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学处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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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文论题而言，中国大学的时间指向是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现代”大学的成长过程，但是坐实在当代中国大学。空间指向是“大中华”地区，即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当然讨论问题的时候主要是以大陆为主体，这是讨论者的当下关怀注定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所谈的不是“中国大学的”处境，而是“中国的”大学处境，意思是要强调，谈论对象尽管限定于中国大学，其实是通过谈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大学处境问题来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处境问题。无疑，这是一种审视大学的布鲁姆式[1]的思路。在一个具有全新特点的全球化时代，后发外生的中国大学面临着与它寄居的社会一样严重的问题。本来，从传统到现代、封闭到开放、专制到民主、计划到市场的多重转型的中国社会与中国大学，现在必须同时面对它所模仿的西方现代社会自身的全球化转型。就此而言，认知社会的结构特质、针砭中国大学的时弊、矫正大学的建构理念、树立大学的健全思维，已经成为一个象征着中国社会转型状态的重要指标。

　　全球化与大学

　　显然，今日之大学面对的社会背景，已经大大地不同于此前。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逐渐造就了一个新型的全球社会体系。到199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们已经断言这种新的社会体系在人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如吉登斯就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必定在社会科学辞典中占据关键地位的术语。”[2]这一断言，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现实。只要我们在互联网上键入“全球化”这个术语，就会出现汗牛充栋的文献目录。中文世界所出版的关于全球化的书籍充斥着图书市场。而我们中国在加入WTO前后的几年时间里，对于“全球化”的体会就更是直接而现实了。汉语思想界围绕全球化问题展开的争论，则成为近年汉语思想界的一大景观。

　　全球化的内涵是复杂的。全球化首先出现于经济领域并获得疾速的发展。全球贸易与全球市场、全球金融与全球公司是已经为我们所熟悉的事物了。而新近为我们所认识的全球政治――诸如全球军事关系、全球恐怖活动、全球治理问题、全球公民社会、全球政治组织等等，也日益走进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协动性的强化，全球文化的互动、乃至全球化的文化，也不是一个远离我们现实生活的问题了――世界宗教、跨国意识形态、全球趋同的大众文化，构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3]

　　在全球化的文化兴起的时代里，大学面对全球化问题的挑战、以及应对全球化设计新的大学体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了。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现代化时期，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已经为人们所认识。诚如金耀基指出的，“现代化最终的动力与实力是知识，也即是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4]对于全球化过程中处境占优的先进工业国家来讲，他们已经意识到大学对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今天，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了：它越来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潜力，而且，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影响国际的竞争和工业地位的选择。”[5]对于落后国家来讲，意味着急起直追，加强教育的结构合理性和功能有效性。“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解决之道非常道，其解决之途非常途。”它关系到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人口变动、政治状况、文化因素。因此，教育成为显示后发外生现代国家社会整体发展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6]这中间，高等教育的核心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高等教育不是“免费的午餐”，它已经不是在义务教育的范畴内可以做道义讨论的问题，而是在社会发展动力与社会公平标尺的意义上看待的问题。[7]

　　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大学教育的重视，是一个共同期待的结果：它都是期望大学给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基点上的产物。但是，这种期待所得到的结果是大为不同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它之在先起的现代性运作过程中获得的现代社会运作硕果，为它的大学发展奠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现代性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全球化局面中，它之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现代大学发展的诸条件来看，政治民主化提供给西方国家大学以独立的社会地位，使之获得了学术自由和学术评价的开阔空间。经济的长期持续的增长，提供给大学以充裕的物质财富的支持，使得大学有雄厚的财政支持，满足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需要。而现代文化理念与文化体制的形成，为西方大学提供了开放的文化观念与广阔的文化胸襟。这些现代大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与西方大学发展的长期有效的内部整合相结合，促使西方大学获得了现代历史上大学发展的“典范”地位。尤其是19世纪英国与德国对于传统大学的现代改造，造就了西方大学的“现代”品格。英国人纽曼与德国人洪堡的大学理念，以及对于大学建构的实际效用，成为后来非西方国家建构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就具有象征性地表现西方现代大学“典范”意义的作用。这是西方大学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条件。

　　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大学发展而言的这两种优势条件，西方国家加以了自觉的延续甚至强化。[8]西方大学继续成为全球大学发展的“典范”。一方面，他们仍然提供着大学发展的基本范式――比如大学体制之类。另一方面，他们直接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发展，既直接将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教育资源直接吸纳到发达国家（比如提供留学基金吸收发展中国家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并在他们毕业后将之纳入大学再生产过程），又以全球化时代普遍化的教育交流将自己的大学模式向非西方国家推广。再一方面，全球化中资源的集中化态势使得西方国家足以为大学提供更为充足的支持条件。这些条件还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后发展、或发展中国家所可以比拟的。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状况还不足以给大学以充分的发展空间。我们的经济增长也还不足以给大学最充足的物质资源。我们的现代文化发展史还非常短暂，时常还有文化的抽搐、曲折。这当然给我们一种发展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压抑感。而且面对西方大学的发展态势，也确实使人感觉到一种西方大学文化的侵略性。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排拒西方大学的发展借鉴性。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大量输送自己的优秀人才到英国或欧洲留学的时候，他们也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压抑感觉。但是美国的潜心学习、模仿、创造与超越，使得今天美国能够执西方大学教育的牛耳。全球化时代，我们中国的大学教育更要有一种全球心态，从学习型的大学文化的建构，到超越型的大学文化创造，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重塑中国大学的进路。

　　焦躁的大学

　　可是，必须承认，在一个全球化景况中，中国的大学陷入了一种显见的焦躁状态。这种焦躁可以被合理地称之为全球化格局中中国大学做出本土回应的状态的反映。这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证明：从表象上看，当代中国大学都陷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旋涡之中。大学、尤其是综合型研究型名牌大学的目标设计，不是定位在大学自身内在架构的完善上、定位在大学体制的改革上、定位在大学发展的诸社会条件的改善上，而是定位在“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式行为上。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不少旨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政策。诸如以建立一流大学定位而展开的“211计划”、“985计划”、“2加7方案”、“2加8方案”，都是这种心态下的产物。这种心态现在已经投射到香港地区，像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最近也就是在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宗旨下为香港政府和香港中文大学某些预谋中的举措辩护的。另一方面，围绕这类“计划”，这些著名大学设计出一系列“追赶实施计划”。比如在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浪潮中被寄予最高希望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就有一系列大学史上的崭新举措：北京大学专门制定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并不断围绕“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目标展开了学校的“改革”――早期埋下伏笔的是俗称“大师班”的教学改革，其中大学人才产出的“短平快”理念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则出台了着意培养“通才”的“元培计划”。而清华大学则以直接引进海外专才引起关注――年薪百万引进海外一些大学任教的人士为清华大学的教授，成为新闻传媒追踪报道的热点。“中国应有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时成为政府当局与大学集群、社会各界的豪言壮语。

　　从大学的重组上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促使中国大学的大规模重组。这次大学重组，对于中国大学发展的影响，绝对不亚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一方面，它象征着中国大学理念的一个重大改变，意味着中国大学在自觉地走出1952年以来长期制约中国大学发展的苏联模式。这是一种积极的改变。但是另一方面，大学重组的行政指令性质是两次院系调整共同的特点。差异只是在于，前一次大学重组旨在使得欧美化特点已经外显的大学苏联化。这一次重组的宗旨则是还原中国大学的欧美化框架。而且，由于这次重组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心意图下进行的，大学重组的对象限定于知名大学。所以重组的大学多被认定为“强强联合”。这中间存在的严重的无形资产浪费和“拉郎配”现象，已经引起教育界的重视。[9]各有特点的知名大学被行政命令联结起来，是否有利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还是需要长期观察的问题，但是大学无形资产的严重流失，则是一个现实问题。加之这种重组的功利性较强，而合并在一起的知名大学是否能够有机地运作，也还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这就势必造成新生的合并大学在规模上急剧扩展之外的很多问题，比如大学运转机制的紊乱、大学认同的错位、大学内缘发展的曲折。

　　从大学运作上看，大学的高效运转主要依赖于两个条件，一个是有宽松的社会政治空间。再就是要有稳定有序的大学内部运作机制。从前一方面讲，目前中国大学的社会政治运作条件显然并不是优良的，而且改善还会相当缓慢。政治因素固然不必多说。经济因素成为制约中国大学、尤其是大陆大学发展的瓶颈，已经早就为人们熟知。大学的经费短缺对于大学改善研究条件极其不利。而政府对于大学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任务，又促使大学追求当下的物质产出――即将研究成果直接向生产领域的转化。这更是把大学放置到了一个无法根据科学研究规律来制定研究规划和发展科学的不利位置上。就后一方面来看，大学自身的良性运转依靠两个基本要素：充裕的财力资源与优质的人力资源。由于中国大学发展史的一度中断，人才断层的问题，大学的人才储备严重短缺。而世界一流大学显然需要一流人才。像清华大学那样试图直接从海外高薪而短期聘用人才，对于其他试图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来讲，完全是一种奢侈。于是在国内高校“挖角风”兴起。无序的人才挖角与有序的人才流动，对于大学人才的使用无疑具有不同的作用。前者会造成人才的浪费，比如占据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最有利地位的两所学校，有些系科可以一下子从其他大学调进多名知名教授，以致于一个学院一年之内就有了20多位教授。但是由于年龄、资历、背景的相近性，他们并不能各自将自己的长处在教学科研中展示出来。这就是一种浪费。至于财力的严重不足，则不用多说。教育经费一向就处于低位考量的状态。这使得大学在作为专门教育机构的同时，还必须同时成为一个创收机构。教育捐助的有限与慈善事业的欠发达，以及教育成本的上升和教育期待的提高，使得大学无法有效应对它的使命履行问题。人才的短缺与财力的短缺，将中国大学推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

　　从大学产出上看，中国大学的产出与其投入一样，令人困窘。大学的投入与产出具有正比关系。无疑，现代大学经历了一个从较为单纯的学术机构到引领社会生产的专门机构的变化。[10]大学的学术产出与大学的经济动力变得日益统一起来。以大学产出的数量与质量来衡量大学的水准几乎是公认的标准。但是，中国现代大学的产出状况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学术贫困的状态。[11]在当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中，这种状况不仅没有改进，反而有加剧的趋势。一方面，中国（大陆）大学的论文生产量比较有限。而且论文质量堪忧。至于学术界四处曝光的剽窃事件，就更有些令人心惊。另一方面，主宰中国大学的“理工科”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没有令人骄傲之处。2002年度在中国召开的世界数学大会，作为主办国的中国数学家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惯例给予前沿数学家的1小时或45分钟的大会报告。令当时传媒一阵惊呼。后来我们大肆庆祝2002年亚运会金牌数第一，而恰恰在今年，日本拿了两项诺贝尔奖。传媒感叹这两个奖具有的含金量要高于我们的140多枚亚运会金牌。虽然这中间不无激愤之词，但是基本事实则是明摆着的。

　　从大学评价上看，中国大学的评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评价来自于教育主管部门的导向与“民间”组织的评估。从前一“评价”方式来看，政治导向还主宰着大学评价。这无疑有碍大学的健康发展――因为大学发展最为紧要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就此处于一种行政隔离状态。而教育主管部门给予大学办学权力的有限、承诺大学的专业开设资格、高层次（硕士、博士）教育设点、经费拨付等等，还有严重的行政指令性质。指标的限定与数量化导向，难以给大学发展以健康指引。至于民间的大学评估机构，力求做到公正。但是数十年中国大学的理工科强势局面，使得这些评估机构给予一所大学评价指标的权重，极其严重地向理工科倾斜。而且因为缺乏权威机构的承认，每年这类评估结果一在传媒公布，就会引起相当大的争议。[12]

　　这种焦躁的大学状态不是人们自愿陷入的，但是中国的大学又不能不陷入这种焦躁状态，这是各种原因注定了的。简单地将这些原因归纳起来说就是：其一，社会对于大学的定位是有问题的。其二，权力当局对于大学的管制是有问题的。其三，大学的布局存在内在困难。这中间包括“大中华”地区智力资源的严重分散、丧失整合、严重浪费。其四，大学的社会产出（知识产出、财富产出等等）不足以提供给大学自尊的资本。

　　分析地看，中国大学陷入一种焦躁的状态，是具有正面与负面两个方面的意味的。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大学在全球化处境中对于发展自己的自觉。以及中国大学在全球化处境中急于占据有利位置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大学在发展举措的选择上的混乱，大学制度安顿问题上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