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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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格，是20世纪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而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区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转化为方法论，去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建构了融普遍性与特殊性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和未来走向，从而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和探索是通过不断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而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在人道主义的讨论中，为了确立实践的本体论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自然本体论展开了批判；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为了走进问题的研究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化思维方式展开了批判；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为了消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苏联哲学痕迹，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又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进行了整体性的批判。经过这一系列的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淡出，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人们也不去分析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历史联系，以从中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其理论的独创性。其结果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始终停留于传播史的水平上，而无法深入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创造的研究，没有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核、它的哲学性格和独创性的内容。这就是21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状况。所以，直到现在，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外国的学者，都无法明确地说出什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弄不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什么区别。这不能不说是三十年来学术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由于这一消极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凸现出来了，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本文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这一现状，而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的考察。
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课题，需要进行一系列理论的和哲学史的探讨才能完成。这显然不是一篇简短的论文能够实现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仅以瞿秋白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理解和接受为主线，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源流关系。
一、中国人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态度
20世纪初，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学说为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于是，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格，就成为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和解答的基本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所持的态度不同而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因此，对比其他地区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所持的态度，就成为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布哈林和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列宁哲学中，提出了列宁主义的概念，把列宁哲学定义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了列宁哲学的时代性和国际性特征。由此出发，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把列宁哲学作为自己哲学的标志，强调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这样一来，列宁哲学的时代性、国际性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很不相同的。
在东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经历了一个从完全认同到完全否定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以前，东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概念，完全认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于是，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加清理地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他们主要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蓝本建立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上，他们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模式建立本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体系。这是一种机械地对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态度。由于这种机械的认同，东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集合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下，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适合本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始挑战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持全盘否定态度，而转向了完全认同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与之不同，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挑战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他们区分了列宁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具有时代意义，但这并不等于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每一个原理都具有普遍性，能够运用于苏联以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这一观点出发，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列宁哲学，尤其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而批评和拒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柯尔施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是直接针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他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还是阶级斗争，都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形态中获得自己的历史内容，因而是一些特殊的、历史的范畴。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只是按照“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思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问题都只作抽象概念的分析，把它们变成了一种超历史的原则，这是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不仅如此，他还批评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上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名义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模式化，并把它变成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守的信条的做法。他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国家的公民有一种忘记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的倾向，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为的是把包含在他们国家当前宪法中的教义神圣化。”柯尔施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苏联社会主义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特殊。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殊性，而将它普遍化，这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实证化、教条化的根源。作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反抗，柯尔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殊性和历史主义的原则，要求联系资本主义形态的特殊性，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一原则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内核。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化中发展起来的。不过，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道路上，它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得更远。因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化的同时，也拒绝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化。这一批判起于20世纪初。当时，美国的激进知识分子在接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提出了美国社会“例外论”(Exceptionalism)。他们认为，美国社会文化消费的特点是西欧和苏联社会都不具有的，因此，美国既不能简单地搬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简单地搬用欧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必须结合美国社会的特点和哲学传统创造美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威廉·英格里西·沃林、马克斯·伊斯门、沃尔特·李普曼、悉尼·胡克等学者以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传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等理论，创造了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把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把它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对立起来。
与东欧、西欧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也不把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列宁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有关在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有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民族运动关系的思想、有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思想都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因此，如果说列宁哲学中包括着普遍性的东西，那么，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同样包括着普遍性的东西。从另一个方面看，列宁哲学虽然具有普遍性，同样也有特殊性。比如，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问题的探讨、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软弱性的分析，都属于列宁哲学中的特殊内容。因此，如果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特殊，那么列宁哲学也是特殊。既然如此，人们不需要在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划一条绝对的界限，而应该着力区分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哪些是属于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属于特殊性的东西，从中发现对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有用的资源。这一观点早被瞿秋白明确地提出来了。
瞿秋白是在中国传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人。1920年，瞿秋白作为《晨报》特派记者派驻莫斯科，在那里学习和研究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思想，全盘接受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923年，瞿秋自从莫斯科返回中国，开始在中国系统地传播和研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瞿秋白并不区分列宁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区分普列汉诺夫哲学和列宁哲学、布哈林哲学和斯大林哲学，而是把这些哲学都看作是统一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介绍，但他却区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他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宇宙论的基本原理，以及有关人类历史规律、世界历史观、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的内容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而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涉及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归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他认为，由于中国和俄国同属于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都要面对和解决农民问题，都要探讨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道路，所以，不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也对中国人思考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具有不同于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状的特点，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不能简单地搬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应该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去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这就提出了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上、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对于思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意义的思路。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从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对中国论题的思考，瞿秋白建立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呈现出不同于东欧、西欧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