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小说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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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另类小说的文化反思》
“另类小说”的文化反思
潇元
内容提要：本文从作家的生存困境，产生卫慧的文化土壤，以及新生代作家怎样寻求破土而出的突破口等，分析产生卫慧的文化渊源。同时还通过分析卫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透视作品中折射出的后殖民文化心态及陈腐的传统文化的浮泛。最后一部分着重谈后现代文化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提出重塑民族灵魂的必要性。关键词：另类小说文化根源社会根源作家死亡后殖民心态重塑国魂
作者简介：唐山师院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社科专家、作家、现为北大访问学者。
《上海宝贝》被查禁以后，一时沸沸扬扬关于“另类”小说的话题，蓦然变成了窃窃私语。当然，关于查禁之事，评论家们或者赞成，或者反对，但总的表现是心里有数，一时间正调与反调都唱得不响，表现出一个时期的小心翼翼和隔岸观望。因为与政府伴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捧臭脚之嫌”，与政府唱反调，还似乎欠缺一点勇气，毕竟头脑中还存有文革记忆。笔者认为，面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尚有探究其社会、文化来源剖析其思想内涵之必要。
一、“另类小说”产生的文化因素
从五、六十年代欲望的极端压抑，到九十年代来的极度张扬，情、理、欲在中国文学中戏剧性的切换，其中又隐含着某种必然的因素。那就是物极必反——情、理、欲在文学写作中位置的转换。这不能不说是“另作写作”产生的一个文化因素。
情、理、欲作为人性的三大根本特征，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表现中，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小说中，只表现情与理的对抗，欲望在作品中或缺席或被深深隐匿和遮盖。无论是《烈火中永生》的江雪琴，还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她们都用高度理性的精神，排斥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情感需要。情作为理的对立物出现，并且总是妨碍理的一统天下。理大于情是典型的五十年代的情感处理模式，在这个时期人的欲望作为人的必要的精神需求被压抑到了极点，也为欲在今后的文学中被极力张．．．．．．．．．．．．．．．．．．．．．．．．．．．．．．．．．．．．．．．．．．扬埋下了祸根，中国有句古话叫“物极必反”。到了“伤痕文学”，情才开始被合理化，已不再作为理的对．．．．．．．．．．．．．．．．．．．．．
立面出现。以刘新华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开始书写各式各样的伤痕情感，但在情合法化的同时，理仍然被尊重。八十年代中期的《人到中年》应该是情理冲撞的一个标志，理在文学中的位置开始发生动摇，伴随着人的情感的进一步苏醒，人的主体精神的进一步增强，表现出强烈的挣脱理的束缚的趋势，这个反叛行为是80年代人道主义题材小说的主要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之一。《人到中年》对陆文婷内心世界情、理碰撞及冲突揭示得非常全面、深刻。但不管是情大于理，还是情理冲突，欲望仍在缺席。但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先锋小说的崛起，欲望的合法化在文学界评论界得到了共识，那就是承认欲望是人的正常需求，正常的欲望有利于人本身的自我完善。这个时候，虽然有先锋界的陈晓明极力张扬先锋小说的解构精神，提倡从消解乌托邦理想到消解所有的人生理想。但这对先锋作家们并没有产生根本的影响，因为他们毕竟是在“那个”岁月成长起来的人。仔细阅读《红粉》《活着》《错误》等文本，我们不难触摸到，苏童、余华、马原的人文关怀。与以前不同的是，他们以艺术否定的形式来实现对正面人生理想的肯定，即对美好人性１
的肯定。王朔虽有痞性，且开了中国世俗文化的先河，但在骨子里，王朔也仍然保持着对传统道德的记忆，在他的作品中情虽然占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欲望也有了应有的位置，但仍受着传统意义上理的约束。到了陈染、林白等的个人化写作、欲望至上开始有所抬头，而“另类”作家这些出生在七十年代的新新人类，自从出生，就受着全新的文化熏陶，在写作中抛弃了前者最后一点温文学而雅，彻底显露城市“边缘人”的底色，传统意义上的理被彻底消解，人间通有的情也被全部淡化，只有欲望成了她们极力表现和张扬的对象。就像卫慧在作品中说的那样“生活对她来说，永远是一把随时会走火、会死人的欲望手枪。”“对即兴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在另类写作中，欲望在情、理欲中占有了绝对地位，情、理、欲在文学中的位置发生了根本的转换，陈晓明的理论在她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实践，同时也真正实践了中国物极必反的古训。在文学作品中完成了从对欲望极度压抑、到对欲望极度张扬的过程。但文学写到这个地．．．．
步，“酒吧、毒品、性交„„死亡”已成了语言符号，人物也大多是城市灰色地带的人，即独行者、流浪者、地下摇滚歌手、同性恋、艾滋病、妓女及姑爷仔（靠妓女生活的男人）等等，应该是又到了另一个极至，当然物极还会必反。
二、“另类小说”产生的社会因素
“另类写作者”的确十分前卫，卫慧“穿着自己设计的小肚兜长裙，脸上贴着蝴蝶，花瓣和眼泪，尖叫着，蛇一样扭动着出现在公众面前”“她还把自己的头像和《像卫慧一样疯狂》的文学片段，印在七条男式内裤内拍卖”《粤港信息报》致使舆论界为之一振，中国文坛一片哗然。这不仅在中国作家史上是史无前列的，在演艺圈中也恐怕是顶尖高手了。但但一尖叫、一查禁，她的版费顿时打着滚的往上翻。这种文化现象在中国乃至世界似乎成了一种规律，她们抓的正是人们这种心态。那么，在一个经济与文明都不发达的国度，在一个尚且贫穷落后的国度，为什么能够产生“另类”呢？
（一）二十年教育缺失结出的恶果
另类作家生活在一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遭到严重破坏的时代；生活在一个体制转型、思想转型，信仰危机的年代；出生在一个被红色风暴裹挟着蛮荒愚昧横扫后的中国土地。在他们生长的岁月里，老一代人刚刚从愚昧蛮荒中醒来，遭欺骗被愚弄的心态正在失衡，传统意义上的理念发生的巨大变化，思想情感一时步入混沌状态，一时还没有找到较好的支撑点。“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这首诗正是当时中国人心理症候的真实写照。因此文化市场混乱不堪，电视，电影，及许多报刊，甚至儿童读物，都充满了色情、暴力、凶杀，犯罪„„儒学又一次受到严重冲击，在个人崇拜的愚昧思想逐渐消退的同时，没有更多的人文精神的倡导，又缺乏宗教思想的有效规．．．．．．．．．．．．．．．．．．．．．．．．．．．．．．．．．．．．．．．．．．范（文明发达的国家半数以上的人信教）一任丑恶的东西疯狂生长，据生物学界介绍，越在恶劣的环境，．．．．．．．．．．．．．．．．．．．．．．．．．．．．．．
恶花、恶草生长的越漂亮越茂盛。尤其是90年代步入市场经济以后，伴随着财富的积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同步增长，侵吞着国人的灵魂。暴发户们粗野的文明和官员们惊人的腐败更是雪上加霜，起到了榜样和教唆的作用，直接诱导着民众丧失精神追求，而把金钱和物质享受当作上帝，这种拜物教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观念对青年人浸染尤甚。有人说娇枉不妨过正，在二十年代的教育中矫枉委实过偏了，就连学校这样的净土也开始受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的污染，其结果是青少年同情心下降，妒忌心增强，个人主义张扬、金钱至上，伦理道德下滑，冷漠、自私而又残酷的心态上浮、犯罪率急剧上升。所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孵化出“另类作家”及作品中的一些城市边缘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卫慧产生在一个作家死亡的时代
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化热点早已从小说，诗歌转移到了大众转媒，一篇作品红天下的局面已成为历史。除去少部分作家的作品尚有人关注外，一大批作家或辍笔或改行，还有的女作家被养了起来做了包二奶奶靠着富人的阳光雨露，维持着文学的生计，有些男作家虽当不了婊子，但却干着与婊子本质上没有差异的事，为了金钱他们也傍上了大款，替那些暴发户或国家的蛀虫写着一篇又一篇的“报告文学”、“人物通讯”。还有的饥不择路走上了收益高见效快的通俗文学之路，更有无能又无力者只得自己掏钱出书评职称维护面２
子，成了文坛中名副其实的“木乃伊”。“另类作家”又出现在一个作家难产的时代，或者说这个时代产生作家的土壤几近干涸。省、市级报刊的稿费十元至几十元已持续了二十来年，如果说老作家们还有一分固定收入，在当今若想仅凭稿费糊口而生存，对那些新出生的作家来说，无异于死亡宣言。
（三）环境逼迫、欲望诱惑、新生代作家寻找能够破土而出的突破口
在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关于性描写一直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尽管随着西学的大量涌入，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早在八十年代末也有一批女作家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写着私人话语，但百无禁忌的性描写除了《金瓶梅》在当代尚不多见。而另类作家紧紧抓住这一空缺，抓住某些国人空虚、窥奇的心理，专门在生命感官和语言结构上做文章，在他们的笔下什么人文精神，什么传统美德全被赤裸裸的性描写所代替，在性描写中，人已成为非人，没有感情，没有尊严成了十足的性动物，或者说还不如动物，这种过度的性渲染，其实是违背人性的。写到这个时候也已远远不是为了生存，更真实的是对金钱的无上崇拜与追求，是人文精神的彻底投降与堕落。自己的人格也在这投降与堕落之中。在她们的作品中，从事写作的女主人公，一边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编辑，一边接受着与自己同居的男人金钱方面的恩典，在记者招待会上为了引起轰动和反响，疯狂的卫慧连自己的一张粉脸也撕了去。而这似乎又不是她的本性，因为当记者来到她的家中去采访她，她穿着朴朴素素的吊带工装裤，还悄悄告诉记者母亲正在睡午觉。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个喜欢穿吊带工装裤的女孩，才是卫慧的本我。然而正是这个本我，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为了对金钱的无上追求，在公众面前彻底抛弃了本我，成了一个乖戾疯狂、糜烂无边的卫慧，值得深思的是，她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学生，才刚刚二十多岁，并非常有才气。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拿自己阴沟里的秘密来招揽读者，即使是在后现代也是令人作呕的。也不要宣称自己是什么恶之花，（这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感觉派鼓吹过的东西），既然恶，掐去也无妨。这一点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一致的。
（四）某些编辑的老爷作风迫使“美女作家”束手就范{另类小说第一页}.
在中国，编辑们的老爷作风，并不是鲜为人知的，中国××××核心文学刊物的编审就曾向外透露：现在××××的编辑，轻视来来稿、轻视作者的现象十分严重，有的编辑就公开宣称不看来稿。我国现在许多知名作家的优秀处女作、大多被某些编辑判过死刑，有幸者经名人推荐，或遇到了独具慧眼的编辑才会起死回生。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便是例证之一。如果没有《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刊发后的激励，中国文坛上也许就会缺少一位以挚情而取胜且影响了一代人的女作家。八十年代文学热时尚切如此，而如今大多文学刊物朝不保夕，众多编辑时时有被分流的危机，文学作者的境遇可想而知，为了生存或名利，有的美女作家不得不“束手就范”，为了生存、为了发行量，某些编辑诱导“美女作家”误入歧途，或与美女作家合谋策划谋取暴利的“良策”。
（五）后殖民文化心态的熏染
尽管“另类作家”们，极力要超越“先锋”，为人们描绘一幅“后现代”生活图景，但仔细阅读她们的文本酒会发现，文本上多处存有二元对立的冲突而所谓后现代正是对二元对立的消解。在“另类作家”的作品中，无论是《上海宝贝》中的倪可，还是《欲望手枪》中的米妮或《蝴蝶的尖叫》中的“我”，都与洋男人有着说不清的恋情。从这些女性对洋男人的无条件崇拜当中，显露着懦弱的后殖民文化心态。在《上海宝贝》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后殖民文化的二元对立，男主人公天天分明代表着一种中国情结，是所谓的精神象征，洋男人马克则代表西方男人的肉体，是物欲的象征。在女主人公倪可的精神世界里，精神与物欲两种力量显然发生着激烈的冲撞，在这不断的冲撞中，表现出了以天天为代表的第三世界中国男人的萎顿及以马克为代表的第一世界男人的疯狂。
《上海宝贝》中的洋男人马克。除了长胳膊长腿之外，在人格上几乎没有什么优点可言，他公开挑逗一个有了男朋友的女孩倪可，放肆地当众对倪可行法国式的亲吻，意大利式的拥抱，居然在见第二面时，就把倪可塞进车里，拉回自己的公寓。然而当女主人公倪可与之作爱，看到他身上的汗毛，竟然象看到太阳的万丈光芒，虽然倪可也想到了穿着长靴，佩着军刀的法西斯形象，然而正是这一形象在她头脑中的出３
现，却让倪可达到了性高潮，其荒诞、丑恶、低俗、下流、不堪入目到了极限，什么民族、崇高、美感在“美女作家”的笔下完全被消解。
《欲望手枪》中虽是另一番图景，但两个故事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洋男人亨利，已有了开始谈到婚姻的中国女孩朱迪，然而当他看到作家米妮，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米妮的书里背着朱迪放了二千元钱，以后每次见面都是很慷慨的给米妮买上几百元的东西。这显然是那种经常出现在酒巴、饭店、娱乐场所，专门挑逗中国女孩的花花公子，而米妮面对其人则毫无鉴别与思索的能力，或者不想去思索与鉴别，终于在亨利物欲与肉欲的双重诱惑下，在对洋男人无上崇拜的心态驱动下，顺利投入了亨利设好的情网。尽管卫慧努力把亨利写成一个性情中人，当他看足球时，接到米妮的传呼，大晚上还来到米妮的住处，米妮当然把这些看成一种恩赐，并因此而激动不已。但结果却是不争的事实，他去了澳大利亚，而且是说走就走，只是通告一声就走了，在这种“相爱”当中几乎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当然对米妮来说这场轰轰烈烈的乱爱游戏也就到此结束了，而就亨利来说，也许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小事。
在卫慧的小说中，女主人公们就这样爱上一个又一个“洋男人”，又一个又一个的很随意地被洋男人所抛弃。尽管她把这种抛弃做了诸多美化，把这种“乱爱”尽量写得崇高而神圣，但活生生的情节却揭开了其中的隐秘。在《上海宝贝》中，卫慧还极力渲染马克与倪可分别时的缠绵与痛苦，笔者不仅要问既然如此相爱为何不走到一起？当然书中自有解释：“这是一对根本没有希望的情人，他（马克）有妻子有孩子，又远在柏林，而我（倪可）现在又去不了柏林，柏林只是我从电影中，小说里得到的一个有着灰色背景的，机械又伤感的城市印象，太远„„”。这理由听起来着实可笑，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女主人公，居然也在乎起对方的家庭和时空上的距离，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其实质不过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中国女子，遭玩弄又被遗弃的现实。其实从这些女性形象身上反映出来的后殖民文化心态与中国的大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某些明星、大款、甚至政府要员大多以用外国名牌为荣；无论什么部门，只要一有涉外问题，必然兴师动众，生怕得罪慢待了洋人。中国的男人尚且匍匐在洋人脚下，小女子有点似自轻自贱，似乎也可以理解，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却不能不说是危险的。假如我们所做的不是通过如何自我完善，拉近与洋人的距离，而是以媚态和屈从来取悦洋人，那国人的命运和前途可想而知。
三、关于“后现代”的伦理道德与舆论导向
关于后现代笔者不想过多的说些什么，因为在中国既有一批积极的推进者，又有尖锐的批评家，但面对后现代的伦理道德，批评家们似乎关注不够，几乎统一失语，因为在西潮泛滥的今日，若再提什么伦理道德，总让人感到不那么先锋，弄不好被划入落伍者的行列，然而这种面对文化垃圾的集体失语和沉默是要整个民族付出代价的，“另类作家”的出现应该是一种警示。
众所周知麦当娜就被美国公众称之为“不要脸的女人”，到英国去演出，英国政府亦持不欢迎及限制态度。HD•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也曾一度被查禁，而小说中最多提出了一些关于性回归自然的问题，比照中国卫慧的“大胆”描写可要“逊色”多了，卫慧不仅写一个女人和多个男人“乱爱”，也写一个男人和多个女人“乱爱”还写公共场合下的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上海宝贝》中的倪可当着她异国情人马克的面，与女同性恋者莎米尔去接吻，又当着男友天天的面与男双性恋者头发象孔雀毛一样缤纷的“飞苹果”接吻，还写杂居，混居、人体party，小说中举行的1+1+1派对其糜烂、污浊、丑恶的程度令人怵目惊心，而且这样的东西仍在小书摊上可以买到，卫慧还被广大青少年津津乐道、其作品也被偷偷传阅。其危害之大，毒害之广还没有为广大的批评家、广大教育者所重视。八十年代的一部《少女之心》就诱使了一大批少年犯罪。在一个十几年的教育已有失误的国家，若再遭此一劫，岂止一劫，另类小说的作者尚有一批！其恶劣影响不可低估。既然往这个方向写能挣钱，能出名，又没有什么风险，何乐而不为？这些人连祖坟被挖掉都不在乎，还在乎什么脸面？写到这里，笔者不由惊呼批评家、教育家又怎能坐视无语，或轻描淡写。
“另类小说”结出的“硕果累累”，不能不说与当时的舆论导向有关，尽管其中也有理性的批评，但这４
温和的批评比照某些批评家的有意放任与纵容其力度就差了不少，评论家扬扬在《文艺报》上就这样写到：“相比之下，九十年代新兴作家作品，尽管不完美，但显示着勃勃生机。不仅这些新兴作家的作品数量非常可观，而且就他们的作品所显示的生活经验而言，也是那些八十年代过来的作家无法企及的。譬如，卫慧的作品《欲望手枪》《像卫慧一样疯狂》《硬汉不跳舞》等，其中展示的都市少女的成长心理及充分的都市气息，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是没人能够取代的„„再如像棉棉、朱文颖这样的作家，她们作品中所表现的生活，也是超出八十年代王安忆们、韩少功们、张承志们，甚至是阿城们的生活之外„„。”瞧瞧卫慧等人表现的生活居然超过了王安忆、韩少公、张承志甚至是阿城们，这样的评论虽然让人啼笑皆非，但无疑为另类作家们起到了撑腰打气的作用，当然也很无助于她们反思，整理一下儿自己的人格和作品。
正像梁永安先生所说：“一些批评的趣味竟如此浮华，完全沉浸在红男绿女的香雾之中，表露出一副十足的小男人心态，关于性不是不可以写，而是怎么写！”。而笔者怀疑这些像扬扬一样的评论家，除去有．．．．．．．．．．．．．．．．．．．．小男人心态，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心态。譬如这类评论家与卫慧挂没挂钩，与出版商挂没挂钩，甚至与某．．．．．．．．．．．．．．．．．．．．．．．．．．．．．．．．．．．．．．．．．．．．．．些出版物挂没挂钩？如果所谓作家、出版商、评论家及出版物合谋，有目的的去哄抬什么，以达到自己名．．．．．．．．．．．．．．．．．．．．．．．．．．．．．．．．．．．．．．．．．．．．．．利双收的目的，而读者们尤其是青少年又不能心明眼亮，对一个民族是多么可悲！而实际上这种合谋正在．．．．．．．．．．．．．．．．．．．．．．．．．．．．．．．．．．．．．．．．．．．．．．不断进行！．．．．．
90年代的后现代文化艺术突出问题是：感性欲望话语的空前膨胀。“对精神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体的关注”，其实质是有的作品不仅仅是关注，已经开始张扬、挑逗和误导。当然肉体解放曾经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问题，但是当后现代主义极端张扬感性肉身，尤其是以人的“身体”取代人的“面部”为其表现对象时，就彻底削弱了精神对有存在状态的内在表述，这不能不说是危险的。
明眼人都可以看到，中国正在步美国“嬉皮士”岁月的后尘，只缺乏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决绝断喝：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走。当今的中国科学、经济、文明都很不发达，国营企业尚未完全脱困，下岗工人举步维艰，社会上还有国民综合素质不高，尤其是伦理道德素质下滑引起的，贪污腐败的根深蒂固，假冒伪劣的屡禁不止，以及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都在人口问题上聚焦。去年大使馆还遭到轰炸，中国人在世界上仍然没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千疮百孔的中国一切都等待重构，哪里需要什么后现代的诸多消解，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拒绝“另类作家”的文化垃圾污染人们尤是青少年的心灵，中国仍需要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双重熏陶，人文精神在中国也没有过时，并且需要重构。雕塑民族灵魂，仍然应该是文人墨客的责任，说这话，笔者当然又显得不十分前卫了。不知哪位先哲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民族只有精神一打就垮，一个民族没有精神不打自垮，目前的中国缺乏的正是一种高尚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重塑国人灵魂当为己任。
参考书目：
①《文学评论》昌切《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汉语文学的悖论》2000.1.第30—40页。
②《文学评论》肖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2000.2.第103—111页。
③《文艺报》张景超《卫慧、棉棉与当下文化的编斜》2000.5.23②
④《北京日报》凸凹《“另类写作”的负面阴影》2000,3.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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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古代女人的六种重口味性癖好》古代女人的六种重口味性癖好
由于中国古代女性封闭式的生活，女子大多只限于在女眷、婢女间活动，由此，女性同性恋的现象各代都有，有的是上流社会的以精神恋为主的同性恋，如小姐与婢女之间、女友之间等。
具体古代人有哪些另类性爱形式呢?以下就来一一介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首当其冲的居然是同性恋，而且这种行为还有被鼓励之意。
1、同性恋
由于中国古代女性封闭式的生活，女子大多只限于在女眷、婢女间活动，由此，女性同性恋的现象各代都有，有的是上流社会的以精神恋为主的同性恋，如小姐与婢女之间、女友之间等。
如明代作家李渔的剧本《怜香伴》中，就描述了一则女子同性恋的故事。它说的是少女石云笺谒庙，遇见一个聪慧美丽的姑娘，名叫语花。她们彼此倾心相爱。石云笺向语花许诺，要想方设法让其丈夫纳她为妾，两人可以长期在一起，后来，果然如愿以偿。
古代许多小说和史书中，对女子同性恋存在容忍甚至赞赏的观念，人们认为女子同性恋是闺阁中必然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