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新学”名义考论(一)
详细内容
以王安石为核心的北宋新学学派，近年来正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就其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影响而言，新学当然无法与同时代的理学相比，然而，在北宋中后期，借助政治权力的庇佑，新学一度成为官学，其地位之隆，非别家学派可及。当代宋学研究界对“理学”、“道学”这些名称的来源、内涵和外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讨论。那么，在使用“新学”这一名称时，我们是否也有必要对它的来源和意义作一番考察呢？比如“新学”究竟是当时人的称呼，还是出于后人的追加？其含义又如何？这些问题恐怕都不能回避。本文即拟对北宋“新学”的名称和意义进行一些粗浅的考论，尤其注重发掘“新学”反对者口中该词的丰富含义。
黄宗羲着、全祖望补的《宋元学案》至今仍是宋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虽然出于尊崇理学的正统观念，该书仅将新学略加阐述，列于全书正文之后，称为〈荆公新学略〉，但“荆公新学”一词却由此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为后世所惯用。
据笔者考察，“荆公新学”之称非但不见于宋人著作，在全祖望之前，似乎也没有人这样指称王安石一派学术。它是全祖望自己的发明。这样称呼，能将王安石一派学术从其他新兴学术中分离出来，使人一目了然此“新学”为王荆公之新学，而非别家之新学。不过，从史源学的角度讲，“荆公新学”毕竟是后人创造的一个名词，而非王安石同时代人对其学术的指称。我们要辨析“新学”之名称与意义，首先必须上溯至王安石的时代。
我们发现，在王安石本人的著作中，从未将自己的学术称为“新学”，其门生后学，也未有将自己一派的学术称为“新学”者。因此可以断定，“新学”一词系他人加给王安石一派学术的名称。北宋文献中较早以“新学”称王安石学术的正是他的政敌司马光，他曾上〈乞先行经明行修科札子〉云：
昨已有朝旨：来年科场且依旧法施行。窃闻近有圣旨，其进士经义，并兼用注疏及诸家之说，或己见，仍罢律义，先次施行。臣窃详朝廷之意，盖为举人经义文体专习王氏新学，为日已久，来年科场欲兼取旧学，故有此指挥，令举人豫知而习之。〔1〕
此语亦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六元佑元年四月庚戌条。这是王安石同时代人较早在文章中以“新学”二字指称王氏学术。此处所谓“新学”，是指由王安石领衔修纂、熙宁八年宋廷颁布的《三经新义》所代表的一种新经学。熙宁四年，王安石进行科举改革，经士科废诗赋，专以经义、策论取士，士大夫纷纷改习经义，《三经新义》颁布后，写作经义更以新义作为标准；而所谓“旧学”，指《三经新义》颁布之前作为考试标准的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所代表的旧经学。元佑元年，由于旧党当政，重新恢复了诗赋考试，同时写作经义也不必专守《三经新义》，可以援用先儒旧说，或自抒己见。司马光分析朝廷事先将这项规定下达，目的就是要让那些专习王氏之学的考生对科场的改制有所准备。我们注意到，司马光在新学之前还加上“王氏”二字予以限定，说明了他刻意要将王氏之学与先儒之学区别开来，而且所说的“新学”确实专指王安石的学术。
当然，北宋文献中还有不加“王氏”而径称“新学”的。如苏轼为欧阳修《居士集》作序，有云：
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赖今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2〕
欧阳修逝世于熙宁五年，他死后十多年正值元丰后期，此时，王安石已不在相位，但他制定的科举改革措施仍在实施，《三经新义》照旧大行其道。正是借助科举制度的影响力，新学开始成为北宋学术舞台上的一门显学，而“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云云，是旧党中人经常加给新学的一大罪名。关于这篇序文的写作时间，《东坡全集》收录时没有说明。《四部丛刊》本所据元刻本《欧阳文忠公文集》载此序，末有“元佑六年六月十五日叙”，并注“绵本作三年十二月，是时任翰林学士”。可见这篇序文的写作时间存在两说，或为元佑三年，或为元佑六年。〔3〕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六一居士集叙〉必写于元佑元年朝廷颁布恢复科举旧法的诏令之后，文中云“赖今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亦可证明这一点。苏轼使用“新学”一词虽晚于司马光，但他的话对于考察“新学”这一名称的内涵很有意义。首先，它证明了即使不与“王氏”二字连用，“新学”一词也不是泛称，而是专指王安石学术。因为，相对于汉唐重视章句训诂的经学而言，北宋的经学都可说是一种“新学”，欧阳修的经学自然也不例外。而苏轼这里所说的“新学”，显然不包括欧氏经学在内；其次，苏轼指出了士子们开始钻研新学的大致时间是在欧阳修死后的十多年，即元丰后期；再次，他所说的“新学”包含了某种贬义，对此下文再予详论。
当时，使用“新学”一词指称王氏学术的，还有洛学领袖程颐。他评论弟子杨时说：
杨时于新学极精，今日一有所问，能尽知其短而持之。介父（王安石）之学，大抵支离，伯淳（程颢）尝与杨时读了数篇，其后尽能推类以通之。〔4〕
此条为吕大临在元丰二年所记。可见程氏非但比司马光、苏轼更早称王安石之学为“新学”，程颢与弟子杨时还认真研究过。〔5〕杨时先师事程颢，据《宋史》本传知其四十岁始从学于程颐。正如程颐所说，杨时对新学颇为精通，着有《三经义辨》、《王氏字说辨》等著作。与一般旧党人物的泛泛攻击不同，他注重在学理上对新学加以批判。新学在南宋初年的失势与杨时的批判也不无关系。
在当时人的诗歌里，也有用“新学”来称王氏学术的。苏轼〈次韵答顿起二首〉其一云：“新学已皆从许子，诸生犹自畏何蕃。”王十朋注引赵次公云：“新学以言王介甫新经之学也。”〔6〕施注云：“王注新学以言王介甫新经之学也。”〔7〕而施宿《东坡先生年谱》系此诗于元丰元年。〔8〕又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陈师道，作〈赠二苏公〉诗有云：“探囊一试黄昏汤，一洗十年新学肠。”任渊注：“新学谓王介甫新经学也。”冒广生系此诗于元佑元年。〔9〕从熙宁八年颁布《三经新义》到元佑元年正好十年，故“十年新学”应指王安石新学无疑。宋人云：“《三经》、《字说》簧鼓群听，学者至欲以黄昏汤洗其肠胃，乃获与焉，正论安在？”〔10〕说的也正是陈师道这两句诗。
看了以上几个例子之后，“新学”一词被王安石同时代人用以指称其学术，对这一点该是毌庸置疑的了。人们之所以这样称呼，首先因为王安石等修纂的《诗义》、《尚书义》、《周礼义》被时人称为“三经新义”。 《宋史·王安石传》载：
帝（神宗）尝谓王安石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八年，颁王安石《书》、《诗》、《周礼义》于学官，是名“三经新义”。
因为在此之前，士子应付科举考试的经典是唐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王安石领导编纂的这三部经义，相对于孔氏之书是新的经义，故称“三经新义”。“三经新义”亦简称“新经义”或“新经”，王安石同时代人魏泰《东轩笔录》卷六中说：“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诸生几及三千人，以至包展锡庆院、朝集院尚不能容。”苏轼《复改科赋》云：“昔元丰之《新经》未颁，临川之《字说》不作，止戈为武兮，曾试于京国；通天为王兮，必舒于禁钥。”〔11〕张舜民在为王安石写的悼诗中亦有“奇字新经志不成”句，〔12〕可见无论是“三经新义”，还是“新经义”或“新经”，皆是当时人们对王安石等编纂的《三经新义》的专称。
“新学”之名正是由《三经新义》而来。熙宁八年《三经新义》颁布之前，“新学”一词虽亦见诸文献，但与王安石及其学术毫无关系。在此之后，由于新经义的官学性质，其影响迅速扩大，人们就开始以“新学”称王安石之学了。这也可以解释上文举出的几个称呼“新学”的例子为什么皆出现于熙宁八年之后。
既然“新学”在当时就已成为一个专用名词，那么为什么王安石本人及其门生后学不称自己这派学术为“新学”呢？个中原因非常复杂，不过我们不应忽视政治权力的因素。
在王氏之学成为官学之前，它和蜀学、洛学一样，在士大夫中已颇有影响。成为官学之后，由于和政治勾连过于紧密，在科举考试中凡不用新经义者多被黜落，这种借助权力强制推行新学的做法，将别的学派挤兑到边缘地位，引发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满；再者，由于新学本身学理上的某些不足，以及在解释儒家经典时引入阴阳、性命等范畴甚至佛教教义，更招致别派学者的反感。因为在当时，以儒家学说为正统的观念是士大夫普遍接受的，故而新学中出现的这种“异端”倾向尤其无法让人容忍。在熙宁、元丰间，大多数学者迫于政治压力和科举制度的规定，没有对新学多加诋毁。到了“元佑更化”之后，随着新党的失势，朝野便响起一片反对新学的声浪。关于元佑初年对熙宁科举改制的批评，学界已多有讨论，我们想指出的是，反对者称王安石一派学术为“新学”，其潜台词是：它不属于那个古老的正宗儒家传统。用今天的话来说，它与传统是“断裂”的，它是传统之外的，与佛、老等“异端”纠缠不清的一种新奇古怪的学问，这就是反对派眼中的新学之“新”。
上文提及苏轼加给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的罪名，其实就是试图将其与儒家传统割裂开来。苏氏说元佑间诏修取士法是“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正说明“新学”在他心目中也属于异端。对于这一层意思，元佑元年闰二月侍御史刘挚进言时表述得更具体：
今之治经以应科举，则与古异矣。以阴阳性命为之说，以泛滥荒诞为之辞。专诵熙宁所颁《新经》、《字说》，而佐以庄、列、佛氏之书，不可究诘之论，争相夸尚，场屋之间，群辈百千，浑用一律，主司临之，瑉玉朱紫，困于眩惑。其中虽有深知圣人本旨，该通先儒旧说，苟不合于所谓《新经》、《字说》之学者，一切在所弃而已。 〔13〕
这段话中虽未提及“新学”二字，实质上却对新学作了严厉批判。而且，这种批判主要不是在学理层面上展开，而是站在道义上，即儒家正统的立场上进行的。刘挚指责士人“专诵熙宁所颁《新经》、《字说》，而佐以庄、列、佛氏之书，不可究诘之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新经》、《字说》可以用庄、列、佛氏之书来佐证呢？自然因为其本身就含有“异端”的内容。而一旦给“新学”扣上“异端”的帽子，证明它与佛、老之间纠缠不清，那就等于将新学剔除在正统儒家之外。这样一来，即使新学在政治上占有优势，攻击者仍可以从道义和舆论上击倒它，令其处于劣势；况且，当时新学盛行，已使“以阴阳性命为之说，以泛滥荒诞为之辞”成为一时的治经风尚，这显然与儒家传统大相凿枘。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旧党将新学判为异端的目的，是想将自己的学术树为正统，主要是道义上的正统。不妨以司马光的门生晁说之为例，他曾批评新学对“中庸”一词的解释说：
彼新学出，而拘挛以为法，穿逾以为义，务新尚简，而不为笃实。如析“中庸”为二端，不知其所谓“中”者，用之则曰“和”、曰“孝”、曰“礼”、曰“智”、曰“仁”、曰“勇”、曰“强”、曰“纯”、曰“一”、曰“明”、曰“诚”，其实皆“中”之谓也。以故彼之学者惟知无过不及谓之“中”，而于肫肫、渊渊、浩浩，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则莫之知也。吾明道、横渠、伊川三先生也，为能得中之所以为中者也。〔14〕
这虽是从学理层面上辩说一个具体问题，但断言“务新尚简，而不为笃实”，这“新”字显然隐含了贬义。在否定新学之“新”的同时，晁氏不忘对二程和张载大力揄扬一番，说明这三位方才“为能得中之所以为中者”。同时，他也试图努力与当时的新学学派划清界限，如《答贾子庄书》云：
夫一经之所及如此，而欲坐穷五经之精微，岂不艰哉！宜足下患所读之书未博也，然此语不为新学辈出，唯足下之好古与仆同病，乃及之也。〔15〕
在他心目中，自己与贾子庄同属“好古”者，与那些“新学辈”根本就不是同路人。从晁说之的话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当时学界“新”和“旧”之间的那条分界线是那样鲜明，旧党一般是绝不愿意滑入到新学一派的，否则不就成了“异端分子”了吗？
新学批评者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们将新学视为异端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学术赢得了声誉，尽管它在政治上一度处于弱势，但在知识阶层中影响颇大，用今天的话来说，成了一种与官学相对立的“民间性”学术。即使后来政局变化，理学本身被视为“异端”，它的声望仍未减小。朱熹曾说：
大观中，新学日兴，有言者曰：“程颐倡为异端，尹焞、张绎为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声闻益盛，德益成，同门之士皆尊畏之。〔16〕
南宋郑公鲤在〈韦溪先生祠堂记〉一文中引述敷文阁待制黄宜的话说：
党禁三家后，潜心自六经，三家则蜀学、洛学、朔学也。三家操尚虽殊，守正则一。自绍圣奸臣执政，发其私愤，尽谪三家入元佑党禁，专尚王氏学，用以取士，谓之“新学”，士趋私尚以钓爵位，谓之“时官”，士习既变，士气亦靡。至建炎绍兴中兴之初，而余风未殄。〔17〕
这里谈到的“新学”，显然已经异化为绍圣以后新党打击旧党的政治工具，而蜀学、洛学、朔学这三种相对的“旧学”，尽管学术观点迥异，却由于同处新学的对立面，而获得了“守正”的美名。既然被禁毁的三家是“正”，“新学”无疑就是“邪”了，看它与“奸臣”、“私愤”、“党禁”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所含的贬义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正因为“新学”一词隐含了负面的价值判断，王安石及其门生后学当然不会以之称呼自己的学术了。反对者称王氏之学为“新学”，正像王安石本人称别家学术为“俗学”一样，隐匿在“新－旧”这一判分背后的，其实是新潮与传统、异端与正统的对垒，是北宋新党与旧党的角力。
由此可见，“新学”一词在王安石的时代已成为其一派学术的专称，尽管这一名称隐含贬义。至于“荆公新学”一词，则是全祖望的创造，其目的大概是为了便于将王安石一派学术的各个发展阶段都包举在内，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