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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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日本爆发特大地震，堪称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灾难。但消息传到中国之后，在某些场合却产生了我们不愿见到的某种异于寻常的“网络抗战”。
3月12日凌晨，笔者撰写了《日本地震考验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一文，主要从人道主义、人性的角度呼吁，中国人民应该对受灾的日本民众表示同情。
该文写成后，先后在腾讯、新浪博客上发表，并被两个网站首页推荐。笔者之所以这样做，是意图通过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主流媒介平台获得更广泛、客观的调研数据。果然，在短短五天内，两篇博客共获得72647次的点击率，获得了1555条评论。
根据IP（网络地址）分析，来自除西藏之外中国大陆所有地区的评论占总数的88.94%，来自港澳台和海外国家与地区的IP地址占11.06%，以大陆地区为主；内容上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是诅咒、辱骂类评论,占总量的64.18%，这些评论基本上都是用粗鲁、侮辱性的语言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其二是理性批驳的评论或是有限度的同情，占13.12%，如“不能表现在脸上，不然落人话柄”、“以德报怨也要分清对象”之类；其三是对笔者的理性支持，共计78条，仅占总量的5.02%，为最少，如“自强不是诅咒和幸灾乐祸”、“ 大灾难面前要有忍让之心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等；其余的275条评论皆为无内容、无价值的评论，如“飘过”、“嗯”之类，占总量的17.68%。
这些数据所搭成的框架，构成了笔者撰写本文的一个重要前提与入手点，也促成了本文所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之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已不用赘述,它不但在形式上以各种文化现象、政治思潮乃至执政纲领表现出其重要性，成为百余年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主导性观念之一；内容上形成了丰富、健全的民族主义精神体系之外，从晚清、民国至共和国诸阶段，均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其长盛不衰的影响――只要处于社会转型期，民族主义必冒头并带头。因此，它对于近世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族主义”也是近一两百年东西方学者在面对东方社会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支持者认为，民族主义为民族前景之动力、社会进化之原因，若是没有民族主义之力量，民族独立必是奢望；反对派则主张，民族主义乃是走向和平、普世与大同的障碍，“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盗窃、欺骗和背信的历史”（泰戈尔：《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无论主张为何，谁也无法否认，民族主义一直在20世纪以来的世界意识形态中被呈现。而现在我们在中国大陆所看到的民族主义，是否与20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一脉相承？是否真的就是当年以一种意识形态帮助一系列东方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
【一】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笔者先转引一个近来在“微博”上被网民转发多次的笑话：
某年，陕西地震了，某些河北人对陕西人说，你们地震了我好高兴啊。陕西人回复：高兴？你疯了？河北人咆哮道：“2000多年前的长平大屠杀，我赵国人被你秦国人活埋40万。忘记历史等于背叛。秦国余孽，我赵国子民与你不共戴天，不复仇不是赵国人！”
这个笑话实际上反讽的是目前高喊对日本“复仇”的中国网民，这个笑话的关键是偷换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城邦国家”（city-state）的概念。当时赵国、秦国并非“民族国家”，而是“城邦国家”，而今天的“河北”、“陕西”却同属于“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范畴之下，自然，“中国”与“日本”也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对中国网民而言，他们必然不会去计较“长平大屠杀”活埋他们祖先40万，但是他们一定会因为“南京大屠杀”而记恨日本人对30万中国人生命的剥夺。
由上可知，中国人所强调“民族国家”的侧重点乃是民族，国人当下“爱国情结”乃是“民族情结”使然。因此，在整个“网络抗战”中，中国网民们的“民族主义”情结大大压倒了“国家主义”。但笔者始终认为，绝大多数中国网民并未真正地领悟“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而是以一种盲动、激进甚至非理性的态势，从“网上”蔓延到“网下”，形成继“网络民族主义”之后的又一次“伪民族主义”思潮，针对这类思潮，笔者暂将其命名为“民粹民族主义”（pop-nationalism）思潮。
首先，从形式上看，“民粹民族主义”，自我否定了先前民族主义中本身的温和、秩序性姿态，取而代之的是无序、攻击性的暴力言语或行动表达。
从种种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民粹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多半是极端、暴力的。这类暴力既存在于行为中，也存在于语言里，其本身缺乏一种规范、系统的思想体系内核，其中只有“只破不立”的“红卫兵情结”。语言暴力主要体现在网络上，即用粗鲁、庸俗与暴力的侮辱和恐吓性语言，对不同于自己的意见者或是某个国家、个人进行攻击与人格践踏。附在笔者文章后面的998条暴力、侮辱性评论中，大致内容分类如下：对本人、日本国或该民族等进行目标性人身攻击、侮辱，占46.59%；纯粹无目标性咒骂、辱骂，占39.48%；单纯的脏话占13.93%。
当然，这只是网络上的“民粹民族主义”，在“网下”这一思潮所导致的行为亦是充满暴力。譬如自2005年开始的“反日货”游行，在武汉、郑州、南京与深圳等城市均变成了砸商场、焚烧私家车与哄抢超市等行为。实际上粗通一点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这类行为根本不能打压日本经济，这类盲目偏激的暴力行为，只能凸显“民粹民族主义者”的无知。
各类行为，实际上是“网络民族主义”对于“网络暴民”的怂恿，使其迅速成长为“社会暴民”，进而催生出了“民粹民族主义”这一怪胎。毕竟，互联网是“可隐身”的“平权社会”，兼之又缺乏应有的法律监管，因此从“语言暴力”过渡到“行为暴力”仅一步之遥。
其次，从成因上看，“民粹民族主义”实质上是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青年民众寻求精神发泄的一个出口。从某种程度上讲，“民粹民族主义”构成了维护短暂性稳定、转移部分矛盾的减压阀。
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已经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在整个过程中，高失业率、高腐败率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资本积累、观念更新到一定程度，整个社会肌体必然会产生一种类似于人类注射疫苗之后的发烧，进而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小部分的震荡，经济学家曾经将其命名为“阵痛期”。这种“阵痛期”其实不难理解，也不奇怪。
笔者在这里打一个比方，当下中国就好比一个保持快速且一直长跑的选手，在奔跑的过程中，会感觉到呼吸困难、韧带紧绷以及肌肉胀疼，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有很多，譬如停下来好好休息，或是更换一下奔跑的姿势，甚至还可以用冷敷、按摩疗法等等，但唯独万万不可靠吸食麻黄碱或服用兴奋剂等毒品缓解疼痛。吸食最快，也最管用，但直接毁掉运动员的身体，一旦成瘾，等于从人变成了鬼，莫说长跑，连走路都困难。而“民粹民族主义”恰恰就是一针维护社会稳定的兴奋剂，断然不能像积累经济财富一样搞“短平快”，而要以长期、科学的策略进行有效疏导。转移矛盾的方式多种，但调动民意，利用“民粹民族主义”来泄愤无疑是其中最愚蠢的一种。
最后，从后果上看，现代青年中，相当部分已有一定的“民粹民族主义”的倾向。
所谓“民粹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对于精英意识的反动，是对于人性中暴力、群氓等原始动机的返祖。一个成熟的民族，是不会用暴力来解决任何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