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主体的转换(一)

详细内容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化主体　转换
[论文摘要)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仅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的思想养料，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断地发展壮大;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才实现了文化主体的转换:确立了新的文化主体—广大人民群众，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主体—统治阶级。中国文化主体的转换，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现代人格的形成;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文化的主体是人，但文化主体是少数统治阶级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则反映了文化的性质与发展方向，也反映了文化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传统社会，文化的主体是少数统治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文化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而这种文化主体的转换，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真正得以实现。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不仅把挽救民族危亡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也把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自从奴隶制国家创立以来，少数统治阶级不仅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同样也控制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的主体是统治阶级，是少数人。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人为地制造了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帝、王、公、侯、伯、子、男、民，而且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往往宣称其统治地位是上天所授予的，同时对广大民众实行愚民政策。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家孔子就有严格的等级观念，他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孔子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是“正名”。所谓“正名”，就是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偕礼。荀子进一步提出了“明分”、“正名”论。荀子所说的“明分”就是明确封建等级制度，他说:“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德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荀子的“明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伦道德掩盖下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并力图使其永恒化。董仲舒更是从“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点出发，来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f7(基义》)。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分等级的:圣人性善;中人之性可善可恶;小人性恶。以此来论证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到了宋代，中国人传统的伦常等级观念进一步强化。而理学家们则在人伦关系中注人了以“理”为依据的等级名分，他们把“君道”、“子道”这些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理”，朱熹主张“去人欲，存天理”。总之，在传统社会中，所实行的是以“尊王”为核心的等级文化，这种文化是为统治阶级少数人服务的，而统治阶级往往实行愚民政策。统治阶级政府为了掩人耳目，“凡政治之书，多不得浏览;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所知。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谈兵之书，不特有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于一死。至于新器之制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正是由于统治阶级实行文化专制统治，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享受文化服务的权利，才导致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知识的贫乏，也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都在探索如何挽救民族的危亡，并力争创立代表各自阶级的文化，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都没有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强烈反对将文化囿于少数人手中，确立了现代文化的大众品格。大众文化的品格，表明了文化的民主性。文化建设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文化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它就应该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能够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并且不断地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和奠基人，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曾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为进一步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切实的可能性。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毛泽东一直强调文化建设的宗旨和原则要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主张文化建设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62年5月23日，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其中写道: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该是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