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声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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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元学者的词源学研究是从“右文”研究开始的，最早的研究者是王圣美。张世南、王观国等进一步申说了王圣美的学说。宋代郑樵提出了形声字演变中的“母子衍生说”。宋末元初戴侗的词源研究具有开拓意义，从形声字声符入手，梳理初文和孳生字之间的关系，系联了不少同声符的形声字，他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同源词的系联工作。戴侗词源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声音上贯通古今雅俗词语，寻找它们之间音义上的联系。系统总结宋元时期的词源学研究，对今天探讨这一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声符；形声字；右文说；文字；词源学
Abstract：Wang Shengmei，the pioneer researcher of rightward phoic symbol in Chinese，started the tradition of etymological study in the Song and the Yuan Dynasty.Wang's theory gained further advancement by Zhang Shinan and Wang Guanguo，two later scholars.Furthermore，Zheng Jiao，a scholar in the Song Dynasty，introduced the view of “Mother Producing Children” in the evolution of pictophoic words.In the late Song and the early Yuan Dynasty，Dao Dong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etymological study.He started with pictophoic words，bed 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original words and derivative words and grouped numbers of pictophoic words that shared the phonemes.Dai's other contribution of etymological study was to connect formal and informal words by sounds to seek their relations in sound and meaning.Therefore，a systematic summary of etymological studies in the Song and the Yuan Dynast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such study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phonological symlol；pictophoic words；view of rightward phoic symbol；lexicon；etymology
形声字中的“声符”是理解、认识形声字的关键，从造字的历史来看，声符最初是表音的，后来语音变化而出现不表音的种种情况；形声字的“声符”是表音的，也有兼表意的，但不是全部。如清人王筠《说文句读》所说：“工、可第取其声，毫无意义，此例之最纯者，推而广之，则有声兼意者矣。”从右文的研究来看，真正表意的声符是那些声符为文字之母、后起加形孳乳分化出的形声字的声符，这其中的情形又较为复杂，“右文说”的兴起正是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宋元学者的词源学研究是从“右文”研究开始的，在文字学史上颇具特色，系统总结研究这一问题，对今天词源学问题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右文说的起始
汉代许慎《说文》分析文字有所谓“亦声字”，这些字都是声符既表意又表音的，此外，《说文》“?部”、“句部”、“派部”等部在后人看来，实际上是以声符为部目，所收的字(有会意字，也有亦声字)也都是“右文说”研究的对象。但这在《说文》还不是自觉的。晋人杨泉《物理论》所谓：“在金曰?，在草木曰?，在人曰?。”将以“?”为声符的字加以贯通，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右文说”的发端。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右文”研究，始于宋代王子韶。从文献记载看，王子韶的《字解》与王安石的《字说》同时，是与王安石《字说》相对的一部著作，是以重新审视形声字声符为主要目的的著作。据《宣和书谱》(卷6)记载：“方王安石以字书行于天下，而子韶亦作《字解》二十卷，大抵与王安石之书相违背，故其解藏于家而不传。”《字解》已不传，但其解字的思想，其关于汉字形义关系分析的基本观点保存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其基本观点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声，而且表义：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此说为大家所共知，是关于“右文说”理论较早的、阐述较为清楚的观点之一，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较大。王圣美的文字研究不像王安石仅从一字一形着眼，就字论字，而是系统归纳排比从同一声符的一组形声字，寻求它们的意义上的共同点，王氏归纳一组同一声符的形声字后发现：“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即形声字声符于字义的表达为关键。对一组形声字而言，形符与声符各有系统，不可一概而论。这一点远远高于王安石的《字说》。王圣美的这一发现启发了后来学者的形声字研究，由此而形成专门探讨形声字声符表意问题的学派――右文说，进而由此探讨汉语词源诸问题。宋代王观国《学林》(卷5)则更以形声字声符为字母，进一步总结出“字母”说，具体为字母加形说、省形用母说：
?者，字母也，加金则为?，加火则为?，加瓦则为?，加目则为?，加黑则为?。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则众义该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该之，他皆类此。
王观国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字母加形说”的价值在于，王观国看出了声符为形声字之母、而偏旁为后加的这一文字演变的事实，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一观点完全符合汉字演变的实际，这是“右文”研究中的一大突破，它标志着形声字研究中史的观念的确立，文字分化孳乳意识的出现，为后来学者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路。王观国的“省形用母说”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即汉字使用中存在着省掉形旁而仅使用声符的现象，有的学者称此为“省形借声”，有的学者称此为“声符替代字”[1]113，汉字使用中确实存在这种写字写半边(声符)的现象。但王观国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不是省形借声或“声符替代字”，而是省形用声。仔细考察王观国所举例字，我们发现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早期文字使用中的一种情况。王氏所谓省文，实际上是较早的古字，而他所谓的不省的字，实际上是后起的加形字。从文献用例看，田，或用为畋猎之畋，或用为佃田之佃，古均用“田”字，后来文字分化，加形而有“畋”与“佃”，“畋”与“佃”通行后，而文献中仍然有用“田”指“畋、佃”的，这应是古字的沿用，因此才有王观国所谓的省文说。王氏此说实际是以后来文字分析古代文字使用情况的结果，虽将文字古今语料混起来看，但其探讨文字演化、使用的基本思路为我们认识汉字的发展历史提供了借鉴。
宋代郑樵《六书略》对形声字声符的研究颇具特色，提出了形声字演变中的“母子衍生说”，探讨了“声兼意”等问题。其“母子衍生说”以为文有子母，子母是相生的，以母统子，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这是郑樵探讨出的“制字之旨”。汉儒说文解字之失正在于此。郑樵在《通志・七音略・七音序》中指出：“汉儒识文字而不识子母，则失制字之旨。……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汉儒知以说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字为母，从母为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郑樵据其子母理论将《说文》的540母剔去不能生之子210类，而余330为字之母，以“八百七十子，为声之主”。这些主声之子与主类之母“合千二百文”以成新字，以“成无穷之字”。郑樵的文字子母理论主要还是就谐声、会意(郑氏虽也提到转注，但其所谓转注与谐声相一致)而言的，而为子、为母之文要么是象形，要么是指事。从文字演化历史来看，郑氏的文字子母说虽包含有一定的文字演变的历史观念，如其以二母相合为会意，以一子一母为谐声，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谐声字的产生较为复杂，有一些字的声符(即郑氏所谓文之子)早于其所从的谐声字产生，从演化历史看，这些声符应该是母而不是子。这是郑氏没有看到的。从这一点来看，郑樵的以声符为子的观点比王观国的“字母”说要差得多；再者，郑氏的子母相生仅限于由象形或指事之文生成会意、谐声之字，而由文生成的字是不能再生的，这是郑氏的“子母相生说”的局限所在。
探讨形声字中的“声兼意”问题，是郑樵着力的另一工作。《六书略・谐声第五》专门有“声兼意”一节，郑樵共收了373个他认为是声兼意的字。从《六书略》的分析以及所引《说文》释义看，郑樵所谓的声兼意字有一些是《说文》中的会意字，有些是亦声字，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谓的“会意兼形声也”，还有些是《说文》以为是形声字而后来的研究者多以为是“形声而兼会意”的。从郑樵的解释看出，郑氏知道这些字中有一些是后起的分化字。如“云、雷”，《六书略》注曰：“臣按，古云作云，雷作回，皆象其形。……后人借云为云曰之云，回为回旋之回，故于云、雷复加‘雨’以别。”“?马文?”，《六书略》注曰：“《说文》：‘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曰?马文?，古皇之乘，周文王时，犬戎献之。’引《春秋传》‘文马百驷。’‘画马也，西伯献纣以全其身。’或书作?文马?。”其他如“娶、婚、姻、渔、驷、佃、仟、谊、警”等等。郑氏以后起分化字为声兼意字，并看出了这部分字为古字的后起加形字，为后起的分化字，这一点与王观国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六书略・谐声第五》又有“母主声”一节，共收字21个，按照郑樵的子母衍生理论，母主意，这些字的母又主声，因此也应列入声兼意之列。实际上郑樵在收字时已有重叠，如“筑”字，既收入“声兼意”一节，又列入“母主声”一节。又据清代焦?《笔乘》卷6有郑樵论六书数则：“《记》曰：祖者，且也。祖非从且，凡?姐之类从且，徂祖之类从且，徂祖无且义。又曰：刑者，?亻刑?也。若刑之从井，而有?亻刑?之义，则?也、井也、耕也，亦可曰刑乎?又曰：富也者，福也。若富之从?，而有福之义，则辐也、幅也、副也，亦可曰福乎?”此例说明郑樵对声兼意的认识是有限的。他所谓的声兼意是就某几个单字而言的，还没有形声声符整体贯通研究的意识。
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卷9)于“右文”研究也有创获，张氏指出：
王金陵《字说》之作，率多牵合，固不免坡公之讥。建炎间，莆中郑樵字渔仲，作《六书略》，……约以简易，而尽得作字之义矣。自《说文》以字画左旁为类，而《玉篇》从之，不知右旁亦多以类相从，如戋有浅小之义，故水之可涉者为浅，疾而有所不足者为残，货而不足贵重者为贱，木而轻薄者为栈。青字有精明之义，故日之无障蔽者为晴，水之无混浊者为清，目之能明见者为睛，米之去粗皮者为精。凡此皆可类求，聊述两端，以见其凡。
张氏颇为推崇郑樵的学说，但其基本精神仍然与王圣美的“右文”之说相一致，张氏进一步的总结论述得出从同一声符的字其声符“多以类相求”、“可类求”这一结论，即排比同一声符的形声字，即可求出其意义的大类。
二、右文说的长足发展
宋末元初戴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右文”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标志着“右文说”的长足发展，其关于“右文说”的基本理论奠定了后来“右文说”研究，以及词源学研究的基础。戴侗在《六书故》中从形声字声符入手，梳理初文和孳生字之间的关系，探讨形声字产生的几种途径，区分不同情况，系联了不少同声符的形声字，他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同源词的系联工作。
《六书故》中凡明言“×之谐声”的谐声字，按戴侗的观点，都要求其义与声，这类字借形标音，以音表义。但还有部分谐声字(戴侗没有明确指出为谐声，这些字多出现在注释中)，戴侗从声符形体入手，寻求它们的得名之由，探求它们的准确意义。这种方法在《六书故・六书通释》中称之为“六书推类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