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的新闻和宣传思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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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该文挖掘了邓小平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和宣传思想，阐发的重点在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新闻和宣传思想。作者认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是邓小平新时期新闻思想的核心观点，其他观点都是围绕着这个观点展开的。新时期邓小平宣传思想的要义，在于改革不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环境的宣传思路和方法。拿事实来说话，反对形式主义，贯穿他论述的全过程。邓小平是中国老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少有的论述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信息产业重要性的人。他的新闻和宣传思想的理论魅力，在于务实。
邓小平的经历中有两次接触党的报刊工作，一次是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参与中共旅欧支部的团刊《少年》、党刊《赤光》的编务工作；一次是1933年5月-1935年1月主编红军的机关报《红星报》。他曾经长期领导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主管党的日常事务（包括宣传工作）。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红星报》的一位女同志致信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就该报的历史向他求教若干问题，邓小平在信的空白处一一作答，表现出他对新闻学研究的关怀。
邓小平较少直接论述专业性的新闻传播，但是对党报工作有过不少论述，在广义的宣传方面也有较多的论述，其理论魅力在于务实。他的新闻思想的要义，就是党领导的媒体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在新时期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他讲求宣传方法，反对形式主义，主张用事实说话。
一 邓小平早期的新闻和宣传思想
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积极贯彻者。他在抗日战争中关于军队宣传的论述，恰是毛泽东宣传思想的体现。他从事的宣传工作，没有党八股，注重生动的方式与实在的内容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局面。
他在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时，主张以宣传的方式而不是强迫的方式动员新兵，并对动员较好的地方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写道：“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在这里，邓小平所谈的宣传都是很实在的，他反对强迫手段，注意总结经验。对此他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毅然地抛弃强征的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法，新的经验将不断地创造出来，动员的收获也必然日益丰富起来。”[1]
在担任八路军一一九师政委时，邓小平很注意研究敌人的宣传方法，例如他们“善于不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对此，邓小平要求我方必须供给“文化食粮，即书报和宣传品，考究输送的技巧”，“大大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他要求宣传一定要联系当前形势，“比如演戏，一般是反映过去的事，这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的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及时，虽然我们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粗糙，但在宣传效果上来说是有意义的。”[2]
解放战争中，邓小平率领中原我军挺进大别山区。他当时就注意到：“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于是部队“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人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3]如果追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宣传思想来源，那么解放战争中开辟大别山根据地的宣传经验，可能是邓小平形成自己的宣传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线索。
从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看，他很熟悉毛泽东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的内容，并且根据西南区工作的特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毛泽东强调党报指导工作的意义，邓小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号召各级领导同志充分利用党报和其他媒体，他指出：“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他要求各级领导同志学会用笔杆子实现领导，并指出：“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4]
正确地把握党的政策，是衡量党报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邓小平这时也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纸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要很慎重。”他列举了多个事例，说明报纸正确把握政策的重要性，例如有的地方报告说，那里的佃富农调剂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这个问题涉及政策的把握，邓小平当时就要求报纸：“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5]从邓小平这些早期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党报思想的主线：党领导的媒体要服务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二 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和宣传思想
1977年7月邓小平再次复出，成为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以政治家的眼光，要求所有的媒体必须转变工作重心，从习惯性地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所有媒体，从报纸、广播到电视和通讯社，都要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稳定的舆论环境。
他所谈的宣传，包括党报的宣传，但常常在更大的范围内，涵盖了非大众传播的其他文化领域，以及整个党的思想政治工作。1980年底，中央决定对经济发展实行调整的政策，邓小平就此谈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了全党同志面前。”[6]。他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宣传的指导思想，以及一些具体的宣传方式，这些变动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这个问题包括邓小平本人，也有一个使自己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但是，他是有意识地在克服过去的思维惯性。此前四个月，邓小平谈到“兴无灭资”的老口号，他说：“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7]他的思考，实际上涉及整个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思维方式问题。及时制止这种宣传，有利于社会稳步纳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
而对于传媒在新时期的作用，他1979年就注意到了，考察了《人民日报》的一种宣传性现象。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切实解决上访问题》，意图是要求各级党政部门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是话语中对于到哪里解决问题没有讲清楚，于是发生了大批上访人员涌向北京的现象。后来，该报再次发表社论《正确对待上访问题》，把话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就地解决问题，于是到北京来的人员大大减少。就此，邓小平总结道：“《人民日报》对上访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时间相隔不久。第一篇是9月17日，文章一出去，上访人员呼噜呼噜地都上来了；第二篇是10月22日，文章把道理讲清楚了，上访人员很快就减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单单是报纸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他要求“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8]
在做了这番考察基础上，邓小平两月后（1980年1月）强调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个方面共同努力。……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9]邓小平的这段话，是他在改革开放时期关于新闻和宣传工作的核心观点，其他观点都是围绕着这个观点展开的，或为这个观点服务的。他作为政治家，在新闻和宣传方面提出的任务是务实的，符合中国的国情。
1986年底发生学潮，邓小平再次关注党报对于稳定局势的作用。他说：“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报》三篇文章写得不错，《北京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写得也不错，……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10]他如此强调党报要为社会稳定服务，在于他认为必须要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对于这个观点，邓小平一直讲到90年代初退出领导岗位，成为贯穿他的新闻和宣传思想的一个基本点。例如他在1980年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我们在社会主义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就一定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可能实现的一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要求。”1990年底他说：“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11]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关于新闻和宣传工作的论述，其要点是要求新闻和宣传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为了保证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从若干方面对新闻和宣传工作提出了基本要求：
１，党报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基于“文革”的教训，他倡导制定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叙述党内生活基本准则时他说：“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12]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许党员和党的媒体发表意见，而是要求党的新闻工作者从大局出发，首先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有不同意见则按照党内正常的途径反映。
２，在制度上和法律上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同样基于“文革”中广大群众被剥夺基本的民主权利、思想被禁锢的教训，他一再强调：“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13]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多次讲过，再不能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不要搞围攻，搞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历史已经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再次宣布：“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14] 他还考虑到以立法的方式保障这些原则的贯彻，要求“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