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比性的概念：文化政治视野里的普遍与特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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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发生了互动关系，就会涉及到比较和可比性的问题。因此，无论在历史的层面上，还是在理论的层面上，比较的意识都要受制于、依赖于一个直觉或认识，这就是：物质现实和人类理解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不但凸现了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成就，也暴露了它们总是或多或少地处于彼此间的悬隔状态。因此，比较作为一种理解的途径就指向不同人类生活现实之间的转译。对"可比较性"问题的理论思考就是探讨这种转译活动的可能性、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只是这种概念的思考并不能从概念的空间里面推演出来，而必须诉诸更为广大的社会生活范围里的经验的直觉、认识、和意愿。这种直觉指向了一种需要，一种热情。由此人们期待和想象一种整合的、普遍的历史，一种须在共享的全球文化空间中实现的时间构想，一种统一的、但又不乏内在差异的生活形式。
从这个问题的角度看，作为一门"理解的科学"的阐释学历史地产生于德国浪漫主义时代并非偶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和思想总体上受制于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世俗领域在近代欧洲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领域的扩展对意义的超越地域性的确定性、同一性、和普遍性提除了新要求；另一方面，同样的历史进程也通过市场、金钱、技术、官僚管理制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而造成了传统的意义有机体的瓦解。韦伯后来曾提醒德国人，说当你看到一座气派的庄园或城堡时，它的美丽的外观丝毫不能告诉你它在房产按揭方面的是如何安排的。也就是说，当新的个人或个体性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自身的统一性时，原先无机地悬置在经验时空中的事物和现象就向一个新的有机的符号体系汇聚；以往是异质的文化和生活形态不得不再一个扩大了的意义的共同体中力求达到新的和谐。然而，当宗教、习俗、文化传统和农业和手工业社会的道德心理结构不再能够承当意义共同体的仲裁者时，随着经验世界里具体意义变得流动、不确定、和难以把握，"意义"本身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变成了比较研究的对象。从这个历史的角度看，"意义"问题的意义正在于"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的历史性出现，在于对它出现的具体历史条件的理解。我们可以用"阐释学的发明"来标明这一历史的关口。现代阐释学肇始于实施莱尔马赫的宗教阐释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而确立于以现象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和思想史研究方法为基础的文本阅读理论（伽达默与利科）。"精神科学"（狄尔泰）文本理论、翻译理论、话语分析理论。穿越文本的活动以其内在的"主观性的悬搁"（thesuspensionofsubjectivity)和"视界的融和"（fusionofhorizon)等概念不但成为当代阐释学的标志，也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
作为文本理论的阐释学理论的特殊韵味在于，它同时提出了主体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问题，并把它同"文本间性"或"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打成一体。的确,比较和可比性不仅预设了他者的存在，而且还力图围绕或通过他者来重新界定自我。就此而言，可比性观念表达了一种意愿甚至渴望，要实现不同人类群体的和平共处和相互理解。在对和平和共同利益的这种隐含的或明确的企盼中，比较思维必须与一个想象的总体同呼吸，共命运，而这个总体在概念上大于部分之和，也比部分之和更为复杂。因此，可比性问题作为对比较研究实践的反思检讨，就与有关普遍性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了。
因此，比较研究一方面要论证普遍性假定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要对它提出疑问。在捍卫普遍性观念时，比较的意识无意于支持以普遍人权、理性交往为名的形而上学的普遍性与设。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曾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e）观念的含义并非超越历史、社会、和文化差异性而直接诉诸普遍人性的文学写作，而是对不同生活世界之间的交流、理解、转译、和相关性意识的渴望。歌德自己在魏玛遍读欧洲各地的进步报刊（如《爱丁堡评论》、《两世界评论》）和所能搜集倒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如《鲁拜集》、《玉娇李》的德译本）。由此歌德得以通过领会其他生活世界的"意义"而返诸德国具体地说社会现实，致力于德国启蒙和民族文化建设。杰姆逊由此出发进一步探讨当代理论话语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理论活动的目的不在于"订阅"哪一家理论话语或以哪一家理论品牌作为批评活动的范围。相反，它在于在理论话语之间进行无休止的中介活动，在于从种种受局限的理论立场和概念体系中把握其各自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和他们各自问题的相关性。杰姆逊遂把历史视为"总体"，但他的总体论却建立在具体、特殊的问题域之间的联系和"可译性"之上，而非诉诸任何超验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