教育方式，而儿媳也不能容忍朱父在家庭中的父权地位。在家庭权威地位的丧失使朱父开始寻找新的精神归属和文化认同，他遇到了陈太太，两人感同身受、同病相怜。而当他认为儿子是为了摆脱他的拖累而安排他与陈太太接触时，为了保存自己最后的尊严，他选择了离开。朱父的离开使儿媳想到了“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需要引起别人的注意”，父权再次被弱化了。生在中国的儿子努力寻找父亲并通过打破厨房用具来表达自己的愧疚之情，他想维护自己父亲的权威来表达自己的孝心，因为孝是儒家父权制度的表现之一。然而受到中西文化熏陶的儿子处于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想重建父亲在家中的权威以尽孝道；另一方面，自己深受父权之苦，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又努力想挣脱这种父权的压制。身在美国的儿子娶了洋媳妇，过着标准的美国式的生活。在异地、在强势的西方语境下儿子想重新建立父亲父权地位的愿望让位于追求一种更自由更民主的家庭伦理模式，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因而得到了消解。朱父在离家后去一家中国餐馆打工（洗盘子），因无法忍耐老板的苛刻而在餐馆里大打出手，沉着冷静的朱父用暴力释放着自己内心深处的脆弱和无奈。太极大师的他可以用武力抵制外来的身体攻击，却无法抵御美国强势文化对他造成的伤害。此时朱父的暴力打破和颠覆了他所坚持的父权文化和他的太极式的修身处事的原则。父亲戴着手铐被送入警车时所表现出的镇定以及他在监狱里不吃不喝的凄凉预示着父亲被逼到了绝境：他输了。对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而言，这是空间位移后产生的“水土不服”的困窘。尽管洋儿媳最终懂得了中国家庭的含义并尝试着要接纳父亲，但父亲没有搬去继续跟儿媳住在同一屋檐下，父亲搬到了中国城独居。家庭内部紧张的对立关系得以缓和，父亲选择租房住代表了父亲对这一新的生活方式的无奈地接纳。影片最后对父亲的文化身份做了重新构建：一位中国年迈的父亲既没有三世同堂的天伦之乐，也没有西方老年人心甘情愿选择独居的安逸与潇洒，但他毕竟还是勇敢地开始了他的新生活。通过对父亲旧的文化身份的消解与新的文化身份的重构，李安既表达了他对传统父权的敬畏，也暗示了他对传统父权的叛逆以及对家庭伦理自由的追求；同时也表明了李安在处理中西文化冲突时所采取的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