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市民文学中的价值变异与消费观念(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明中后期市民阶层及市民文学反映出的变泰发迹心理与现世享乐的消费观念，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社会风尚，也不仅是一种市民的消费心态，在这种消费观念背后，裹挟着对人生、命运、享乐、欲念等的沉湎与留恋、把握与追求；这是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存在、价值的发现与思考，也是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念和生活态度。这种新的内容，使得“消费人生”具有了复杂的意义，受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念的引导和影响，明中后期的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具有了哲学的高度与历史的深度。但是，这种消费观念与追求变泰发迹的心理，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有其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关 键 词】价值变异/变泰发迹/消费观念
【 正 文】
魏晋时期伴随着人的发现，开始了重新对人进行全面的思考，试图对人的困惑、人的价值作出全新的诠释，以此建立哲学的新思维；明中后叶则在消费人生的现实洪流中，裹挟着对人生、命运、享乐、欲念等的沉湎与留恋、把握与追求；这是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存在、价值的再次发现、思索，这是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念与生活态度。
正因有了这种新的内容，使得“消费人生”具有了复杂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人生颓废和意志消沉。
正因有了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念的引导和影响，使得明中后叶这一文学现象与社会现象具有了哲学的高度与历史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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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人的发现与价值变动
程朱理学的著名论点是“存天理，灭人欲”，把“理”与“欲”的冲突与对立极端化，所谓“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注：《朱子语类》卷十三）把封建主义、禁欲主义、等级制度视为“天理”、“性命”，当作封建统治的规范、秩序、法规来强加于人。
王阳明的著名观点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注：《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身之主宰便是心， 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知之所在便是物。”（注：《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上）把问题全部集中在身、心、知、意这种种没法脱离生理上的血肉之躯的主体精神、个人意志上。尽管本意也是想把封建统治秩序直接内化为一种心理意志，或称心理的伦理化，但结论正相反，由于心理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个人意志，逻辑的发展是王阳明的“心学”本能地否定了用外在抽象的、伦理的、先验的理性观念来强制、压抑心灵的“理学”，他认为：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谓百姓日用即道，……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闻者爽然；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注：《明儒学案》卷三十二、六十二）
并进一步指出“理学”并非“圣之学”，“圣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注：《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不仅感受到人性被理学长期“捆缚”的“苦楚”，而且斥责道学是在装模作样。刘宗周也认为“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注：《明儒学案》卷三十二、六十二）刘宗周的学生陈干初认为：“人心本无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人欲正当处即是理，无欲又何理乎？”（注：《陈确集》下册，中华书局校点本，1979年版，第461页，第468页）本是反对道学而承认人欲、人性，却无意中喊出了对程朱理学禁锢与压抑人性的不满。
当然，从哲学上对封建礼教、程朱理学批判最有力的是李贽。为了从根本上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程朱理学，他常常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程朱理学尊奉的祖师爷孔孟。不仅对孔孟不恭敬而且大胆地反对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他认为愚夫愚妇不能干的事，虽是圣人也一定不能干。况且时代在变，环境也在变，孔子的话怎么能成为“万世之至论”呢？他的不少言论像投向孔孟之道、封建礼教的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
在呼唤个性解放的同时，李贽对个性的束缚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他以自己的一生为例，控诉了封建礼教、传统道德种种清规戒律对人的约束和禁锢：
……即长而入学，即属师父与提学宗师管矣。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注：《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第183―184页）
一生一世把人死死限制在一个既定框子之中，这种对人性的禁锢和压抑，李贽实在不能忍受，并自嘲自己的前半生：
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妍，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注：《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第347页）
这不正是那些虽崇信儒教而不知儒教为何物的芸芸举子，朦腾儒生的自画像吗？李贽一旦清醒过来，不仅不愿作吠声之犬，而且要睁了眼看，用了心思，对历史、人生与社会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李贽非常庆幸自己“天生我大胆”，乐于承认自己是“异端之尤”，并为争取人的自由，个性解放，甘愿“与百千万人作对敌”，甘愿被封建卫道者诬为“妖人”，“妖怪之物”，甚至不惜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李贽的一生，从理论著述到实践行动，不仅充满着个性解放，人人平等，个性自由的人文主义色彩，而且还把统治阶级给“道”抹上的一层层神秘色彩，毫不留情地刷去，让“道”从天上回到人间。李贽公然宣称饥来吃饭困来眠的生存欲望，趋利避害的自私欲望，好美色乐享受的快乐欲望，是“吾人禀赋之自然”。“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注：《明灯道古录》卷上。）那么，黎民百姓“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注：《焚书》卷一《答邓明府》，第39页）这有什么可鄙薄的呢？人类的种种欲望是自然本性，无论圣人或者凡人，礼教不应禁止、抑制，而应该顺从、支持。从千万人之心中、之自然欲望中流露出来的便是礼。为了一种其它目的，人为地给人外加进去一种规则则非礼。（注：《焚书》卷三《四勿说》）李贽在将封建礼教世俗化的同时，将“礼”消融在世俗生活之中，实际是为了呼唤人文主义思潮的到来，把礼给予无情地稀释和溶解，为个人主义鸣锣开道。
对礼教的批判，对人性的全面复归的呼唤，在明中后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文主义思潮。到了明末王夫之那里，完全把“礼教”消融在人欲之中，“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认为只有人人平等、自由、博爱，互相尊重，这才是天理，否则便不是天理。（注：《读四书大全说》卷三）到了清初思想家戴震那里，仍然抑制不住对礼教吃人、杀人的愤慨。（注：《戴震集》下编《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75页）
随着对旧道德、旧风习、旧传统、旧价值的破坏与对抗，李贽等人的怀疑论哲学思潮的张扬与鼓荡，在那种人性禁锢和个性失落的黑暗年代，尽管犹如空谷足音，但毕竟在一批与市民阶层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有识之士当中引起巨大反响，并唤醒了一批士人的觉醒。在新与旧的界碑中，出现了一大批狂人形象：
李中麓家戏子几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数人。继娶王夫人方少艾，甚贤。中麓每日或按乐，或与童子蹴球，或斗棋，客至则命酒。（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八“杂记”）
（杨）用修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注：焦告《玉堂丛语》卷七“任达”）
王九思《答王德征》云：“九思者，当世狂人也，翰林不容，出为吏部；吏部获罪，左迁寿州；寿州不可，罢归田里……”（注：焦告《玉堂丛语》卷七“任达”。）
吴中张幼予奇士也。……好怪诞以消不平，晚年弥甚。……至衣冠亦改易，身披彩绘荷菊之衣，首戴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且改其名曰敉。……堂庑间挂十数牌，署曰：“张幼予卖诗或卖文，以及卖浆、卖痴、卖呆之属。”（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士人・张幼予”。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82页）
“狂人”似乎是每一转折时代必然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狂人”作为旧时代的送葬人，新时代的先行者，不仅常常被统治者恨之入骨，而且常常被世俗不理解。李贽笑纳之余，又以“异端”自谓。至于李贽落发为僧，仍出言无忌，狂行狷介，并敢于和统治者摆开“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决一死战，（注：《续焚书》卷一《与周友山》，第295页）不正表现了一个斗士的性格吗？何心隐同样以惊世骇俗为快意，以“一言行即为人所怕”相标榜，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妖”，却被李贽赞为“英雄汉子”。徐渭“疏纵不为儒缚”，“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注：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页）佯狂到残害自身，践踏自己性命的程度。袁中道重“狂狷”而鄙“乡愿”，袁宏道公开宣称，追求人生的“五大快活”，王思任专以嘲谑“达官大吏”为快事，（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丁集上，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575页）卢楠“为人?跎，好使酒骂坐。”（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丁集上，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425页） 在这个狂人家族中，有的狂放，有的狂狷，有的狂傲，人的狂猱……虽狂情不一，但狂心相通。他们既执着地追求理想，又痛苦地感到理想之虚无缥缈，云遮雾罩；既大胆地批判现实，又清醒地觉得现实之无法脱离，无法理解。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感到怆然和痛苦，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停止探索、追求。如对禁锢人性的控诉和反叛，对人性复苏的期冀和追求，哪怕是以扭曲的形式出现，也要为市民解放运动狂飙的兴起摇旗呐喊，鼓波作浪。
以文艺为武器，向封建礼教、程朱理学冲锋陷阵的主力仍是李贽。当然李贽之前已有汤显祖对真情至性的辩护，徐文长对“己之所自得”的提倡，李贽在此基础上推波助澜，形成了一股文艺复兴式的狂飙。他的“童心说”不仅是对当时矫揉造作的文坛的当头棒喝，而且是对虚假矫情的道学在文坛流毒的控诉。因此，他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因此他认为童心之失，在于“道理闻见日以益多”故也，而“道理闻见”又是“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注：《焚书》卷三《童心说》，第98页）
正是在这种进步文艺思想引发下，公安三袁提出了“性灵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任性而发”，“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语）。仍是要求对个人感情的尊重，对个性的宏扬，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号称全能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更是奉李氏之学为蓍蔡，而凌?初又是步冯氏后尘。“三言二拍”的编纂不正是对李贽等进步思想家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吗？“三言二拍”作为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它用文学的形式体现了当时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潮，或加入到人文主义思潮的洪流中去。是否可以这么说，当时进步的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相互融合、牵引、催化，共同弹奏出一曲人的觉醒的赞歌。
挣钱：变泰发迹“白日梦”
明代中后期，由于商人地位、商品意识的变化，引起了价值观念、社会风尚、消费意识的变化。由于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所显示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又引起整个社会心理――重商、重利、重财的变化。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中说：
财利之于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犹不忘夫利也。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鹜，犹自以为不足也。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不至于横溢泛滥，宁有止息。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穷日夜之力，以逐锱铢之利，而遂忘日夜之疲瘁也。
这种不顾一切追求财利的风气，不仅在市民阶层蔓延，而且一直扩散到官僚士大夫之家，如有的就广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注：《谷山笔尘》卷四）为了趋利谋财，不仅放下了士大夫的架子，而且还绞尽脑汁去赚大钱赢大利，在金钱财利的冲击下，清高不值一文钱。
明代市民小说，便是在这种社会现实引发下真实地描绘出一个商人的天下、市井的世界。在这里，商人是扬眉吐气，还是垂头丧气，完全要看他的得利多少而定。
于是有一种心理便很自然地产生了：变泰发迹，转眼暴富。
虽然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理，但它却是那些万分渴望富有的人的正常心理。
它像罪恶的墨菲斯托菲里斯，引诱着浮士德。它像一股强劲的飓风刮到晚明的城镇和乡村，刮到市民那欲壑难平的内心――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崭新的价值观、人生观的诞生、具有现代消费意识的风行，引诱着人们的希望，刺激了人们的欲望。一句话：对金钱的追求，是他们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原本是“宁静”、“恬适”的内心世界，从此变得躁动不安起来。为了达到对金钱的占有，私欲无限膨胀，结果“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歙县风土论》）商场成了战场，同行成了冤家。面对这种深刻的历史变动，价值转变，或许有的人会惊诧、迷茫、躁动、不安，但对金钱的追求，对“变泰发迹”的热切向往，成了人们――尤其是市民阶层的“白日梦”。
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和环境中的市民阶层，作为“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2页）获取利润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并无可厚非。 然在不发达的共同体进行产品交换的情况下，在占有金钱心态的驱使下，常常靠侵占和欺诈的手段来获得，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
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64页）
如在商业资本的第一种形式“商品商业资本”中经常遇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的现象，第二种形式“货币商业资本”中的会票行业与高利贷资本在明中后叶是非常活跃的商品经营形式。如在第一种形式中，当时有许多自耕农或佃农依赖副业生产的补偿维持生计，可事实上他们的劳动果实常被商人用欺诈行为并吞。当时从事丝织与棉织业的农民，常被牙行商人用大秤盘剥。在石门县丝行牙侩所造大秤高达二十余两。（注：参看《石门县志》卷十二）有时牙行用掺假银的方式剥削农民。（注：参看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六册）在第二种形式中，典型的是严嵩，把钱寄在工商店铺，典当以生息，而“追其受寄，金钱垂二十年不尽。”（注：《明史》卷三○八《奸臣传・严嵩》）
商人经商，目的获利，却是天下一切商人的追求。因而，“变泰发迹”也成为众多商人梦寐以求的梦想，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笔记或方志中均有反映。
文若虚经商屡遭挫折，在心灰意冷之时，偶然乘了走海贩货的船到海外观光，无意间因一筐洞庭红桔和海滩上捡来的龟壳而暴富（初刻一）。王生行商两番遭劫，后又在婶母的鼓励下，坚信“必有发迹之日”，结果也是“遂成大富之家”（初刻八）。故事虽说有点荒诞不经，市民变泰发迹的心态却真实可信。文若虚倒楣时，“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听说北京扇子紧俏，等到他把扇子运到北京，京城却阴雨连绵，直到箱子里的扇子霉烂也没见个好天气。等他时来运转时，随便买筐桔子，也值几百两纹银，拾个龟壳，便是稀世珍宝。我们透过这怪诞不经、神秘莫测的帷幕，不难看到贩货行商，竞争激烈，市场行情，瞬息万变。不是命运捉弄人，而是人对市场规律各种因素未能把握。如文若虚只知暑天人们需要扇子，却未知过热的北京后来的天气变化。人投身商场，对商场的各种信息、行情、规律把握不了，难免有“时也”、“命也”之叹。
《叠居奇程客得助》写程氏兄弟，经商折本，无颜见江东父老，困居异乡，后得海神相助，又屡屡得手，“四五年间，展转弄了五七万两。”上面罩一海神，似乎程氏兄弟否极泰来是神力，其实这是一个囤积居奇而致富的故事。因囤积居奇在中国是商业不道德的行为，故而借神力以掩饰。当然，我们无意对程氏囤积居奇而致富作什么谴责，我们知道程氏家乡的风俗：“徽俗：商者率数岁一归，其妻孥家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程氏兄弟既皆落寞，羞惭惨沮，乡井无望，遂受用他商，为之掌计以糊口。” （注：吴曾祺《旧小说》戊集一）一个时代，一方乡土对发财致富的迷狂心理，而演变为浇薄人情，势利心态。
作为一种时代崇尚，变泰发迹的美梦并不仅仅商人有，它实际已渗透到市民的各个阶层，甚而至于全社会的各个阶层。打开“三言二拍”，地下挖出金银而飞黄腾达的“掘藏发迹”故事不乏其例，上厕所捡到大包的银子也屡见不鲜，甚至，大仲马笔下邓蒂斯式的“基督山遇宝”也出现了（《警世通言》卷二十二）。在市井的世界中，市民对突然暴富津津乐道，对飞来横财受之不惊，像小业主施复在街上偶然捡到一包六两白银之后的心理活动及后来举动，只能说他是一个刚刚脱胎于封建农民的小手工业主，身上有着浓厚的农民意识，身上既有市民的发财梦想，又有农民的忠厚本分。施复的行为，对于那些狂热追求金钱，一心渴望发迹的某些市民来说，虽是一个反映，是一个刺激，更是忠厚品性在新兴市民那里的一个遗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