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贵器用与重风骨(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
风骨论在《文龙雕龙》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研究它，有两种途径：一是对风骨范畴确切涵义的探讨，二是对风骨论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考察。相比之下，后者显得薄弱。本文不纠缠于风骨范畴本义的探讨，而试图从《文心雕龙》的另一篇《程器》入手，考察刘勰风骨论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本文认为，《程器》与《风骨》，一论世，一论文，一为社会批评，一为文学批评，二者实有内在逻辑联系。刘勰社会批评的思想左右着他文学批评的态度，而其文学批评中又明显含有社会批评的投影。换言之，《程器》是社会批评中的风骨论，而《风骨》则是文学批评中的程器说。由《程器》观《风骨》，实际涉及两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从社会批评到文学批评，从贵器用到重风骨。
【关键词】 贵器用/重风骨/社会批评/文学批评
一
风骨论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洵如罗宗强先生所论：“风骨论是刘勰最激动人心而又最扑朔迷离的理论命题，也是他的理论的最出色成就之一。 ”（注：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330～340页，中华书局，1996。）自本世纪初，以黄侃先生在北京大学独立讲授《文心雕龙》为标志，现代“龙学”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像其他理论命题一样，风骨论的内涵和外延已在学者的精耕细作中得到了充分阐释，风骨究竟何指？风骨命题的确切涵义是什么？其理论价值何在？学界的分析论证基本已经到位，有人曾作一统计，列出对风骨的不同解释共10组57种，可见研究之细腻。（注：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330～340页，中华书局，1996。）研究刘勰的风骨论，有两种途径：一为微观的，对风骨范畴确切涵义的探讨；二为宏观的，对风骨论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考察。第一种工作，已经做得较为透彻，相比之下，第二种工作则显得薄弱，成果不多。
本文不纠缠于风骨范畴本义的探讨，而试图从《文心雕龙》的另一篇《程器》入手，考察刘勰风骨论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在众说纷纭的风骨命题定义中，笔者采用罗宗强先生的解释：“风与骨，均指作品之内在力量，不过一虚一实，一为感情之力，一为事义之力。感情之力借其强烈浓郁、借其流动与气概动人。事义之力，借其结构谨严之文辞，借其逻辑力量动人。风骨合而论之，乃是提倡一种内在力量的美。”（注：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330～340 页， 中华书局，1996。）由“内在之力”这一定义立脚，本文认为，《程器》与《风骨》，一论世，一论文，一为社会批评，一为文学批评，二者实有内在逻辑联系。其理论锋芒所指向的是齐梁时期尚文轻武、无骨乏力的文化病态。刘勰社会批评的思想左右着他文学批评的态度，而其文学批评中又明显含有社会批评的投影。换言之，《程器》是社会批评中的风骨论，而《风骨》则是文学批评中的程器说。由此进一步深入挖掘，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勰及《文心雕龙》与文坛时流所保持的距离。
二
《文心雕龙・序志》云：“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注：本文《文心雕龙》引文均出自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扼要地说明了《程器》作为单篇文章的社会批评性质。按耿介有光明正大、守直不阿之意，宋玉《九辩》：“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王逸注：“执节守度，不枉倾也。”又《后汉书・王符传》：“符耿介不同于俗，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刘勰之“耿介于《程器》”，就是要抒发与流俗异趣的感慨，这有其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
《梁书・刘勰传》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时流者，一代之时尚主流也。《宋书・蔡廓传》：“廓年位并轻，而为时流所推重。”案刘勰生于宋泰始三年（467）， 卒于梁普通三年（522），得年五十六岁。（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3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这半个世纪中，齐梁文坛呈现鼎盛繁荣之势，史称“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其间流派纷呈，高潮迭起：永明声律说、文笔之辨、复古与新变之争、《文选》的编纂、宫体诗萌芽，都发生在此期。假设一个人“十五有志于学”，方有参与文学活动的能力，则刘勰此年，正在永明元年（483），一场“若无新变， 不能代雄”的文学改革运动正在“竟陵八友”的酝酿中徐徐拉开序幕；而刘勰卒年，萧统22岁，思想和审美趣味已臻成熟，初具独步文坛的能力，以他为首的太子文学集团正悄然成型、崛起，其后是讲究“为文且须放荡”，以萧纲、萧绎为首的宫体文学集团粉墨登场。这中间，还间杂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复古派文学集团的活动。这就是刘勰所处时代文坛时尚主流的大体情况。查有关史料，终齐梁之世，刘勰和《文心雕龙》始终未得到社会主流的普遍承认。这说明在刘勰与“时流”之间，有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
刘勰与时流之间最明显的距离，是士庶之别。这种区别不仅是社会地位上的，更是文化心理上的。关于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王元化先生的《刘勰的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一文辨析甚详（注：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我倾向于这种判断。但感觉辨明刘勰士庶属性这一成果的学术价值尚未被充分利用，仍有思维驰骋的空间。笔者认为，辨明刘勰士庶属性的最大价值在于：据此又找到了判定刘勰与时流距离的另一把钥匙。
南朝齐梁，文在皇室宫廷，故社会主流和文坛主流具有同构共趋性。刘勰与社会时流的距离是由其庶族地位决定的。据《梁书》本传：“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关于刘勰依僧佑，有王元化先生的逃避租役说（注：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9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及张少康先生的结交名流说（注：张少康：《刘勰为什么要“依沙门僧佑”》，《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逃避租役是由于出身微贱，结交名流是寻找登仕捷径，从不同角度肯定了刘勰的庶族地位。入寺清贫著书，而不是出没于官场文坛，这本身就是一种距离。《文心雕龙》约在此期成书，就是这种距离的产物。据《梁书》本传，书成后，无人赏识，而刘勰本人却是“自重其文”，可见时流所轻和他自己所重是相互矛盾的，而这种冷淡的文际关系背后是“士庶天隔”的人际关系在起作用。
很明显，这种距离，并非刘勰的主观愿望，而是“士庶天隔”的社会产物。刘勰想通过主观努力改变命运，但时代对他的接纳十分苛刻，尤其在《文心雕龙》构思、酝酿及写作的齐末梁初，他尚为贫寒庶族，与主流社会如隔天壤。距离既是一种拒绝，也是一种旁观者清的有利位置。处于社会底层，对锐意求仕进、自视自期均极高的刘勰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其心态中常有压抑、愤懑、不满的阴影，对士庶天隔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这在《文心雕龙》中时有表露，《程器》则最集中地反映出这一心态。刘勰援引历史上豪门士族的种种劣迹以借古讽今：“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磐悬，丁路之贫薄哉！”愤激之情，表面似在指摘古代将相，实际却是针砭当时显贵时流。这一点，结合下文会看得更明白：“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鲁迅先生曾援引并评价此语说：“东方恶习尽数此语。”（《摩罗诗力说》）在此，刘勰已将自己所属的寒族文士与豪门将相对比，前者如涓涓细流，容易干涸，无所凭借而易招毁谤，后者如大江大河，奔腾汹涌，位高权重而常邀虚誉，从中可清楚地看到刘勰对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所产生的种种恶习是多么地愤懑和不平！《史传》篇也有类似的尖锐批评：“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败之士，虽令德而埋嗤。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又如《知音》篇，表面是慨叹文章的知音稀少，实际也有社会上人际关系疏隔的影子：“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结合《文心雕龙》齐梁之世始终“未为时流所称”的史实，可以见出其中个人怀才不遇的愤激之情。
当然，《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论文著作，但从贫寒庶族的立场和心态出发，刘勰可以把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融注到文学批评之中。他着《风骨》篇，向往“刚健既实，辉光乃新”的文风，明显是针对文风靡弱；而文风之靡弱，又与士大夫重文轻武，上层多“肤柔骨脆”之辈有关。《文心雕龙》对柔靡文风批评的最原始动力，无疑来自他郁郁不得志的庶族地位，对此，《序志》篇已言之甚详。刘永济先生分析说：“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是以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文心雕龙校释》）可谓切中肯綮。世风之重文轻武和文风之弃质崇文，本来就有同根共生的性质；被社会主流拒绝，与被文坛主流排斥，明显有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