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构：浅论经济法学研究路径与基本范畴体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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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勃兴20余年以来，经历了从“热门”向“冷门”的跌落。本文回顾20年来的研究路径，对其中体现的“三大误区”作深刻反思，指出缺乏法哲学的关注是经济法学研究存在的误区之根源，走出误区的出路在于构建经济法哲学；并对经济法哲学的初步构建，即构建经济法基本范畴体系作出自己的尝试。
关键词：经济法学研究路径经济法哲学基本范畴体系
经济法学研究，于中国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一度以它的来势汹汹让民法学这样的老牌学科感受到强大的挑战，也一度成为法学研究中的热门。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发展，经济法学的自身缺陷也逐渐显露，而民法学在“挑战-应战”的刺激模式之下所爆发出的力量也让经济法学感到难以招架。经历了十余年的繁荣之后，经济法学昔日辉煌之下所掩盖的空洞化日益凸现，也渐趋于走向冷寞。当“挑战”的方向转向经济法学之后，如果不能有效的“应战”，则将成为被淘汰出局者，面对这样的现状，经济法学有必要进行自己的反思与重构。
一、反思：从三大误区透视经济法学之不足
中国经济法学的兴起，正当改革开放之初。是时，中国仍奉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又吸收建国三十年来，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刻教训，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管理经验，开始注重以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基于此双重背景，中国的经济法律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初厚经济法而薄民法，而中国的经济法学也自其诞生之时起产生了把自己定位于包罗万象、统领一切经济关系之法的思潮。[1]然而在1986年，《民法通则》作为民事基本法被颁布，把经济法作为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法律的观点失去了立法支持，其理论根基亦随之动摇。经济法学根据新的形势，又提出了新的学说，如“纵横统一说”、“密切联系说”、“管理―协作说”等，或多或少将纵向经济关系的全部与横向经济关系的一部置于经济法调整范围。[2]这些新的学说观点，立足于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是“有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较之最初的纯粹基于计划经济的观点自是有所进步，但其立足点仍不稳固，这就决定了它们很快又将显出不合理性而陷入困境。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确定了政府对企业“规划、协调、监督、服务”的管理方针，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由此摆脱了与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密切联系”。而同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之下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自然由民法调整而不可能再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伴随着党与政府在理论上与政策上的这一伟大跨越，“纵横统一说”等学说又为时代所淘汰，经济法学者也随之作出自己从“大经济法”到“小经济法”的跨越，“国家协调说”、“国家干预说”、“国家调节说”等比较成熟的学术观点开始形成并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这些学说，基本上都将经济法调整对象限定于纵向的经济关系，而且是特定的纵向经济关系。[3]20年间的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从“全经济法”到“大经济法”，再到“小经济法”的演进，[4]确实有不少成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观点的多变，在表明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时俱进”的强大活力的同时，又说明经济法学因为缺乏自己稳固的理论基础而不免“随波逐流”-跟随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我们不难发现，在每次经济法学说发生重大变化的背后，都存在着党和国家转变经济政策的背景，经济法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策法学”。这种近乎“零距离”的接触使得经济法学很难坚持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指导现实的意义。[5]
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靠得过近，不能摆脱“政策法学”的痕迹，而当经济政策转化为经济立法之后，经济法学又不可避免地落入了纯“注释法学”的窠臼。所谓注释法学，古已有之。中国东汉时期出现的律学，依照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对君主颁布的成文法进行文字上与逻辑上的解释；而西欧中世纪的“伦比亚学派”，致力于通过对查士丁尼时期所编纂的各个罗马法文献的文字、语言、逻辑的解释和引证而澄清罗马法文献的精确意思，并通过编辑使罗马法为现实生活服务。这些都是注释法学的起源。注释法学通过对法律的解释，明晰法律规定的真正含义，弥补法律制定的漏洞，对法律实施与发展有重大意义。因此，一个法学繁荣的时代，往往也是注释法学繁荣的时代。在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进程中，大量法律的立、废、改，都需要从注释法学角度予以解读，因此，当今时代也就成为了一个注释法学繁荣的时代。而经济法律法规的立、废、改，更是这场法律革命的重中之重，经济法学的研究，也热衷于对这些法律法规的注释性解读。这种注释经济法学的兴盛，给整个经济法学界制造了繁荣的表象，但这种“繁荣”终究不能掩盖经济法学内涵的“空洞化”。[6]一个国家的法学如果只体现为注释法学，这个国家的法学就已经走上了绝路，部门法学亦如是，而现在这样一种危险正真切地呈现于经济法学的面前。以经济法学的教材为例，不同主编、不同出版社的教材，在总论部分尚能体现出一定的个性，在分论部分基本上是如下架构：概念解释-立法情况-各项制度规定，所不同的只是部门法的选择，给人感觉仅仅是法律规定的罗列而兴味索然。[7]教材只是整个经济法学的一个缩影，过分强调注释法学，必然走向“低迷”。
除去前面所述的“政策法学”与“注释法学”误区，经济法学还存在第三大误区-“经济学”误区。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与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经济法学概念的提出，也同样与经济学密切相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书中首先提出“分配法”或“经济法”概念，对其所设想的未来公有制社会的产品分配进行了规定；法国另一空想社会主义者德萨米在1842-1843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沿用了“经济法”的概念，同样是将其设定为产品分配法；而在20世纪，“经济法”概念的首度使用，则是德国学者莱特于1906年创刊的《世界经济年鉴》中，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历史说明，经济法学从其诞生之初就与经济、经济学形成了密切的联系。“经济法作为对经济关系的‘翻译’，其‘翻译’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这就要依赖于作为探索经济规律之科学的经济学。是故，经济学对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来说处于本源地位。”[8]然而，经济学的本源地位不代表经济学可以取代经济法学，经济法学应有自己的独特“品性”，但在经济法学研究中，却恰恰存在过分依赖经济学、乃至以经济学取代经济法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论及经济法的起源，多以经济学的“市场失灵”、“外部不经济”、“公共物品”等概念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说作为理论基础；[9]谈及经济法的本质，则大多认为经济法是协调市场缺陷与政府失灵的对立统一之法或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之法；[10]至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也多从经济上予以研究，例如以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原则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11]而对于经济法具体制度的研究，经济学的渗透更为普遍，如直接搬用经济学概念，以经济理论论证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变迁与合理性，运用经济理论评价经济法律制度的运行绩效。[12]与经济学的这种“亲密接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法学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法学的法学“浓度”减弱，自身的独立品性丧失。
二、出路：探索经济法法哲学的构建
经济法学三大误区的陷入，归根结底都源于经济法学研究缺乏法哲学的关注。要解决这些问题，寻求经济法学获得发展的新路，就必须通过一次“转向”，借助于法哲学的力量以打通新的经济法学研究思路。经济法法哲学的构建，也就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经济法法哲学的构建，属于一个部门法法哲学问题。[13]部门法法哲学的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描述。首先，从认识论来看，其具有逻辑连贯性，即存在能贯通其全部内容，统一其方方面面的基础性概念和初始性范畴。这些概念与范畴的存在，直接关联人们对相关部门法学的认识，是相关部门法学是否具有系统性的关键。缺乏这一点，就难免围绕经济改革、政治实践打转，陷入“政策法学”误区。其次，从方法论来看，其具有解释“合法性”，即解释的合乎逻辑性和规律性。一般的部门法学立足于对法律解释其“然”，而部门法法哲学的方法论则要求解释其“所以然”。此点不确立，就会满足于说明经济法律规定之“然”，陷入纯粹的“注释法学”。再次，从本体论来看，其具有对象整合性，即能够整合性地解释或说明其研究对象，而不是只作局部的分析与阐释。离开了此种整合性的思维，就会在研究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沉迷于对局部的经济法律现象、法律规定的研究，仍然陷入纯粹“注释法学”的误区。最后，从价值论来看，其具有意义关切性，即必须指出其研究对于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必须提供一种反思性、辨证性的说明。这种关切，是对社会的关切，对人类的关切，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追问，是部门法学根本的价值内涵。忽略了这一点，就会热衷于从冷冰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合理或是不合理的经济现象，而忘记了还应该怀有一种“人文关怀”去提升其中的价值意义，从而“沦陷”于“经济学帝国主义”。[14]
既已明晰部门法法哲学的特征，其构建就可做到有的放矢。首先，部门法学的学理化及其向法哲学方向的发展，要求部门法法哲学对具体的部门法学具有超越性。具体对经济法而言，即不仅对于特定国家特定阶段的经济法律法规有解释力，而且对于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经济法律法规有解释力、说服力、批判力。其次，部门法学的学理化及其向法哲学方向的发展，要求部门法法哲学具有贯穿性和通览性的基本范畴。如果说对部门法的超越性是衡量部门法学学理化程度与法哲学高度的外在标准的话，那么概念和范围的贯穿性和通览性则是衡量部门法学学理化程度和法哲学高度的内在标准。具体对于经济法学，要求形成类似于刑法中“犯罪”、“刑罚”、“刑事责任”这样的核心范畴来贯穿整个领域。最后，则必须构建起系统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框架。这一逻辑体系和框架作为基本范畴的衍生，对部门法学内的所有概念与范畴起整合作用，从基本范畴出发控制、整合逐级边缘化的概念与范畴。这样一个逻辑体系的完成，可以说是部门法法哲学构建的“最后一跃”。面对经济法学的现状，建立作为理论框架核心的基本范畴体系可谓是“重中之重”的关键所在。“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没有范畴，就意味着没有理性思维，没有理论活动和理论表现”，[15]所以，“对于经济法学这样一个争议颇大的部门法学来说，确立自己的基本范畴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检验经济法学成熟及其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16]
三、重构：以基本范畴体系为起点
既然基本范畴体系是经济法法哲学构建的关键所在，那么为了不使前文的“反思”成为“空谈”，下面将尝试在基本范畴体系的建立上作出自己的努力，虽然这似乎有点“自不量力”。
经济法作为调整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其根本任务是致力于解决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和人类逐渐扩大并趋向于无限的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其突出特点就是分配与平衡经济利益。寻找经济法学的核心范畴，也就应当以利益关系作为切入点。[17]在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经济关系，就必须在国家、社会、个人（经济个体）之间展开协调，并达到一种平衡与和谐，而这种平衡与和谐的实现，就要求本位的“重心”落在中间的社会上，国家与个人任何一方都无法承载而会导致失衡。而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西方法哲学的社会化运动所提供的“社会本位”的观念支持。[18]因此，经济法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法，经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社会整体利益”。
从社会整体利益这一核心范畴出发，首先可推衍出经济法学的价值范畴。所谓价值，亦即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价值也就突出体现于对主体的社会意义，即经济法学的基本价值范畴是社会发展、社会公正、社会安全。经济法的诞生源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价值首先也在于发展。经济法学价值范畴中的社会发展，首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经济法对社会化大生产的调节，推动经济发展，创造社会经济利益，提供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前提；然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全方面的发展，进一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后，秉承可持续发展观，保持全社会的持续性发展，实现长远化、最大化的社会整体利益。而经济法学价值范畴中的社会公正，则是指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不是简单个体利益相加，以总和抹杀每一个个体的差异性，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通过对个体差异性的认识，对比不同的个体利益，特别倾向于对弱者的保护，基于个体利益的普遍化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在市场竞争中，经济法致力于让自由竞争的阳光普照于每一个市场主体，使人人都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正体现了“每个人对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与基本自由体系相等的类似自由体系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而对经济垄断的限制和制裁，又体现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9]深刻地蕴涵着“公正的正义观”。而社会安全，则既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逻辑结果，也是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的保证，与前两方面相辅相成，构成了经济法基本价值范畴的第三方面。霍布斯有言：“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持续下去。”[20]经济法学价值范畴中的社会安全，其内涵就是：通过调整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经济关系，维护一国的经济秩序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秩序的稳定，维护一国的经济主权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