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长与发展的统一上寻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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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以其从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到内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从经济短期增长的分析到经济长期增长的分析，反映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的融合态势。本文着重分析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的统一为发展中国家寻求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启示。
一、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预示着增长与发展在理论上的融合态势
通常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表明的是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的速度，意味着一个国家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经济发展则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不仅强调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的速度，而且更为强调随着产出增长和生产加速而出现的生产、就业、消费等结构上的变化和体系、分配上的变革。“在发展的概念中，必须包含各个社会主要追求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价值”，“发展的状况不仅是一种可用经济指标衡量的物质状况，也是一种精神状态”。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中，人们最初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把增长与发展作为相同的概念，“人们研究发展问题，很少考虑哪些人因增长而受益以及产出是如何构成的。但是，经济政策对分配的影响，产出的结构以及生产的经济环境等等，对各个经济社会并非无关紧要的”[1](P9-10)。从数量增加上理解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是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而经济发展作为对生活质量改善的追求，如果注意资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则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一切社会进步的首要的物质条件。发展中国家以其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诫人们：大多数人民群众没有受益的经济增长不能算经济发展。人们开始从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中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这就使得经济发展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经济学，而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另一门独立的学科——增长经济学，也开始得到建立。这两门学科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充分体现经济增长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发生了融合态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英国的R·哈罗德爵士和美国的多马教授对建立平衡的（或“指数的”）增长概念的重要贡献[2](P1384)。1948年，哈罗德《动态经济学导论》的出版，多马《资本扩大、增长率和就业》、《扩张和就业》两篇论文的发表，基本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此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个由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论到制度决定经济增长论的发展过程。
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论包括了物质资本决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和收益递增决定经济增长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从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说具有共时性，可以同时存在；从理论的发展来看则具有历时性，反映了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在劳动、技术不变情况下，增加资本量对促进经济增长有决定性意义。这种资本决定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影响。资本决定论存在着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一是模型中的经济增长率与劳动无关，只有在资本——产出率不变时，才有可能把劳动因素引入分析过程；二是模型中没有引入技术因素，资本——产出率只是作为一个理论上的已知条件。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理论遭到了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的挑战。经济增长理论由物质资本决定论阶段进入了技术进步决定论阶段。索洛、斯旺等人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产出率不变的不合理假设，建立了一个资本——产出率可变的生产函数模型。这一模型在实际运用中充分显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索洛还以实证分析中关于技术进步对总增长率的贡献约为87.5%的测算，进一步说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进一步论证了索洛关于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他在对美国、西欧、日本的全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中，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全要素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用人力资本理论补充和发展了技术进步决定论，这就使经济增长理论由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阶段发展到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阶段。舒尔茨在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基础上，把资本分为常规资本和人力资本，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人力资本是以具有递增收益的知识为代表的，它通过对教育、卫生保健和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促进产出的增长；人力资本所产生的递增的收益，可以消除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从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实际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独立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它在用于经济增长问题分析中只是一个外生的东西，并没有被融入经济系统内部。
从物质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到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再到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把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都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在决定的、偶然的、无成本的资源。真正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分析了它们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和机理，探寻了这种机理实现的动力和条件的学者是阿罗和卢卡斯、罗默。他们的分析使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第四个阶段，这就是新增长理论的形成。
阿罗以其“干中学”模型，对技术进步内生化作了一个初步尝试。在此基础上，罗默和卢卡斯等人做了突破性研究。1986年，罗默提出了“收益递增的长期增长”模型，认为知识是“内生的”，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其生产具有递减报酬，而在产出中具有递增报酬；知识也具有“溢出效应”，一个企业所创造的知识会产生社会效应使其他企业受益，这样，只要企业实现知识生产的最优控制，就可以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显然，罗默把技术和知识直接内生化了。卢卡斯对技术进步因素作了转化为人力资本的研究，提出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他认为，劳动可以分为“原始劳动”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两种形式，后一种形式在生产过程中有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效应。内在效应是通过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形成的，它表现为高人力资本可以获得高收入即劳动力的收益递增；外在效应是通过在岗培训和“边干边学”形成的，它表现为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发生递增。因此，人力资本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旨在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果，探讨的重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在很长时间内，制度分析与经济增长是脱节的，把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他的分析进一步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引入增长与发展融合的时期。
诺思以制度变迁为核心，以产权为基本概念，分析了经济增长问题。他用产权理论解释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认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这两大必须克服的壁垒，克服的办法就是制度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减少经济组织获得收益的不确定性，促进其活动得到最大收益，从而使这个社会具有极大的创新精神，经济得到极大增长。为此，诺思设计了促使经济增长的国家模型。他认为，国家并非是“中立”的，它是产权的界定和实施单位，制定、变更或维持着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基本的正式规则，因而对最终体现产权结构效率、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在诺思看来，国家既具有卢梭所说的“契约”的性质，也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掠夺”的性质，此外，国家还有两个目的：一是企图确立一套关于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诺思认为，由于国家的这两个目的是相悖的，因而在为使统治者获取租金最大化而确立的产权结构和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发生着必然的冲突，导致整个社会不可能持续经济增长。诺思还认为，在国家制定、界定并维持了产权结构的情况下，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制度结构，出现某些制度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关键就在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差异既会引起政府政策的差异，也会引起社会公众在劳动态度等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精神上的制约。
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来看，暂不论其不足，诺思以前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由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发展到内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这一发展深刻说明了技术的发展、人的发展等在经济增长中的内在作用，当诺思把制度研究引进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之后，又使经济增长理论由研究经济的短期增长转向了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从而使经济增长在某些方面具有了与经济发展同一的意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逐步趋于融合。
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归纳起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重大方面：
第一，在实践上，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无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来自于资本、劳动力，还是来自于新技术，一国的经济主要是通过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变化或者是生产率的变化来实现增长的。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有些经济学家在考察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时，把经济增长停滞、人均收入低下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把资本和投资的短缺看作是经济增长停滞、人均收入低下的原因，从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就是通过资本形成实现经济增长。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发展之初资本短缺的确是很严重的。在战后至6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实施了“增长第一”的发展政策，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相当快，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2%，高于发达国家同期同一指标的4.9%的水平，也说明了资本、技术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是，却用“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事实，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诸如两极分化、失业加剧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说明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和贫困，并不完全在于缺乏资本和技术，更重要的是缺乏形成资本和技术的能力、引进和利用资本和技术的机制，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落后，并不完全在于缺乏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更重要的是缺乏具有有效的宏观调控与有效的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
内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实施“增长第一”发展政策带来的困惑，推动发展中国家从制度内部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走了一条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经济增长道路。联合国第三个十年发展计划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全体人民充分参与发展过程和公平收入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福利的最终目标的确定，以及关于公平分配、充分就业、普及教育、培训劳动力、提高健康水平、改善住房条件、保障妇女儿童和青年的正当权益等具体目标的确定，已把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放在了首要位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人的尊重，意味着“人的发展”已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伊尼亚西·萨克斯在《发展还是非正常发展？为质量经济学辩护》一文中指出：“模拟增长在第三世界造成最大的破坏，使非正常发展正在蔓延。”模拟增长“被认为是在现代化和赶上工业国家的道路上不断快速前进的唯一方式，而现代化和赶上工业国家是两个特别危险的概念。的确，现代化彻底改变了城市中的消费结构和杰出人物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却没有创建一个能够在保证全体居民合情合理的生存的同时对之加以供应的生产结构”。“为了得到真正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看来需要考虑它们国情的特性，这种特性使它们照搬工业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成为问题，甚至不可能，它们还需要吸取工业国家走进死胡同的一切教训，以便寻求有本质不同的内源发展模式”[3](P49)。所谓内源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指国内人力物力和精神力量的调动和发挥，以及国内民众创造能量的释放和自觉程度的提高。这一模式正是对“人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重要性的强调。
第二，在理论上，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变量的分析转入内生变量的分析，特别是制度因素的分析之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出现了融合态势。
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源头，可以说是18世纪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然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没有深入到模型的分析中，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也没有针对性，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没有成为独立学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明确划分为“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两大部分，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才有了明确的对象。经济增长理论被明确地规定为“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理论”[4](P1)；而经济发展理论则被明确地规定为“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5]。
由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这两大理论成为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理论研究的内容、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由于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在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上存在的差别，因而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解上也必然存在差别。在当时来说，严格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无疑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避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把发展的目标放在结构的优化和社会的进步上；但是，混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却使经济增长理论过于注重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研究，而忽视对结构变化和收入分配合理化实效的研究，从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危及到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经济增长理论只有通过修正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1973年6月，西蒙·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中，对经济增长的定义作了一个新的表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只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6](P57)显然，这一表述从先进技术的利用、制度的调整方面说明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在一定意义上对经济增长理论作出了新的发展，开始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融为一体。特别是新增长理论的诞生及其和新制度理论的结合，使它能够把原先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一些因素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这样，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内容趋于广泛性，涉及了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