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核心价值迈进，超越台湾主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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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台湾民主辩护》在华文世界引起前所未见的巨大回响。中国大陆的网络上一片激昂的骂声，指控龙应台是“中华民族叛徒”；许多知识分子则纷纷着文为“辩护”辩护。在台湾，最多的还是表达知音的感动，但是也有人认为龙应台是“台湾民族叛徒”。“中华民族主义”和“台湾民族主义”在这里一头撞上。
过去国民党曾经以“爱国”为名整肃异己，现在民进党以“爱台湾”为名巩固政权，而香港也在面临“爱国”考验。这场两岸辩论对香港的重要性在于：当民族主义和民主意识矛盾对峙时，何去何从？这一篇“他山之石”，不见得有用，但是献给香港人思索。
养猪户的女儿
我是一个乡下警察的女儿。乡下警察的待遇太差，养不起四个孩子，所以乡下警察的妻就去编织渔网。一天织十个小时，可以挣八十块钱。她同时找到一块荒地养猪，每天清晨到烂泥潭中割牧草做为饲料。因为结网，她的手摸起来像绳索一样粗；因为牧草割手，她麻粗的手经常流血。
十四岁的我所亲近的世界由五种人构成。赤脚的渔民，在冬夜里摸?黑上船，清晨回来；常常有人去了不回来，妻女就在海滩上抱衣物招魂，哀哀哭泣。外省老兵扛?带刺刀的步枪，巡守海岸，海的对岸是他们妻女父母所在的家乡，也是他们枪口瞄准的方向。
老兵通常孤独一生，往往死了好几天之后才被人发觉。那能娶妻的，娶的通常是比他们更边缘的人。从原住民部落出来，那眼睛深邃的女人背?孩子，在防空洞上种丝瓜。
乡里有个大陈村，大陈人穿?在我看来是“古时候”的衣服，讲一种听不懂的语言。梳?髻的婆婆艰难地弯身，在墙角烧煤，一群鸡在她脚边。
我心目中的“有钱人”，是乡里的医生。他说闽南语，但是用日文夹?德文写药单。似乎知道这外省乡下警察连孩子的感冒药都难以负担，他通常不收钱。而真正缴不起学费时，警察妻就腼腆地去向医生借贷，医生把钱放进她手里，说，“小心孩子，不要感冒。”
那乡下警察兼养猪户的小孩，我，讲一口土气的闽南语，就在外省老兵、部落原住民、仓皇撤退的大陈人和闽南渔民的沉静的温柔环抱中长大。帮母亲喂完猪之后，来到父亲面前；这湖南来的乡下警察脱了制服，坐在酱油色的竹椅上，他的白色汗衫已经被洗得稀薄，几乎就是破烂了。就?电力昏昏的灯，站?，我开始背诵〈滕王阁序〉。这是一九六七年的台湾。
一九九九年九月，以政务官的身分我站在台北议会接受质询，晴天霹雳而来的不是质询，而是指控：“你，不是台湾人！”当我修复地层下陷的林语堂、钱穆故居时，隆隆的指责是：“林语堂、钱穆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你为什么修他们的房子！”当我试图将二二八纪念馆以公开竞标的方式寻找经营者时，我必须忍受被指为“文化杀手”、“外省文化局长在消灭台湾本土文化！”而时不时，一张匿名的传真信会交到我手上：“中国人，滚回去！”
三年半，不吭声，只是分秒必争地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出来。我可以面对叫嚣震天，不眨眼、不说话；我的笃定从哪里来？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满面沧桑的渔民，那喝醉了就痛哭失声的老兵，那逃走又被追回来的部落女人，那无法与人交谈的大陈婆婆、那在诊室里听贝多芬的医生，那乡下警察和他养猪织网的妻子；这些乡人从未叫嚣，却给过我一生用之不尽的温暖和信任。什么是台湾人？不必由你来告诉我。
简单的公式简化了真相
“北社”副秘书长王美?女士用“两种文化想象”来诠释台湾目前的社会分裂来由(四月二十三日台湾《中国时报》)：一种是“蒋氏政权撤退来台后，在台湾社会不断透过其所掌控的文化、教育、传播的力量，有意识和有计划的长期形塑台湾人民的民族想象──我是中华民族、我是中国人”。另一种就是“从土地情感、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生活经验自然而然形塑而成的”。台湾的民主就是由后面这股台湾的“土地情感”促成的，而阻碍台湾民主发展的，就是前面那一股“蒋家政权官方”操弄所培养出来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想象共同体”。
这是一个线条分明的公式：蒋家政权＝官方＝中华文化＝中国人＝反民主；土地情感＝人民＝台湾文化＝台湾人＝民主。未来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前面这条方程式删掉，剩下就是美好的“公民社会”了。这几乎就是近数年来民进党执政的思维主轴，这个公式因此值得深入探讨。
简单的公式套在错综的历史和复杂的情感上，就会简化了真相。譬如说，所有对中华文化或民族有所认同的，都是国民党愚民的结果吗？不见得。台湾在国民党来台之前几百年期间，汉文私塾和诗社就很发达，异族统治时，“中华民族”情绪更是一触即发。读一读热爱台湾的巫永福先生在日据时代的诗吧：“未曾见过的祖国 /隔?海似近似远 /梦见的，在书上看见的 /流过几千年在我的血液里……还给我们祖国呀 /向海喊叫 /还我们祖国呀！”
很多人，在历史的演变中抛弃了这种认同──“祖国”太令人失望是主因，但是也有许多人保留了这种认同，可能由于“蒋氏政权”的洗脑，但也可能出于对唐诗宋词的深爱，或者对名山大川的向往，或者对传统戏曲的钟情。就好像今天对日本好感的台湾人，不见得都是因为日本殖民政府的“奴化”，喜欢英国的香港人不见得都是受到英国政府的“荼毒”。那么不论什么原因保留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同的台湾人，是不是就应该被视为违背“台湾主体性”，被排除在台湾的乌托邦之外呢？茄肉乡的渔民、老兵、原住民、大陈婆婆、乡下警察，因为历史经验不同，心中的“文化想象”可能有层层纹路犬牙交错，他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权利做自己的坚持呢？谁又有资格去规定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想象？
开放社会的敌人
卡尔巴柏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追求乌托邦的激进主义者曾经提出警告。引用柏拉图的话，他说，想要建造国家、改造人民的激进主义者“将城邦与人民的性格当作画布”，掌权后“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将画布弄干净”。什么叫“将画布弄干净”？就是“根除各种现存的制度与传统”，必要时，“以整肃、下放、驱逐、杀戮来进行‘清除’”，激进主义的结果，巴柏说，通常是生灵涂炭。这是巴柏在一九四三年所说的话，预告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实验的惨烈悲剧
乌托邦往往是一种国家想象，这种国家想象在激进者手中变成一个终极标准，来衡量一切行为的善恶。“凡是对国家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义的；威胁国家利益的就是坏的、罪恶的、不义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行动是道德的，危害国家利益的行动是不道德的。”
这种道德逻辑，听起来多么熟悉。国民党这么教育台湾人，共产党这么教育大陆人，现在又这样告诉香港人。令人不安的是，把“国家”两个字换成“台湾主体性”读读看：“凡是对台湾主体性有利的就是善的、道德的、正义的；威胁台湾主体性的就是坏的、罪恶的、不义的。为台湾主体性服务的行动是道德的，危害台湾主体性的行动是不道德的。”熟悉吗？这是民进党的今日台湾。在“画布”上不符合这种“文化想象”的，要彻底清除，印上“正确”的符号。而“正确”与否，由党的“文化论述”来定。这种逻辑，用巴柏的语言称呼，“就是集体主义的、部落的、集权主义的道德理论”。这种逻辑让人害怕，是因为乌托邦的信仰者往往也是理想主义者，对于理想的激情，使得他们容易为自己的信仰赴汤蹈火，也严峻要求他人生死以赴。同时因为深信乌托邦目的的绝对崇高，所以采取的手段是否合理是否道德，就不重要；换句话说，目的的崇高性可以批准手段的卑下，可以豁免对手段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