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庄子的社会危机意识和自由意识的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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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言

庄子所处之战国时代，在中国哲学史上被称之为“思想的百家争鸣时期”。在这段时期中，各种思想对“人”和“世界”予以各自不同的诠释与理解。诸子百家在当时剧烈的战争局面中，针对社会问题，以不同的解决方式和政治主张互为对峙。

如果我们将儒家的思想核心理解为少数知识分子（指“君子”）对小民的强烈的责任意识（仁义）和对他们的统治（德治）给予合理化的理念，那么，墨家思想可以说是要使从事于生产活动的一般民众能平等博爱（兼爱）并且能相互增进物质上的利益（交相利）以求社会安定的激进行动派，因而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社会理念。不过，儒墨二家在认定所谓“人”是社会存在的基点上，都能确信“人”之实践理性（或是道德意志）的本质。换言之，为了改善社会现实，这两种思想各自基于其理念上的确信，积极强调人的实践意志的教育并促使其客观实现。

然而，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逐渐引发人们物质上的要求，并产生利害关系上的冲突，这使得个人与个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生存斗争状态。不仅如此，国家之间的战争日益扩大【1】。由于这种变革，既有价值和道德观念始有动摇，而且西周以来作为统治阶级行为规范的“礼”，这时已不再被遵守。至此，旧有的人际关系则完全受到破坏。结果，随着社会危机意识的高涨，有些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逃避现实了。实际上，他们根本怀疑“人”的道德实践意志。这些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对社会问题的任何理想性的解决和努力的信念。于是，道家思想站在根本否定有关社会问题的理念性的或人为的解决方法之立场上，不断批判儒墨之道德实践意志及其理念，从而逐渐形成新的哲学思想。

儒墨之人为社会理念是指：1、以西周之后曾是贵族行为规范之“礼乐”作为教养基础，对新兴的知识分子（士，名流）要求道德抉择的儒家意识形态，以及2、拒绝以名流为主的儒家理念，号召生产者本身要有彻底的共同纽带和兼爱的墨家理念。本文从“知识分子对理念性的名分逻辑的否定”以及“他们对自由的追求”这两个观念出发，探讨庄子对儒墨人为社会理念予以全面批判的理论。

二 社会危机意识和个人的自由意识

如《墨子》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是足以毁灭一个国家的大惨剧：

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辁，燔溃其祖庙，颈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墨子·非攻下》）

这些战争所带来的物质和人员损失也相当巨大，所以《墨子》这样记载：

今不尝观其说好攻伐之国！若使中兴师，君子（数百），庶人也必且数千，徙倍十万，然后足以师而动矣。久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衽，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然而又与其车马之罢弊也，幔幕帷盖，三军之用，甲兵之备，五分而得其一，则犹为序疏矣。然而与其散亡道路，道路辽远，粮食不继祭，食饮之（不）是，厕役以此饥寒，冻馁疾病，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墨子·非攻下》）

如上所述，在春秋战国时代，大规模战争不断，长则数年，短则几月。小国老百姓不能获得生命安全保障，只有获胜的几个大国（例如：齐，晋，楚，越等等）【2】集中了颇大的财富。从此，拥有物质财富的人就无所不能，无所不为了。庄子从相反的方面论及这个问题。庄子说：

夫富之于人，无所不利。穷美究执，至人之所不得逮，贤人之所不能及。侠人之勇力而以为威强，秉人之知谋以为明察，因人之德以为贤良，非享国而严若君父。（《庄子·盗跖》）

一言以蔽之，庄子论及当时的社会已经丧失对人应有的尊重，又一味倾向于所谓物质万能的理念。其实，由于这些大规模战争和财富集中，既有的人际关系以及过去宗法社会中普遍接受的“亲亲”观念逐渐受到破坏和否定。正处于社会转换中普遍接受的“亲亲”观念逐渐受到破坏和否定。正处于社会转换时期的庄子，对当时人们剧烈且残酷的生存竞争予以颇具批判性的描述：

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斫锯制焉，绳墨杀焉，锤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故贤者伏处大山湛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衍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歧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在宥》）

在这种破坏性的社会危机之中，庄子将那些仅作名分论争的理念论者（特指儒墨二家）看成不知耻者。庄子认为：这般毫无意义的名分论争并不能改善社会。在他看来，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无异于弱肉强食的残忍的杀人场面，就是说，在此危机状况之下，理念论者只顾于为己吞食，从而不知自己也会被其他人吞食，且自以为骄傲而与人争论。庄子将当时这种悲惨状况用下面这则寓言来描述：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攫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啐之。（《山木》）

依庄子看，当时人们只追求眼前的利益，只是个可怜的存在，如同埋头于此而不知面临死亡状态的微物一般。因此，庄子认为：若要摆脱如此毁灭人性的危险或危机，我们必须抛弃由习惯或理念而偶像化的所有对象，即指有关社会人际关系的一切。【3】这是因为就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丧失自然所赋予的生命。【4】然而当时人们为了追求他们自己任意设定的价值和理念（即指外物），陷入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生命之大错觉（大惑）之中。【5】因此，庄子指出：其根本性的错觉是不分是非，必须予以否定。他说：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骈拇》）

如庄子所论，由于当时大规模这种所带来的物质厉害上之冲突，引起了个人之间或集团之间的剧烈生存斗争，而使像庄子或杨朱这样的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不再容许卷入对社会问题的毫无意义的理念性的名分斗争。要言之，个人的生命和无限的自由较一些世俗的成功或理念性的名分逻辑更为重要。庄子将当时刻薄的社会现实喻为干涸的水池。与其争论人们之间相互施爱的“仁义”或“兼爱”等理念性且教条性的名分，倒不如去体会变化不已的“道”。就像忘我地生活在浩瀚江河中的鱼那样。从这个比喻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庄子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意识：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吹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