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旧声作新声”——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与北宋中叶都市文化建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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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上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著名的“宋代近世说”和“唐宋转型”论，影响深远。然而作为“一个蕴藏无数学术增长点，富有学术生命力的课题”，“还未及作出细致的论证和具体的展开”①。本文即以柳永的个案研究，为“内藤命题”提供唐宋文化转型和宋代近世文化建构的具体例证。柳永歌词的都市叙述——浪子词人、才子词人和游宦词人的多元角色话语实践，继承晚唐五代以来的话语分流趋势，完成了从主流精英话语到世俗大众话语的转型，建构了一套宋代都市文化以艳情享乐为尚的言说方式和“才子艳情羁旅行役”的话语模式，对宋代新都市文化建构具有深远的影响。

对柳永的研究已经有很多视角和研究成果。但如何解释同时并存于柳永作品的浪子、才子、游宦词人等芜杂的文化身份叙述，仍然是研究的难点，又是唐宋文化转型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本文从柳永歌词都市叙述方式和角色话语的变化，切入唐宋文化转型和重构的模式。

从北宋中叶都城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形成新的街市②空间和街市文化——新都市叙述中的文化身份变化和多元角色话语实践的视角，来研究柳永、柳永歌词和柳永故事，如何将主流和边缘话语进行雅、俗重构，建构一套宋代都市文化的言说方式?这些话语方式和故事母题，被那些不同的群体选择、接受或排斥，如何在不断的叙述中，建构成为宋代都市文化的母题和经典之一?是本文的目的。

从都市叙述切入，是因为从经济发展到制度变革、再到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变迁，作为背景的描述，永远是单向度的时间和因果流程，很难凸显出各种复杂的因素和力量共同作用形成的共时性状态。而城市空间结构形态的变化，引发的都市叙述的变化，对因经济、制度、文化等等引发（同时又互为因果）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功能变迁的呈现，却是全方位的、直接的物质现实和话语现实。因此，在特定的都市叙述中研究文化身份和角色话语实践的流变，比简单的经济政治背景描述，具有更坚实的基础。

当然，都市叙述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的过程，生活在新的街市空间的人们，并不先天地具有新都市叙述的优势，也并不一定可以直接地获得关于新都市制度、空间结构功能的认同。对这一语境独特的体验和情感记忆——作为不同角色的文学表意实践——都市叙述，才能使新的都市空间，经由都市叙述成为个体—群体—大众的词汇。

大约出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生活并创作于真宗和仁宗朝的柳永③，其歌词的都市叙述和多元角色话语实践——作为浪子词人、才子词人和宦游词人，对新都市空间的角色切入和独特体验，恰恰是北宋真宗、仁宗时期，新的都城街市制度和都市阶层分化重构——新的都市文化转型、建构之际的准确体现。正如北宋范镇所云：“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院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词见之。”④

一、从浪子词人到狎客话语：由里坊到街市

——柳永歌词的都市艳情叙述与北宋中叶都市文化转型：

与宋敏求“二纪以来（指宋仁宗庆历、皇年间），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⑤的历史记载相同，柳永对北宋中叶里坊宵禁解除的制度变革，是用“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玉楼春》）的歌词方式来表达的，他直言不讳地唱出了都市制度变革带给人们的都市生活新时空、生活方式新感受。

“皇都今夕知何夕”，“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烧晓色。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鹭客”（《玉楼春》），朝野通宵达旦、歌吹沸天、灯火彻夜的都市生活情景，与唐代长安和洛阳里坊宵禁制度下的都市叙述：“六街朝暮鼓咚咚”⑥，“六街鼓绝尘埃息”⑦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同是“归来中夜醉醺醺”的冶游，在宵禁已经解除的宋代中叶，柳永只不过是独自“惹起旧愁无限”而已；而唐代诗人温庭筠在扬州，却因此犯夜受惩，遭到巡街虞侯的痛打，连牙齿都被打掉了⑧。这些在唐传奇中随处可见的都市叙述：“及里门，门扃未发”，只好整夜在外“坐以候鼓”（《任氏传》和《李娃传》）的禁夜情景，在唐宋文学的叙述中已然判若两境。

使“云踪并雨迹”“狂杀”的，当然不止是里坊宵禁制度解除在都市娱乐时间上获得的自由，更是娱乐场所由里坊一隅，到街市合一所形成的娱乐空间拓展和新的都市叙述：“朝野多欢，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

据宋仁宗景三年（1008）诏曰：“天下士庶家，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毋得为四铺作及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绘栋宇，及朱墨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由此可以看出，在仁宗朝解除旧的街鼓制度的同时，“邸店、楼阁临街市”的街市合一空间也已获得制度认可。东京的街市，不仅在宋仁宗景年间已经形成，而且大街上的邸店和楼阁（酒楼、茶坊、酒馆、市肆），超越“四铺作及斗八”旧制的建筑装饰，已经得到制度的默认。这种变革，使得北宋东京的街道比之中古时期，不仅增加了商业贸易、娱乐交际等新的功能，而且成为“雅俗熙熙物态妍”、“朝野多欢”的新公共空间，由此开启和孕育了宋型文化的种种新特质。

北宋中叶都市制度和都市空间的变革，与新的社会阶层的崛起以及商业化、都市化推进互为因果。宋代城市户籍制度中出现的十等“坊廊户”⑨，标志着此时城市社会分工和阶层的分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细化程度。坊（城）廓户正式列入封建国家的户籍，表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作用，得到封建国家的承认：“城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谨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⑩宋真宗时“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11。宋仁宗时与西夏交战，“借大姓李氏钱二十余万贯，后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12。这些积聚了巨额财富的坊郭上户，“粱肉常余，乘坚策肥，履丝曳采，羞具、居室过于王侯”（《乐全集》卷十四）。致使“士庶之间，奢靡成风。雕文纂组之日新，金珠奇巧之相胜。富者既以自夸，贫者耻其不若”（《宋会要》刑法二之五）。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上，日益成为举足轻重的群体。他们的崛起虽然不一定构成真正的政治势力，却以强有力的物质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参与方式介入了整个社会，甚至从都市叙述的话语13层面，改变了社会日常生活的方式和向度。因此，一种新的都市文化话语方式，在北宋中叶的建构是一个必然趋势。柳永歌词的浪子词人角色话语实践，不仅代表了新兴的坊郭户群体的精神诉求和话语表达，而且以其世俗化、平民化的言说方式和审美价值取向参与了北宋中叶新的都市文化建构。

“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之“云踪并雨迹”，以个体的方式所代表的狎客群体及其艳情叙述，最突出地表现了柳永作为浪子词人在新街市空间的角色体验、情感记忆与话语实践。柳永歌词由士大夫精英话语到街市世俗话语的分化转型，正是从他“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戚氏》“晚秋天”），“长是因酒沉迷，被花萦绊”的浪子词人角色开始的。所谓浪子，是封建正统对不务正业、行为举止不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游荡子弟之谓。也是两宋人对柳永的一致评价：“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从柳永的歌词中，也随处可见他放浪形骸、多游狭邪的自我描写：“小楼深巷狂游，罗绮成丛。”（《集贤宾》）浪子词人之名，并不始于柳永。晚唐词人温庭筠早就因与柳永经历相似的“士行尘杂”、“狂游狭邪”、作侧艳之词，被视为浪子词人14。只不过因为他艳情叙述的丽密华美，依然体现了士大夫群体贵族化、精英化的审美标准，故后世仍有“飞卿之词，深美闳约”（张惠言《词选》）之誉。

柳永作为浪子词人的行径和艳情叙述，之所以一直处于被批判的边缘化状态，固然是因为与唐宋以来科举取士、特别是与北宋朝廷提倡的“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15，故须“留意儒雅，务本理道”（吴曾《能改斋漫录》）的主流价值取向相左有关；最主要的，是他与市井私妓的交往及其在艳情叙述上的平民化、世俗化取向，悖逆并解构了士大夫群体贵族化、精英化的正统审美价值取向。

同样是艳情叙述，比较一下柳永“眼前时、暂疏欢宴，盟言在、更莫忡忡。待作真个宅院，方信有初终”（《集贤宾》）、“待恁时、等着回来贺喜。好生地、与我儿利市”（《长寿乐》）的两情相悦，与晚唐词人温庭筠“水精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菩萨蛮》）和“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梦江南》），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说方式。尽管温、柳二人的经历相似，然而不同都市制度下形成的不同的都市叙述，使柳永浪子词人的艳情叙述，充满了街市的世俗和庸常，具有明显的平民化、世俗化、口语化特征。解构了晚唐五代和宋初台阁词人“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晏殊《浣溪沙》）艳情叙述的贵族化、精英化的审美定势，挑战了传统的主流话语伦理。因此招致宋代士大夫群体的激烈批评16。

正是通过柳永浪子词人的角色话语实践，新街市空间中的酒楼、歌馆、市肆和世俗饮食男女，作为新的都市标志和都市阶层——“坊郭户众”——“都下富儿”（王灼《碧鸡漫志》卷下），进入柳永的都市叙述，分化并替代了以往都市叙述以皇宫贵族为中心的话语模式和审美取向。

柳永浪子词人都市艳情叙事的世俗化和商业化特征，还表现在他对“千金买笑”的娱乐商业化关系的反复描写与强调：“莫道千金酬一笑，便明珠、万斛相邀。”（《合欢带》）“有天然、蕙质兰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离别难》）“一笑千金”或“千金买笑”之典17，原本是形容宫廷皇妃和权贵宠姬，一笑难得的喻说，彼时并无商品交换的内容。而在柳永歌词中，却是男欢女爱商品交换关系的实指，是北宋中叶新的街市空间，娱乐艳情商品化的世风的真实反映。

“何啻值千金”的被强调，是因为金钱的交换作用，早已在街市商业、娱乐的交易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成为共识18。与唐五代、宋初台阁词人群，刻意回避情欲的金钱交易关系（因为他们艳情遇合的对象，更多的是家妓和官妓等非商品化的性资源和娱乐资源，与柳永及其坊郭户众主要对象是商业化的市井私妓不同），常常是用温情脉脉、充满诗意的人仙遇合、阳台云雨，洞天福地的贵族化意象，来进行艳情叙述的言说方式截然不同。它以赤裸裸的金钱交换方式，换取以往被皇宫贵族垄断的性资源和娱乐资源，使其由小众的特权，变为大众可以购买的商品，用以满足人皆具有的享乐欲望，体现出由贵族文化和精英文化向世俗文化和商业文化转型的特征。又因为这种言说方式赤裸裸地凸现出金钱交易的商品关系，剥掉了男欢女爱温情脉脉的面纱，抵触并僭越了文人士大夫建构的、他们的才具和话语权力足以超越金钱的话语神话，因而同样遭到主流士大夫群体的攻击：“唯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

正是由于代表了“不知书者”的世俗群体“浅近卑俗”的话语表达和审美价值取向，柳永歌词从浪子词人到狎客话语的艳情叙述，完成了从个体书写到男性性别、欲望群体话语模式的建构。

作为男性欲望群体的浪子和狎客，最突出的特征是流连青楼歌馆，通过金钱交换，以获取声色之娱。凸显出他们作为性别和欲望主体的文化身份和话语表达。柳永的狎客话语，以恣肆的男性自我欲望叙述，大胆的身体和情欲关怀，大量的女性声色、姿容感官刺激描写，和“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的夸富、显富的世俗言说方式，表达了普通街市市民——被边缘化的城郭户众，久被压抑的情欲诉求，表现出世俗化甚或鄙俗化的审美价值取向。柳永的狎客话语，强调男欢女爱的云雨之欲，应该获得满足的天经地义，何况郎才女貌两情相悦。而且认为“雨云惹”四处留情，是浪子和才子的天性和权力：“嘉景，向少年彼此，争不雨云惹?奈傅粉英俊，梦兰品雅。”（《洞仙歌》）“佳景留心惯，况少年彼此，风情非浅。”（《洞仙歌》）集游宴狎妓于一体的狎客群体，视女性的身体为欲望化的消费对象，因而肆意渲染女性声色姿容、歌喉舞姿带给他们的感官刺激：“访雨寻云，无非是、奇容艳色。就中有、天真妖丽，自然标格。”（《满江红》）“意中有个人，芳颜二八。天然俏、自来奸黠。最奇绝，是笑时、媚靥深深，百态千娇，再三偎着，再三香滑。”（《小镇西》）凸现欲望不断膨胀的街市世俗文化消费风尚，和新都市空间下话语言说方式的转型。柳永的狎客话语，以对情色感官刺激和放浪无度的诉求，以及周旋于无数歌妓之间的艳遇炫耀，在

满足男性中心的虚荣和欲望的同时，凸现狎客赤裸裸的消费狎戏女性身体的粗鄙、世俗的言说方式。反映了在新的街市空间下，艳情娱乐的商品化，使作为坊郭户众的男性欲望群体日益膨胀的感官刺激、情欲诉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空间和话语表达权利。

这种通过个体体验建构的“浪子+艳情”的狎客话语，与六朝宫体诗一样是自我欲望想象的话语表达，是个体感官欲望和欲望叙述的又一个轮回。只不过欲望的主体，由彼时垄断性资源和娱乐资源的宫廷权贵，变成了此时的普通举子士人和街市市民。这种狎客话语，由于表达了广大的市民阶层久被压抑的身体和情欲诉求，“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成为世俗文学——宋人笔记小说和话本津津乐道的人物和情节。由柳永、柳永歌词和柳永故事构成的“浪子+艳情”的话语模式，作为都市市民文化的话语建构，在接受群体不断选择、叙述的历史化过程中，成为都市文化的经典。从两宋众多的词话和笔记小说、话本，如《醉翁谈录》、《绿窗新话》、《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等，到元明的戏曲小说、拟话本，如《众名妓春风吊柳七》等流行于民间的市井大众文本中，可以看到这种话语的建构和流变过程。

这种浪子—狎客话语，因为代表着新的都市文化群体的文化诉求而“大得声称于世”，并且不断地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渗透与播散，日益由边缘影响中心，构成了北宋中叶都市文化不可忽略的世俗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