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话语：历史重读与女性书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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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中的断裂，使全面的总体的历史图景成为飘逝的烟云，新的历史使新的理论在社会历史的迷宫中冒险，并开掘自己的通道。
让历史的差异性自身以本来的形态发言，是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小说的核心观念。新历史主义是西方舶来品，而新历史小说却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土生土长的小说形态。相当一部分批评家认为，这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但在我看来，新历史小说无疑是受到了克罗齐的历史哲学和新解释学理论的影响，而且与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在产生的时间和基本理论的向度上具有相当的趋同性。不妨说，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成果与小说创作实践在吸收全球化思潮中西方新理论的同时，又将其基本精神脉络整合在自己的言说方式和民族性格中。因此，所谓本土理论--新历史小说的理论和实践，并不能脱离全球化思潮，在这个意义上，贸然断言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毫无关系，本身就是非历史的态度。
产生于1982年的西方新历史主义，与产生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新历史小说，具有某种精神上的血缘性。新历史小说和新历史主义的内在一致性，并不排斥其具有精神差异性和文化本土性。我只是想说，这二者的精神路数大致接近，但又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因为任何一种外来理论和文化模式，都会通过本土的文化过滤和文化变异，最后沉淀为本土的母语文化精神。因此，新历史小说应该说具有三种不同精神资源：一是80年代的寻根小说对其基本的思路和艺术模式的直接启示，二是90年代的新写实为其细屑的日常化边缘化状态描写的写作语境提供了参照，再次是西方解释学和新历史主义为其理论意向提供了学理资源。正是这三重文化资源和参照点，使新历史小说能够在90年代中国全面生长起来。

第一节 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意向

一般而言，事实是不会陈旧的，但是思想却总是不断过时。
历史在人类思维中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时空合一体，也是一种难以把握的、绵邈无尽的人类生命踪迹。人类为了把握历史的脉络，为了反思历史形态中的自我形象，进行了长久的艰苦努力，从而使"历史与人"成为人把握自己的基本思维向度。
一，历史重写的文化语境。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的诞生，颠覆了关于"历史与人"的古老命题，而重新界定"历史与人"、"历史与文化"、"历史与文学"、"历史与政治"、"历史与权力"、"历史与意识形态"、"历史与文化霸权"等的复杂关系。这样，新历史主义就以反抗旧历史主义、清理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了文化思想舞台，并在"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上占据了当代文化的最新审视点。
新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蒙特洛斯（Louis A. Montrose）、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海登·怀特（Hayden Wihte）等。其各人理论的差异性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不同维度。但其总体精神集中体现在对历史整体性、未来乌托邦、历史决定论、历史命运说和历史终结说的坚决否定上。因而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论，否定历史的乌托邦而强调现实斗争，拒斥历史决定论而注重主体的反抗颠覆论，成为其流派的总体标志。新历史主义注重意识形态斗争哲学，使它终于彻底清算了旧历史主义方法，而禀有一种具有文化策略意义的开放社会的新历史叙事观。
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诗学"，新历史主义所恢复的历史维度不再是线性连续发展的，而是通过历史的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就其方法而言，它总是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话语实践关系中，通过文本与社会语境，文本与其它文本的"互文本"关系，构成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或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论。他们将种种方法范式纳入当代文化批评视野中，强调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了现实生活的一个政治隐喻，是历时态和共识态统一的存在体。历史不再是矢量的时间延伸，而是一个无穷的中断、并置、逆转和重新命名的断片。现在与过去、过去与未来，在文本意义中达到瞬间合一，从而历史性地延伸了文本的意义维度，使文本写作和解读成为当代政治性解读。
新历史主义将福科"权力"观点置入其历史和文本的分析策略，揭示"权力与文学"、"社会与文化"、"心灵与肉体"之间的二元对立，瓦解旧历史主义所强调的正史、大事件、伟大人物和宏伟叙事，并将一些轶闻趣事和普通人（非政治人物、"非"领袖人物）作为分析对象，透视其人性的扭曲或人性的生成。关注在权力和权威的历史网络中，心灵怎样拆解正统学术，并以怎样的怀疑否定眼光对现存社会秩序加以质疑，或怎样在文本和语境中将文学和文本重构为历史的课题的。进而从"政治的批评"进入"批评的政治"，最后使主体的精神扭曲和精神虚无成为自我身份的标记。正是在文本与语境、政治和权力的网络中，新历史主义寻绎到了自己的文化批评方法，即"历史与文本"互动的方法。
二，当代文论的视界转换。
新历史主义在文艺理论的四个维度--作家、作品、读者、社会中，空前突出"历史"维度，从而构成"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四组新关系："历史与作家"（心灵史）、"历史与文本"（权力史）、"历史与读者"（阐释史）、"历史与社会"（文化史）。
首先，在"历史与作家"关系上，不再简单地强调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手法和风格，作家对作品不断修改所形成的文本档案史，相反，却注重文本所暴露的作家被压抑的无意识，及其对社会权力压抑的反抗颠覆和创造出的具有解构意义的新叙事。
其次，在"历史与读者"关系上，认为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不再对读者耳提面命式地加以审美训导，也不再仅仅使其沉醉在作品所营造的审美氛围中。相反，作品接受史总是将社会的分裂性、作家的变态性、文本的破碎性展示于读者面前，从而使其打破了审美的定式思维，进入一种审丑、审政治、审文化的非文学性的特殊体验中，走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封闭话语系统，发现历史中的权力运作形式与当代现实中的意识形态结构的惊人一致性。这样，历史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就变成权力话语领悟关系，变成读者对作品接受史的再度颠覆性阐释。
再次，在"历史与文本"关系上，注重"重新书写历史"。不管是重新书写文学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还是重新书写边缘史，如疯狂史、心理分裂史、性史（福科），抑或重新书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史（格林布拉特），或重新把握文学的政治史和政治的文化权力史（蒙特洛斯）。换言之，新历史主义者力求进入文化史又超越文化史，打破文本原意而使文学成为两个时代、两颗心灵、两种语境的跨时空聚合，并返回到个人经验的特殊语境和文学"对话"中去。
最后，在"历史与社会"关系上，强调文本之间的"互文本"关系比单一文本间的关系更重要。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互文本关系，才能揭示文本符号与社会符号、审美符号与政治符号间的差异本质，透视文学语言与现实语言、意识形态语言间含混歧义的逆向循环游戏，寻绎出一整套压抑话语和反思性洞见，对历史政治社会实行文学想象性把握，又对文本实行政治性把握。从而，使重新界定文学的本质、追问文学史的真实性、认识文学批评的当代性成为可能。
然而，新历史主义因过分强调文学的外部规律，过分注重对历史的重新解读，而可能使文学史变成个人随意阐释而主体间不可通约的"文学场"。在这种文学场中，文学的对话变成了争论和喧嚣，最终因意义的非统一性和标准的非一致性导致对话破裂。于是，文学的权力话语分析变成了想象性的再度虚构，心灵史的重新发现变成了意识形态甚至是变态心灵史的发现，而一切美好的、正常的、充满生机的精神现象反而落到新历史分析的视野之外。同时，还因其太过重视"边缘话语"的分析，如疯狂、性、同性恋、政治阴谋、历史黑幕等现象的分析，而忽略了人类经典文本中人的精神世界的分析和引导。所以，这种"重读经典"的新历史方法，以一种非考古式的方法进行阅读，有可能是再一轮的"新"的"历史错位"。
当然，正因为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与现实、情感与理性、具体阐释与文本语境的互动，也往往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种"无边的历史主义"，即想通过文献式考据而达到哲学批判的高度，以一种微观分析的方式从事宏观的把握，从而显示出能力不济和诸多牵强附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