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之争”可以休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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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一场有关于“孔学”是否宗教的纷争便悄然开始了——或许倒可以将其正式追溯到一本叫做“中国儒教史”的书的面世，而且即使时至今日，这场纷争却依然是沸沸扬扬，如火如荼，余兴未了，方兴未艾甚至还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纷争可以休矣——这不仅是因为它毕竟不是什么正经事，而且更其因为，它无疑又乃是与孔学的思想意旨相背离的。究其实，正是自近代以来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所自觉担当的启蒙意识在思想中作祟的缘故。

在某种意义上说，孔学的确可以说是“宗教”——这根本是因为，毋庸讳言，它是有神论的，而且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当忘记孔子自己曾说过的这样一句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与此同时，在这一问题上，其实他又是十分谨慎的，“子之所慎：齐，战，疾”——而“斋”无疑更是其中的慎之又慎者，是第一慎。而这显然更是在告诫我们：毋轻议之！而且在他看来，“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由此我们似乎还可以得出他是根本反对“背教改宗的精神”这样一个结论。什么叫“背教改宗”？对此，向来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柏克曾有过一段精辟表述，“在我看来，当前的法国革命……与任何那些在欧洲所发生过的纯然建立于政治原则基础之上的革命绝少有相通或相似之处。它是一场学说和理论教条的革命。它与那些在宗教方面所发生的变革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在那些革命中，背教改宗的精神成其为其中重要的部分”。因而法国革命便与宗教改革有着某些相似性。然而“此种一般性政治宗派的精神”，或者说是“此种以武力为后盾的教义”，又是根本“与宗教相分离的”，而且实际上是无神论的；指引着法国革命的“理论教条”纯粹是政治性的。但是由于那场革命将政治权力已延伸到了宗教以及“甚至是人类心灵的构成”，因此它就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最“彻底的革命”。它的成功不能由激励着它的政治原则来加以解释，尽管那些原则一直以来就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和感染力或者说是蛊惑性和煽动性，因为它们“最能迎合没有头脑的大众的天然倾向”。所以以前有好些次反叛“是以这些人权为根据的”，比如说中世纪的扎克雷起义和约翰．保尔以及英国内战时期的极端派——毋宁说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曾发生过的不胜枚举的的农民起义。但其中的问题是，这其中却没有一次反叛的企图取得了成功。法国革命的成功只能由它的特征中区别于所有同类事件的那种特征才能得到解释。法国革命是第一场“哲学革命”，而且它也是第一场由文人、哲学家、“纯种的玄学家们”所发动的革命，他们“不是叛乱的附属工具和鼓吹者，而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经营者”。它是“雄心勃勃的精神与思辨的精神相互联系起来的”第一场革命。

为此，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阅读一下李大钊先生著名的《法俄革命论》，或者可以拜读一下刘小枫先生的《儒家革命渊流考》——要知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似乎是反对任何名义之下的“革命”的而不管它到底有多么的“正义”。于是乎我们看到，他们总是要为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革命讳莫如深，就像孟子之于“汤武革命”一样。而且要知道，“子之所慎：齐，战，疾”——其中的“战”，无疑乃是处于第二位的慎，它处于“齐”、“疾”二者之间，而且谁能说此三者间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呢？人食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疾”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可以在平时注意饮食，可以像孔子那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而“齐”与“战”却可以通过谨慎或慎重从中加以把握——当须知，此二者原系当是时也的“国之大事”，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中“祀”就是“齐”，为其所指谓的乃是宗教之事；而“戎”就是“战”，为其所指对的战争之事。此二者乃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其他毋论。因此孔子当年的周游列国似乎便可称之为“和平之旅”，至于当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孟子其实也是一样的——然而其中的问题只是，“子以为泰乎？”那样做很舒服、很风光么？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就像现代人那样去跑官要官呢？因此那些“子以为泰”者，很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而对孔子、孟子这样的人尚且如此的误解，又如何可以搞出什么像样的学问呢？因此正如“齐”与“战”或“祀”与“戎”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并且共同构成了“子之所慎”的第一与第二个“慎”，因此若不能慎重处理好前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便很可能接踵而至；当然更不要说是第三个“慎”，即“疾”甚至于无疾而终，死于非命了。

为便于理解，也许我们倒可以将“齐”或“祀”相应置换成“意识形态”或“舆论导向”。凭谁问：“舆论导向正确是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人民之祸”？而且这又哪里是在恫吓、恐吓？也就是说，若“齐”/“祀”或宗教的问题处理得不够谨慎、慎重或者不好的话，那么到头来将很可能引发信仰危机甚至是整个社会的信仰危机，很可能会发生革命的。然而革命，如前所述，不管它是在任何名义之下的革命，也不管它有多么的“正义”，最终倒霉的只有“人民”，为其所意味着的只能是“人民之祸”而非“人民之福”。这一点还用得着未来去作证明？而且谁又能怀疑法国大革命、历史上最彻底也最成功的革命到底会有多么血腥？因此孔子、一位“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的孔子又如何不尝极为关注如此重大的事情，如何不将“齐”/“祀”/宗教当作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呢？而且谁会不知道“孔子少时常陈俎豆，设礼容”？此外，后来当“卫灵公问陈于孔子”之时，“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而且是“明日遂行”，虽躲之不及。谁会不知道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孟子尝有言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然而当下的现代性不正是以年轻人反对老年人为基本表征的——不要说显然已成公理并深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竞争机制，也不要说什么“四0、五0工程”了；而且又有哪一个“乱臣贼子”会因为“孔子作《春秋》”而惧？即使当年的荀子早已说过“《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的话了，无论其他。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孔学的确是具有有神论的宗教意义的。若没有神或者人们不信而非迷信“离地三尺有神灵”的话，则恐怕大家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的——何必说什么“诚信”？也许宗教的意义胥在于此：它的存在无疑在告诫人们，有所为亦有所不为，或至少说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应当有所顾忌而不可以自我为中民，恣意妄为，不管不顾；应当有所畏惧而不能胆大包天，啥事都干。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其实宗教的意义也就在于，它可以帮助人们“知天命”，认识你自己，了解自己的本性或者可能性。那么什么是“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就是说，教育就是让人们遵从或葆有自我的天性。

孔学乃是非宗教的宗教，综上所述，他一方面具有宗教性，但同时又显然并不同于今天之所谓宗教。尽管它是超时代的，具有普世性，有着普世宗教所固有的那种“黄金规则”，然而它的确是与今日之所谓宗教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这句话本没有什么错——而其所以没错，也只是因为，它是宗教、是鸦片，但它同时也是药而且是可以救治社会、普渡众生的一剂苦口的良药，相对于它的功能和作用而言，根本看不出它本身有什么毒害。哲人需要过沉思的生活、需要清醒，但民众却不需要过这种生活，他们有时更多需要的是麻醉，需要有梦、各种各样而且更多的是美梦去做，需要知其然而不需要知其所以然，他们没有必要像哲人那样去承受和担当。因此孔子才要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今天意义上的宗教却正与此相反，它差不多在想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给自己的信众——前尘往世，来世今生，所有自己知道的以及不知道的。而其用意则显然在于启蒙，启蒙那些在他们看来需要启蒙甚至亟待启蒙的民众。而启蒙就意味着革命，就意味着流血牺牲。“如果劳动阶级有一天发现他们现在可以凭教育和品德轻而易举超过我们，那我们就完了；但如果这没有发生，我们就更完了”——这是那位曾大张旗鼓、明目张胆地公开宣称“上帝死了”的哲人尼采说的。而且这里的“我们”又岂只是我们，而是我们大家。“天塌大家死”，没有人可以从中逃脱。“上帝死了”无疑于在说，今天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已经终结，无疑于在说，告别启蒙，告别革命，告别所有一切无谓的流血和牺牲。其实孔学也正是这个意义上的学问。正如“上帝死了”接下来要说但却没有说的一句话是“我或者我们该怎么活”一样，为孔学所关心的乃是一个“生”字——“天地之德曰生”的“生”，“生生之谓《易》”的“生”。而孔学之不同于宗教，正有如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一样——它们无疑都是一门有关于死亡的技艺，是悲剧。而孔学在哲学的意义上，它更像是一门政治哲学——一个有关于生活、生存与生命的喜剧知识。启蒙于现代社会的恶果罄竹难书，从根本上说，它是与西方的宗教相伴而生的。而有关于儒学宗教地位的纷争，则很显然是受到了当下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和鼓励，尽管它打着恢复传统甚至可能还蒙受着保守主义的不白之冤——要知道，发源于法国的后现代，同时还被称之为“再启蒙”或者“启蒙之启蒙”。其后果或者恶果，自然可想而知，好不到哪里去。谁说历史上曾存在过儒教？而且又哪里来的什么“儒教史”呢？“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似乎从未发生过。可能有好事者据此会说“政教不分”。这显然不对但不能算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