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代杜诗诗史说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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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明代杜诗诗史
　　论文摘要：明代诗论家对杜诗诗史说的阐释有着独特的视点，杨慎首发其论，驳斥诗史合称，认为诗不可兼史；而许学夷等依据杜诗本身特色，虽在理论上同意杨说，但对杜诗诗艺的评价从另一角度肯定了杜诗诗史说；王文禄则从杜甫本人人手，揭示出诗史产生最根本的原因。他们推动了杜诗诗史说的发展。
　　自孟綮《本事诗・高逸第三》以诗史之称评价杜诗后，这一说法便成为后代诗论家考评杜诗的重要层面。观孟綮所论，“毕陈”、“推见”、“殆无”表明叙事详尽，而“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指明所叙事类，由此而论，诗史意应为杜诗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生活事实，接近似《史记》列传体的诗。晚唐时，李肇的《唐国史补》，郑处诲的《明皇杂录》，康骈《剧谈录》等书多引杜诗以证史事，如《悲陈陶》、《悲青坂》、观水涨》、《草堂》等。及至宋代，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云：“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以时事来申述孟綮语“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已将杜甫个人的历史置换为当时的社会历史，依据是杜诗多处涉及当时事，且多首杜诗直叙时事，或叙议时事。而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云：“……先儒谓韩昌黎文无一字无来处，柳子厚文无两字来处。余谓杜子美诗史亦然。为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姚宽《西溪从语》云：“或谓诗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类，故名诗史。”此解释方法发展到极致，便出现了史注杜诗。刘克庄《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云：“盖杜公歌不过唐事，他人引群书笺释，多不咏着题。禹锡专以新旧唐书为按，诗史为断，故自题其书日：‘史注杜诗’。”在他们的论述里，诗史的意义变为杜诗中语言的实际可考了。诗史中史义的变迁，可视为进一步阐明杜诗的必然结果，然时事与一人之史差别巨大，且以时事义诠释诗史，值得商榷。
　　明人对宋元诗话，多作省悟、反驳。他们不拘泥于前代论述，多有发明。何景明《明月篇序》以诗“贵情思而轻事实”为理论基点，对杜诗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博涉世故”、多叙时事的杜诗，比、兴少而赋体多，与《风》诗传统相背，不合诗旨。王廷相亦有相近的看法。对“诗史”说辨证尤力的首推杨慎。他紧承二人路数，对诗史说作了更细致的驳斥。《升庵诗话》卷四《诗史》云：“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记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隋句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何谓诗史?“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史记言，纪事，诗多不纪时事，应各司其职，这是体例的区别要求；且诗以含蓄为旨，杜诗直陈时事，怎能含蓄?这两点共同奠定了杨慎“诗不可兼史”的理论基础。虽然在实践中，以韵语纪时事的诗已经存在，由于诗不可兼史，后世就不应用诗史之名来称道和概括这样的诗，此显示着诗学理论的规范。然如胡应麟对杨慎此论指出的一样，诗史不首出宋人，应以孟綮为先。据上分析，孟綮诗史中“史”并非指时事，应指杜甫一人之史，杨慎反驳了宋人之见，但没有反驳孟綮诗史之义；且他没有对杜甫诗史诗作细致分析，缺乏充分而实质的例证；以“韵语纪时事”概括诗史的意义，显其浅陋。继他之后的王世贞对此论述作了修正，《艺苑卮言》卷四云：“其言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日‘周馀黎民，靡有孓遗’，劝乐而日‘宛其死矣，它人人室’，讥失仪而日‘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怨谗而日‘豺虎不受，投界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如何贬剥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述情切事”与“韵语纪时事”或“直陈时事”区别显明，且赋不以时事发之，以此来驳杨慎“诗不可兼史”不能成立。杨慎论含蓄，《诗史》云：“《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由“未尝有……字也”、“未尝有……句也”可知，杨慎的含蓄意义就是诗中所寓美刺褒贬不应用语言直接说出。这样的观点在评论杜诗中也有表现。《升庵诗话》卷八《不嫁惜娉婷》云：“杜子美诗‘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读者忽之耳。陈后山衍之云：‘当年不嫁惜娉婷，传粉施朱学后生。不惜卷廉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盖士之仕也犹女之嫁也，士不可轻与从仕，女不可轻与许人也”；又云：“‘锦城丝管纷纷，半人江风半人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花卿名敬定，……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含蓄要求诗意多采比兴手法，以达到讽诫的诗教目的。王世贞认为“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反驳杨慎由《三百篇》引出的“诗皆含蓄”的论断，又得出了“诗不皆含蓄”的结论，还不能说明“以韵语纪时事”的诗便可以被称为好诗，且进一步推论为诗可以兼史，诗史之名可以称论杜诗。不能推翻杨慎第一论点，便不能作如此的推论。他在末尾云：“‘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能证明诗可以这样写，有历史传统可依，然与诗史无涉。他仅以单例(赋相对比兴言，“语荒”等相对刺淫乱言)反驳杨慎，未能把握杨慎理论核心，故此论还不能为诗史提供深入而恰当的阐释。

　　及至许学夷，其《诗源辩体》对杜诗诗史说的论述，为诗史说提供了新的阐释意向。许氏云：“愚按：用修之论虽善，而未尽当。夫诗与史，其体、其旨，固不待辩而明矣。即杜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哀江头》等，虽若有意纪时事，而抑扬讽刺，悉合诗体，安得以史目之?至于含蓄蕴藉虽子美所长，而感伤乱离、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为快，是亦变雅之类耳，不足为子美累也。”闭诗与史体旨分辨明晰，诗不可兼史固然正确；杜甫诗史诗抑扬讽刺，虽纪时事，然不离诗体，不应将诗与史合称赞颂杜诗；述情切事为快的杜诗，皆感伤乱离，耳目所及，非史家笔录史实，为变雅体。他肯定了杨慎“诗不可兼史”的理论观点，立论却与其不同：杨慎认为史主纪事，诗不记事，故诗不可兼史；许氏认为诗能抑扬讽刺，史不能抑扬讽刺，故诗不可兼史。可见，许氏更关注杜诗诗的特征。他在《诗源辩体自序》中云：“汉魏六朝，体有未备，而境有未臻，于法宜广；自唐而后，体无弗备，而境无弗臻，于法宜守。易昌：‘拟议以成其变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呜呼，安得起元瑞于地下而证予言乎。夫体制、声调，诗之矩也，日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窃词与意，斯谓之袭；法其体制，仿其声调，未可谓之袭也。”他认为诗应分体与境或体制、声调与词意，在论述杜诗诗史说时，自然也将杜诗的体制和词意区分开来论。“抑扬讽刺”不是诗体，是诗旨，杜甫诗史诗合诗旨，不能以史称；纪时事诗，为诗人亲身所历又出于感伤乱离，不失《毛诗序》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由此而出的诗体可视为变雅体，合诗体，不能以史称，故杜甫这些诗不应以诗史之词命名。许氏集中论述了杜诗本身的特征，从诗的角度完全肯定了杨慎所反对的“以韵语纪时事”的诗，说明它既合诗旨又合诗体，最终认为杜诗不应以诗史来称，可谓与杨慎殊途而同归。然而，此论还不能驳倒诗史之名的成立。许氏承认诗史之义应指杜诗纪时事，其合诗旨，合诗体，对这些诗因纪时事引起的争论作了新的解释。在杜诗评论上，他不囿于宋人观点，对诗史名篇的艺术特征作了尽情的发挥。如“石壕、新安、新婚、垂老、无家等，叙情若诉，皆苦心精思，尽作者之能，非卒然信笔所能办也”，“子美五言古，凡涉叙事，迂回转折，生意不穷，虽间有诘屈之失，而无流易之病”，“子美五言古，如自秦州人蜀诸诗及新安、新婚、垂老、无家洎七言律声调浑纯者，为甚精细”，“如《哀王孙》、《哀江头》等，虽稍人叙事，而气象浑涵，更无有相类者”，“谢茂秦云：‘长篇最忌铺叙，意不可尽，力不可竭，贵有变化之妙。’苏子由云：‘老杜陷贼时有《哀江头》诗，予爱其词其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愚按：子由此论，妙绝千古，然子美歌行，此法甚多，不独《哀江头》也”。杜甫诗史诗多用叙事，涉及时事，但并未伤害诗意的表达，诗艺的创造，其原因一是杜诗皆作者苦心精思所为，非史实录；二是杜诗皆迂回转折，气象浑涵，表现出作者个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些论述具体而充分地阐释了杜甫诗史诗的诗学特征，此非史能比，亦非一般诗人能比。纪时事，“不足为子美累也”，不应构成杜诗阐释的中心，杜甫个人的语言创作，杜诗的独特风格才是阐释的重心所在。许氏的这番论述巧妙地回应和深化了孟綮诗史说的本源意义，有关杜诗的具体阐释也证实了“以韵语纪时事”的诗皆是“杜甫个人创造实践”的结论，使杜诗诗史说的讨论本然回归到杜甫本人。然而，因时事人诗而引起的诗与史的辨证，以及诗与史能否合一问题的讨论，许氏没有作深入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