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士钊看20世纪中国思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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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教育，特地把这个段祺瑞当"执政"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却由毛特别批准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一架政府专机把92岁的章老及其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秘书、警卫送到香港，名为"探望夫人"，实则身负恢复与台湾联系的重任，成为震动海内外的重大新闻。年轻一代不知这些荣宠，却从选入中学课本的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名篇和相应的讲解中，确信章士钊与1926年3月18日屠杀包括刘和珍在内的47名学生的惨案有关，是穷凶极恶的"落水狗"。真正研究他的学者不多，论述一直比较持平。1特别对他在《苏报》案前后的表现，论者无不赞叹。近日有的学者还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正在天津，事情与他无关。但对他的研究有许多不足：不够系统、全面，有不少空白；资料不足；论述不深。随着《章士钊全集》出版，应该尽早填补这些缺陷。
章士钊一生多姿多彩：革命者、报人、政论家、高官、律师、社会名流。除了有些政治活动颇遭物议外，其他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愚意以为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是他在思想领域的建树，而论述最不充分的也是这些活动。他实际是一位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思想家；通过分析其一生的思想，有助于揭示20世纪中国思潮变迁中两个重要现象：
1．革命者的产生及其成熟。20世纪中国有一世所罕见的现象：不同类型的革命者和革命政党一茬又一茬地涌现。他们一上场，慷慨激昂，勇于献身而又不可避免具有各种革命幼稚病。如何走向成熟？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2．中国特点的追寻。作为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大国，最牵动知识阶层心灵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保持国家的特色，让中华文化重光。由此也引出一连串是是非非。
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头三十年，章士钊是浪潮中积极搏击的风云人物。下半叶，他又曾冷静反思。剖析他的思想，对了解贯穿20世纪中国的这两大问题颇有助益。
激进革命者的诞生及其思想趋向
章士钊出生于湖南长沙县；20岁前，在家乡受传统教育。1902年，到南京进江南陆师学堂，第二年，便成为学潮领头人，带领30多位同学退学，到上海投奔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不久便受聘主持《苏报》。"夫《苏报》者，原属日本黑龙会人之侵略工具，以不善经营，大为折阅。湖南衡山人陈范梦以江西退职州县官求息壤于上海，因收买此报，继续营业。"2陈氏接办是1900年的事；章士钊则于1903年5月27日进入该报任主笔。他与爱国学社同人合作，把该报本来已有的自由、民主、革命倾向发挥得淋漓尽致。短短一个多月，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大骂"戴湉小丑，未辨菽麦"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章士钊自己撰写的《驳革命驳义>》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导致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逮捕章太炎、邹容及《苏报》办事人员，查封爱国学社。7月7日《苏报》亦被当局封掉。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查办此案的大员俞明震庇护下，蔡、吴逃逸，章氏逍遥法外。一个月后（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又由章氏主编，继承《苏报》传统，继续热情洋溢地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这家报纸寿命也不长，清廷严禁销售，加上内讧，同年10月被逼自行关闭。与此同时，他办印刷厂，印制《黄帝魂》、《孙逸仙》等宣传革命的书刊；参与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暗杀团，风尘仆仆，奔走各地。1904年，因受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牵连，身陷囹圄40日，出狱后东渡日本。
总之，1901~1904年间，章士钊以激进革命者和报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更准确地说，这个时期的章士钊是一位热情、忘我的革命者。编报、出版，对他说来都不过是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手段。那么，在思想领域，他宣扬了什么？
出现在他笔下最多的词汇之一是"公理"。接任《苏报》主笔后7天，他添设"舆论商榷"专栏；便特地说明："本报之设此门，专以研究问题，阐明公理为目的。"3此后的言论，贯穿始终的就是公理二字。他所说的公理，以天赋人权论为中心，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三权分立、民族独立、革命乃至社会主义等观念。
他追求这些公理，体现了人的解放--公民意识觉醒的历史潮流。在他看来，"不为国民，即为奴隶"，而"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十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演成根性。"4不难理解，他笔下的奴隶不是严格的学术词汇。但它表达了摆脱传统羁绊，让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公民的强烈愿望。如果对19、20世纪中国人摆脱臣属地位的艰辛、曲折有所了解，我们有理由充分肯定这些论述的历史正确性。
不过，以革命者的标准去衡量，章士钊却显示了年轻人不成熟的偏执或极端。
一是言辞极端。1957年，年近八旬的章氏在回顾半个世纪前的《苏报》案时写道："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斥戴湉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惟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洵如是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而当年他编辑《苏报》，偏偏"并为爆炸性之一击"。5一份理应沟通各方，揭露事实，耐心说理，长期图存的报刊，却明知故犯，以漫骂代替说理，不该出现的字眼（如辱骂皇帝为小丑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呈快于一时，采取自杀性的编辑方针。
二是情绪极端。他把排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他说："吾以为满洲之在吾中国，不可一日不去；吾同种之对满洲，不可一日不排。排满之天性，是固人人之所同，不可一人不有此目的，而其手段之如何，非所问也。"6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现排满情绪，不难理解。正如章氏所说："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之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7排满有很大的煽动力和吸引力，不但民主革命者可以接受，梦想"重睹汉官威仪"的民族主义者更衷心拥护。不过，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了民主革命与种族矛盾的界线。500多万满人中，君主和贵族到底是少数。高明的民主主义者，应该耐心启发，让各族民众携手革除中世纪的羁绊。
三是取向极端。他曾热情赞颂邹容的《革命军》："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8这实际也是他的追求。要是说面对满族权贵的颟顸，以实现自由、民主为基本内容的"排满革命"尚为许多人认同的话，那么，把社会主义作为当下要求，超前的激进就十分明显了。而他向往社会主义却溢于言表："迩来社会党之风潮，其影响所被亦广矣。锲而不舍，异日革除奴隶之中心点，非斯人殆无与归。……以今日之现势而论，则有不为奴隶之倾向者，惟强盗与社会党二者而已。……然吾料中国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之破坏，将胥（天）下而为强盗。建置之破坏，则胥天下而转移。夫于社会党二者将来之所必至，顾视吾国之运动何所底耳。"9简单地说，革命、排满、社会主义，就是青年章士钊的思想取向。在当时这是最前卫也是最极端的。
民国元年回首往事，他"自悔前作新闻记者之无状"，诚恳地说："十年前记者即滥厕言论之席，实则亦奚成为言论？特深致恨于政治之不良，感情横决，急无所择之词耳。"10
一个年轻人，进入新式学堂后，那么快就成了激进的革命分子；这是偶然现象，还是不容忽视的趋势？如果是后者，其特点和原因是什么？
章士钊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变迁，无非是19、20世纪之交思潮激荡的反映。这个变迁过程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
决定性的因素是现实的教训。
长期以来，支配中国人思想言论的是"天理"。"天理只是仁义理智之总名。"11它所体现的纲常名教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是非的绝对标准。对这一绝对权威的挑战，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通过外国传教士和留学生、出国考察人员、驻外使节、买办等人士筚路蓝缕地传播，中国人逐步知道世界上还有一套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价值体系。12一再降临的挫折，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撼朝野，推动人们加速认同新的价值观念。"人有自主之权"、"自由"、平等……逐渐成了流行语汇，成为毋庸置疑的"公理"。海内外史家大都承认，甲午战后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而所谓启蒙就是现代与中世纪的价值观念交替，用前者冲击与取代后者。
义和团事件是第一次启蒙运动及其高潮--戊戌变法的反动；而它的失败又把这一运动推向颠峰。历史无情地证明，以纪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救不了中国。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的一大贡献是把学西方、求富强成败的关键规定为"自由不自由"；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13遭受义和团事件的奇耻大辱后，人们痛定思痛，从根本上动摇了对传统天理--纪纲的信念。一个无法抗拒的变革年代终于到来。在章士钊入主《苏报》以前，该报的"学界风潮"专栏和其他各报已不断报道，学生们以自由、民主、平等为准绳，不断冲击校内乃至校外体现传统纪纲的秩序。14从宣扬新思想到闹学潮，章士钊都不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但他的言行却不失为思潮变迁的侧影。
其次，这是新的文化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成长的必然产物。
晚清的基本问题是救亡图存。为此，不能不发展现代工商业。甲午战败，朝野上下终于认识到压制私人工商业的政策误国误民，必须改弦易辙。随之而来的是要有能提供合适人才的现代教育，要有自由交流信息的传媒和出版业……总之，公民在经济、政治、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要有充分的自由，并有相应的法治、民主、宪政等等。现代社会的诞生是一条奇怪的生长链，有一就要二、三……一个也不能少。
专制政府不给这个自由空间，洋人就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提供基地和有关的服务。在思想文化领域，除了外国人办的报刊，有的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也找一个外国人出面注册；租界、香港和日本则成了先进及激进报刊的出版基地。民间报刊和出版业在石缝中冲破种种阻力，屡败屡战，逐步站稳了脚跟，履行了传播现代思想文化的历史任务。
1901年清政府恢复戊戌维新的措施，下令各地建立新式学堂。翌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新式教育体系的蓝图。不过，那些昏聩大臣总想逆潮流而动，冀图加强思想控制，继续把年轻一代变为恭顺的臣民，居然规定用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到40%上读经和修身课！15尽管如此，新的教育，总是带来一些新内容；加上一些教员着意传播，这些学堂成了新思想的温床。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是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1901年蔡元培出任该校特班总教习。1902年三月三十日，他出"月课题：宪法：《宪法精理》着人民权利十三条，以我国现行法制比较其违合之度；行政：《新民丛报》’公民自治篇’举广东人自治之成绩，各依其例，以所居本省之事证之；法律：论立法、司法两权分立之理；外交：论国际公法之性质可以国家学中之民约论证明之；理财：论改丁盐法及抵制洋盐进口之策；哲学：斯宾塞尔言谬误事中自有真理，试以所知之事证明之；教育：普之胜法，毛奇将军归其功于小学教育，试论其理。"16特班学员大部分是秀才、举人，为帮助他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特地办这样的课程研修班，培养候补官僚。这份月考试题证明，他们的知识结构已与过去的秀才、举人迥异，现代西学已成为这些学员经世济民的工具。其他学堂的西学课程不一定有那么完备，但都程度不等地设置了有关科目。由此可见，尽管当时学堂内部新旧矛盾也很尖锐，但它确实有传播现代思想文化之功。不应忘记的是，蔡元培本人当时还没有离开过国门，他也是已植根本土的新思想的产物。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随着出国留学和考察的热潮，中国人大量涌出国门，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自由与专制、富强与贫弱的巨大反差。人生来渴望自由，奴性是后加的。与毕生在四书五经中打转的士绅不同，新一代社会精英的思想几乎与世界思潮变迁同步；而祖国的现实却是那么丑恶！这令一切愚蠢的说教变为难以忍受的欺骗；也使他们抑制不住有话要说。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迅速兴起创办刊物和译书的高潮。《浙江潮》、《江苏》、《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几乎每一省的留学生都有自己的宣扬新思想的刊物。翻译国外图书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著作的主力，由外国传教士变为中国留学生，数量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号称"执舆论界牛耳"的梁启超和他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冲破关卡由海外向内地扩展，并与留学生报刊汇合，与各地的学堂结合，形成新的启蒙高潮。
于是，包括章士钊在内的年轻一代，通过各种途径不同程度地受到新的思想文化滋润。新旧文化激烈交锋，反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徒劳无功，人们欢迎的是帖合人性的自由思想。
再次，这是义和团事件的负面效应--民族主义迸发的代价。
观察17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现状，民族和国家的分与合交错，缓慢前行。中世纪的军事、行政的强制结合体系必然要被市场和民主、共和的结合逐步取代。但这是由血污、眼泪、战火、激烈冲撞谱写的行程。市场经济要冲破封闭，走向统一和联合；它又教会人们要自由、独立，个人、民族、国家概莫能外。于是，悲壮、血腥的分合抗争和战火就连绵不断了。20世纪中国也在重演这一过程。
19世纪，一些有识之士一再建言，要"平满汉"，缩小500多万满人与近4亿汉人的机会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清廷除了说些空话外，基本上没有实际行动。1898年戊戌政变，特别是1900年清政府支持义和团野蛮排外，导致比较理性和开明的朝野人士严重不满。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加剧满汉分裂。以"东南互保"对抗朝廷的荒唐决策，体现了汉大臣实力派的不满情绪和理性选择。明明是"圣母皇太后"慈禧下达对各国宣战的"圣谕"，他们却公开宣布是"伪诏"，不予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