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的作者时代及思想承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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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为特重德性德行亦即内圣外王之道的曾子学派的作品，其文本完成于战国中前期至西汉初期二三百年间。《大学》秉承了二王三代圣贤一以贯之的实践和学思传统，由此具备了上升为儒家经典的思想基础。经过董仲舒、韩愈，特别是朱熹、王守仁的阐扬，《大学》在　　作为帝尧道统之后继者，虞舜同样是“氵睿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1〕《尚书·虞书·舜典》；大禹是“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1〕《尚书·虞书·大禹谟》；(注: 孔安国释“文命”为“文德教命”。一说“文命”为禹之名。)商汤是“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1〕《尚书·商书·仲虺之诰》；文王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1〕《诗·大雅·思齐》，“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礻氏礻氏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1〕《尚书·周书·康诰》；武王是“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1〕《尚书·周书·立政》；周公是“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1〕《尚书·周书·洛诰》。这种源远流长的德性政治实践传统也被二王三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概括为理论性教言，如十二牧所谓“柔远能迩，忄享德允元”〔1〕《尚书·虞书·舜典》，大禹所谓“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1〕《尚书·虞书·大禹谟》，皋陶所谓“慎厥身，修思永，忄享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1〕《尚书·虞书·皋陶谟》，仲虺所谓“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1〕《尚书·商书·仲虺之诰》，伊尹所谓“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1〕《尚书·商书·伊训》，“一人元良，万邦以贞”〔1〕《尚书·商书·太甲下》，周公所谓“王惟德用，和怿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1〕《尚书·周书·梓材》，成王所谓“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1〕《尚书·周书·君陈》，乃至孔子所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论语·宪问》等。这些凸显从内在成德到外在立功之先后次序的记述和论说，正是由《大学》所经典地表述的大学之道得以形成的深厚思想资源。
　　
　　二、 《大学》的作者及其成篇时代
　　
　　如同许多先秦文献一样，《大学》文本的作者及其成篇时代，也是一个因史料缺载而颇难论定的问题。最初编定包含《大学》一篇在内的传世本《礼记》的西汉戴圣、首先为《礼记》作注的东汉郑玄以及复为之作疏的初唐孔颖达，均未涉及《大学》的作者和时代问题。由于“《大学》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2〕经部·四书类一《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故《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乃至《新唐书·艺文志》对之皆无著录，遑论其作者和时代问题了。最先对《大学》的作者提出看法的大概是北宋二程，其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3〕《大学章句》这应该是着眼于《大学》的思想内容而作出的判断。但是，由于《大学》中不仅引有孔子之言，而且引有曾子所论，因此，所谓“孔氏之遗书”就不当坐实为孔子本人著述，而只能理解为孔门之遗书，这样，二程对于《大学》作者的判断就只是一种泛论了。
　　真正坐实《大学》作者的是南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指出：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着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