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变局——当前社会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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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状况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根据一般的发展经验，如果经济增长的状况情况不好，社会发展的状况也不会好，但即便经济增长的状况较好，社会发展的状况也未必就好。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的状况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社会福利增量的基本方面。
对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学者引用当年梁启超在“五四”时期的提法，认为目前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推翻帝制和新中国的成立，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五四运动”，可以说是文化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这个大转变时期，经济学的概括是从计划经济或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法学的概括是从礼俗到法理或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社会学的概括是从乡村的农耕的社会向城市的工业的社会转型，总的来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对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所处的阶段特征，又有了新的提法，即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我的理解是，今后的２０－３０年，是一个关键时期，能否在各种危机中保持发展的主线，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也能保持较好的局面，这的确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城市化的瓶颈是什么?
从经济产出结构看，我们的工业化速度很快，ＧＤＰ中农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８％下降到目前的约１５％，但从就业来看，还有５０％的从业人员从事第一产业，而如果从居住地来看，还有６２％的人生活在乡村。社会结构变动的速度还是大大落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动。但近几年这方面已经有了较好的发展，成果是突出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比较少有人测算，其实从长远来看，中国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
中国农村３４亿农户，正在经历从家族社会网络到核心家庭社会网络的转变，全国３人户的比例已经超过３０％，再加上１人户和２人户，其比例达到总户数的５６％。农村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趋势，需要更强大的个人自养能力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现在农村和城市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农民的生活半径扩大了，从自给自足发展到越来越依赖于货币经济，农民的货币性消费比例从１９９５年的６５％提高到现在的７８％，而实物性消费降到２２％。
随着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在城乡存在巨大生活差距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希望走出乡村。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有１４４３９万人，扣除市区内人户分离的２３３２万人，全国流动人口12107万人。其中从乡村流出的8840万人，占73%，从城镇流出的3267万人，占27%。流入城镇的9012万人，占74.4%，流入乡村的3095万人，占25.6%。
在１．２亿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的占３５％，约４０００多万人，省内流动的６５％。跨省流动的流出地主要是：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流入地主要是：广东３５．５％，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
在跨省流动的４０００多万人中：男性占５２．８％；多是青壮年，１６－４５岁的占８２．７％，青壮年的外出使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老化，由１０年前的３６．８岁上升到目前的４０岁；初中文化程度的是主体，占５０％以上；外出的目的主要是非农就业；务工经商的占７５％以上；而且他们的就业情况比我们预想的好，就业率为９８％。
现在很多人认为，我国目前城市化的主要瓶颈是户籍制度，一旦户籍制度放开，城市化的速度会大大加快。户籍制度应当说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即便是户籍制度放开了，也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的瓶颈问题。近两年的实践表明，很多城市户籍放开以后，能够进城的农民比原来预想的要少得多。其实农民进城存在两大瓶颈：一是迁移成本，进城的并不都是农村最贫苦的，而是能够承担迁移成本的和具有迁移网络的；二是城市就业机会，能否在城市就业是农民能否在城市生存下去的关键因素。而这两个方面又决定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状况和模式以及农村本身生活状况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