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汤显祖的文章

详细内容

篇一:《汤显祖》

汤显祖（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

汤显祖（1550—1616），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汉族，江西临川人。汤氏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今抚州市）。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34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

明万历十九年（1591）他目睹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触怒了皇帝而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愤而弃官归里。家居期间，一方面希望有“起报知遇”之日，一方面却又指望“朝廷有威风之臣，郡邑无饿虎之吏，吟咏升平，每年添一卷诗足矣”。后逐渐打消仕进之念，潜心于戏剧及诗词创作。

在汤显祖多方面的成就中，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其中《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这些剧作不但为中国人民所喜爱，而且已传播到英、日、德、俄等很多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汤氏的专著《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也是中国戏曲史上论述戏剧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献，对导演学起了拓荒开路的作用。汤显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其诗作有《玉茗堂全集》四卷、《红泉逸草》一卷，《问棘邮草》二卷

生平事略

明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1550年9月24日），汤显祖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原居临川文昌里（今临川文昌桥东太平街汤家山），后移居沙井巷，建“玉茗堂”（内有揽秀楼、清远楼、毓霭池、金柅阁等），故又自号清远道人，晚年又号茧翁。其祖上4代均有文名：高祖、曾祖藏书、好文；祖父汤懋昭，字日新，博览群书，精黄老学说，善诗文，被学者推为“词坛名将”；父亲汤尚贤是个知识渊博的儒士，为明嘉靖年间著名老庄学者、养生学家、藏书家，重视家族教育，为弘扬儒学，他在临川城唐公庙创建“汤氏家塾”，并聘请江西理学大师罗汝芳为塾师，课教宗族子弟，生子汤显祖、汤儒祖、汤奉祖（汤凤祖）、汤会祖、汤良祖、汤寅祖；伯父汤尚质酷爱戏曲，还从事过戏曲活动，母亲自幼熟读诗书。

虽然汤懋昭、汤尚贤父子门派不同，但均是满腹经纶的学者，祖辈的认真求学的态度，在汤显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汤显祖天资聪慧，从小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5岁时进家塾读书，12岁能诗，13岁（嘉靖四十一年）从徐良傅学古文词，14岁便补了县诸生。21岁中了举人。按他的才学，在仕途上本可望拾青紫如草芥了。但是，跟随整个明代社会一起堕落的科举制度已经腐败，考试成了上层统治集团营私舞弊的幕后交易，成为确定贵族子弟世袭地位的骗局，而不以才学论人。万历五年（1577）、万历八年（1580）两次会试，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遮掩世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作陪衬。他打听到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无过于汤显祖和沈懋学等人，就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笼络他们。声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许显祖等中在头几名。以宰相之威势，加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诱惑，沈懋学等出卖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但汤显祖却洁身自好，一无所动。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因而先后两次都严峻地拒绝了招揽。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汤显祖名落孙山。而且，在张居正当权的年月里，他永远落第了。但因此，汤显祖却以高尚的人格和洁白的操守，得到海内人士的称赞。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他们也曾许他以翰林的地位拉显祖入幕，显祖都拒绝了。34岁，汤显祖以极低的名次中了进士，布满荆棘的仕途从此开始。他先在北京礼观政（见习），次年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一住七年。自永乐以来，南京是明朝的留都。虽各部衙门俱全，实际上毫无权力，形同虚设，太常寺尤为其中的闲职。有人咏之于诗曰：“印床高阁网尘纱，日听喧蜂两度衙。”其闲寂可想而知。然而，当时南京却是文人荟萃之地，诗文家不论，即戏曲家，前后就有徐霖、姚大声、何良俊、金在衡、臧懋循诸名家。汤显祖在此，一面以诗文、词曲同一些人切磋唱和，一面研究学问，作书中蠹鱼。虽至夜半，书声琅琅不绝于口。别人问他：“老博士何为嗜书？”答曰：“吾读书不问博士非博士。”这种恬淡自得的生活正同因投靠张居正而终于在这时被严加处分的文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留都也不太平。这里正进行着文学思想的激烈斗争。早在嘉靖时代，文坛上就盛行着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万历期间，以王世贞、

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步其后尘，有加无已。风气所及，一时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之类。其中王世贞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地位和势力。万历十一年

（1583），他以应天府尹的身份赴南京，后在这里为刑部侍郎、尚书，地位显赫。士大夫趋之若鹜。许多人奔走在他门下。他的片言只语，便可“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俨然为文坛盟主。可是，汤显祖是一个尊重文学而不屈服于权势的人，他重创新而反对复古，他注意汲取古代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而不为复古派所规定的范围所局限。他的文学思想和旨趣与王世贞辈大相径庭。因此，他虽与王世贞同在南都，且又为王世贞之弟世懋的直接下属，却不愿与王氏兄弟相往还。他写信给朋友说：“无与北地诸君接逐之意，北地诸君亦何足接逐也。”更有趣的是，汤显祖为揭露文学复古派的真面貌，还约了友人把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的诗文拿来解剖，划出他们诗文中模拟、剽窃汉史唐诗的字句，涂涂抹抹，一一作俎上之论。王世贞知道后，也无可如何，哑然失笑而已。这表明，汤显祖不仅不以权势是从，而且当复古文学思潮笼罩海内时，他有主见，有特识，决不随波逐流。这不是说汤显祖有一种先天性的反抗性格，这实际上是他接受古代优秀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接受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思想影响的结果。明代中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哲学上，出现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离经叛道的思想家。他们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都以掀翻天地的雄心，赤手缚龙蛇的气概，痛斥口谈道德而心存富贵的伪君子，并以“非圣无法”自命。在思想文化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汤显祖早年就做了罗汝芳的学生，自小跟他学道，读“非圣之书”。后来又与激进的禅宗大师紫柏交朋友，尤其敬仰激进的思想家李贽，读其《焚书》，十分倾慕。他说：“如明德先生者（汝芳），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紫柏）之雄，听以李百泉（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形成了他政治上、文学上的反抗性和斗争性，也被人称之为“狂奴”。这样，他不仅在品格上不愿与专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而且在政治上锋芒毕露。

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任上，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们窃盗威柄、贪赃枉法、刻掠饥民的罪行，疏文对万历登基二十年的政治都作了抨击。疏文一出，神宗大怒，一道圣旨就把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为典史。一年后遇赦，内迁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他“去钳剭（杀戮），罢桁杨（加在脚上或颈上以拘系囚犯的刑具），减科条，省期会”，建射堂，修书院。有时下乡劝农，常年则与青衿子秀切磋文字。这种古循吏的作风，终于使浙中这块僻瘠之地大为改观，桑麻牛畜都兴旺起来。也许汤显祖是把这里当作他的理想王国了，在上述善政之外，竟然擅自放监狱中的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节让他们上街观灯，为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无顾忌。这使他的政敌终于抓住了把柄，待考核官员的时机一到，他们就出来暗语中伤。汤显祖自然知道有人想赶走他。万历二十六年（1598），听说朝廷将派税使来遂昌扰民，他不堪忍受，便不待别人攻击，给吏部递了辞呈；他也不等批准，就扬长而去，回到家乡。后来，吏部和都察院以“浮躁”为由正式给他一个罢职闲住的处分时，他弃此敝履早过三年。

汤显祖少年时受学于罗汝芳，罗是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这一学派承继了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的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加以发展，又称“左派王学”。这个学派抨击程朱理学，怀疑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万历年间左派王学的最突出代表人物是李贽。在文学思想

上，汤显祖与公安派反复古思潮相呼应，明确提出文学创作首先要“立意”的主张，把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这些思想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汤显祖虽然也创作过诗文等，但成就最高的还是传奇。他是中国古代继关汉卿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的戏剧创作现存主要有五种，即“玉茗堂四梦”（或称“临川四梦”）及《紫箫记》。“玉茗堂四梦”即《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这四部作品中，汤显祖最得意，影响最大的当数《牡丹亭》。

汤显祖离遂昌任后，曾在临川和李贽相见。李在狱中自杀后，汤显祖作诗哀悼。他还推崇反理学的达观（紫柏）禅师，称李贽和达观是一“雄”、一“杰”，认为“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他们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揭露腐败政治、反对程朱理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汤显祖一生蔑视封建权贵，常得罪名人。晚年淡泊守贫，不肯与郡县官周旋。这种性格作风使他同讲究厉行气节、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东林党人顾宪成、邹元标等交往密切，也使他推重海瑞和徐渭这样“耿介”或“纵诞”的人物。汤显祖的这种性格特点在作品中也有明显反映。《明史》记他“意气慷剀”，“蹭澄穷老”，这评语颇能概括其生平之要。

汤显祖晚年思想比较消极，这同他潜心佛学有关，也同他辞官后长期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有关。他自称“偏州浪士，盛世遗民”，说“天下事耳之而已，顺之而已”。后又以“茧翁”自号。

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文坛为拟古思潮所左右，继承“前七子”的“后七子”声威机盛。汤显祖21岁时，“后七子”首领李攀龙已去世，但另一首领王世贞继续为文坛盟主，且“独操柄二十年”。汤显祖于青年时期即批评“前七子”的李梦阳、“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指摘他们作品中“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后更抨击“李梦阳以下”诸人作品“等赝文尔”，并尖锐地说：“赝者名位颇显……其文事关郭体，得以冠玉欺人。”“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根本缺陷是一味摹拟前代作品的永字、造句，乃至改头换面，剽窃前人词句。汤显祖认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他还强调文章之妙在于“自然灵气”，不在步趋形似之间。他的这些主张对后来高揭反拟古旗帜的公安派有一定影响。可以说，在反拟古派过程中，汤显祖是从李贽、徐渭到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之间的重要人物。汤显祖诗作，早年受六朝绮丽诗风的影响，为了对抗“诗必盛唐”，后来写诗又曾追求宋诗的艰涩之风，他的这些创作实践并不足以和拟古派相抗衡。汤显祖的古文长于议论，颇有特色。他的书信写得很富感情，文笔流利，为后人所推崇。他还长于史学，修订过《宋史》，惜未完稿。[1][3]

2015年4月4日我国发行《中国古代文学家》邮票，其中一枚就是汤显祖

主要作品

汤显祖著有《紫箫记》（后改为《紫钗记》）、《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诗文《玉茗堂四梦》、《玉茗堂文集》、《玉茗堂尺牍》、《红泉逸草》、《问棘邮草》，小说《续虞初新志》等。因为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这四部戏都与“梦”有关，所以被合称为“临川四梦”，都以“爱情”为主题。这四部戏中最出色的是《牡丹亭》，写一个女孩因情而死，又因情而复生的故事。在《牡丹亭》之前，中国最具影响的爱情题材戏剧作品是《西厢记》。而《牡丹亭》一问世，便令《西厢记》减色不少。

戏剧

《紫箫记》，大约创作于1577年，却因被认为影射时政而辍笔。十年后又改为《紫钗记》。

1598年弃官返乡后作《还魂记》，即《牡丹亭》，描写了少女杜丽娘与年轻书生柳梦梅在梦中相爱，醒后寻梦不得，抑郁而终。其后柳梦梅掘坟开棺，杜丽娘复活，与书生成婚。

1600年？作《南柯记》。

1601年？作《邯郸记》。

诗文

《感事》

《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

《玉茗堂四梦》

《玉茗堂文集》

《玉茗堂尺牍》

《红泉逸草》

《问棘邮草》

小说

《续虞初新志》

篇二:《细说汤显祖》

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阑干拍遍》等。

汤显祖是一位在晚明的思想异动中有着多方建树的人物，正不只是一位剧作家而已。在人生理想上，他有自己的超常抱负，并终身为之奋斗。在政治界域里，他有自己的卓绝见解，并付诸尝试。在思想领地里，他有自己的独特观念，并以之作为自己生命的最终目标而终生追求。在当时诗坛上，他也有着自己独辟蹊径的闪光。因而，汤显祖的一生，显现了一条独异的人生道路。

正是这样一位有着极其充实生命运动的个体，将其精力运用到戏剧创作上来，发为歌吟，于是成就了戏剧的一代奇才。在汤显祖的戏剧创作中，寄托着他对人生、人性的哲理思考，倾注着他对生密和青春的无限热情。反观之，我们也恰恰可以从其戏剧内容中看出这位伟人的生命折光：他的人生道路，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从实践到幻灭的全过程。

汤显祖以他的蓬勃生命，翻开了戏曲文学史上一页绮丽的篇章。

一

大概凡是有大才之人，总要逸出生活常规吧？否则他的特色从哪里来？与大诗人李白一样，汤显祖的生命充满了独异的色彩。

他一生清傲，磊落好侠，常有出世之想。然而为实践政治理想，他强迫自己在科举仕途的道路上勉为经营，但清傲仙侠之气不泯，终不能为时所用。发为歌吟，则时而仙佛，时而侠情，总是封建礼教缚不住者。当时人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所说的“《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可谓概括出了汤显祖思想杂糅不一而色彩斑斓的特点。

汤显祖年少时已经奠定了自由豪迈的性格，行为时时逸出封建礼教的藩篱之外，所谓“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答余中宇先生》）。汤显祖以才故，成名颇早，十四岁即已进学，以后长期奔碌在科考业中，当然不得不时时温习制式帖文，默忆儒规教礼，但他的“真气”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积郁成为一生的底蕴。

汤显祖少年积极投身于举业，当然由其政治抱负所决定，也受其父亲的企盼和训导所影响，但始终未能规束他的行为方式，倒是其祖父的出世倾向造成他心理上更加深刻的潜在情结，即是所谓“家君恒督我以儒检，大父辄要我以仙游”（《和大父游城西》）。因而，他的举止完全不像是一位正统儒生所为：“童子诸生中，俊气万人一。弱冠精华开，上路风云出。留名佳丽城，希心游仙窟。”（《三十七》）竟类似李白的豪侠。这也是他中年以后逐渐接近禅佛的原始基因。大概是父亲为他设计的途径，使他得以投在当时的泰州学派大师罗汝芳门下就学，但他因为“血气未定”，不能受其性理之学的约束，不久就自动离去，而自己读非圣之书，结交天下义气之士（见《秀才说》）。在以后一个很长的科举阶段，他一方面不得不勉为经营，一方面则又不愿过于捆缚自己，如其生活方式是“清夜秉烛而游，白日见人欲睡„„或临春送腊，首夏兼秋，定有欢悲，终焉翰墨。释兹而外，酒则时一中之；由斯以谈，色则谁为好矣。”（《答龙君扬序》）这种行为总归还是出自其个性的独特，他曾在《寄太平刘明府达可》诗里以之自诩：“我复雄豪人，意概倾时英。辉光凌皓日，龙烛掩其晶。”

正因为汤显祖少年时胸中这一点“真气”，竟使他日后成为举世慕化的高洁之士，成为感泣雇神的“四梦”的创作者。

汤显祖生命中的第一件独异之事是永远不依附于人，这在其他封建官场中人是绝难做到

的。尽管这使他一生倍受坎坷，但也成就了他极其高洁的人格。汤显祖名高心杂，致使他场屋困顿，长期郁郁，入仕后又久滞下僚。但他决不因此而放弃原则，依人而贵。他一生中屡有被贵宦引重的机会，但却屡次拒绝，即使给自己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也决不心悔。这给他换来了清名，从而赢得了包括正统官修《明史》在内的各种传记里面异口同声的赞誉。汤显祖之所以有这些举动，当然是由其追求个体独立的精神所决定，所谓“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他的个性孤傲，从不肯屈就于人，为官“性简易，不能睨长吏颜色”（查继佐《汤显祖传》），这也是他终身仕途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汤显祖生平所透示出的这种豪迈俊达的意气，恰恰体现了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倾向，那种突破传统束缚而追求个性自由的人生气概。

汤显祖生命中的这种慷慨气势，促成了他建立自己的政治抱负，并终生为之奋斗。他虽然少以文名，却不肯仅行文章之事。万斯同说他“意气慷慨，少有志天下事”（《汤显祖传》）。他自己说：“经济自常体，著作乃余事。”（《夕佳楼赠来参知》）在他四十岁上下仍津津自勉：“萎蕤意气复何云，径须垂晚立功勋。不似世儒重文法，只堪簪笔事明君。”（《送刘玄子使归》）汤显祖自认为有治理天下之术，他三十七岁在南京时曾充满豪气地作诗自赞曰：“历落在世事，慷慨趋王术。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三十七》）也曾对辅臣余有丁说过：“某颇有区区之略，可以变化天下。恨不见吾师言，言之又似迂者然，今之世卒卒不可行。”（《答余中宇先生》）他一生与人书信谈论，所言多为天下事，沈际飞为作《玉茗堂选集·尺牍题词》说：“于国家利病处详言，使人读未卒篇，辄憬然于忠孝廉节。”其结果就促成他撰写了那篇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条陈时政，切指利弊，并直言不讳地抨击权贵，病责皇上。此疏轰动朝野，最终导致一批权臣的倒台，但汤显祖也因撄了帝王的逆鳞而被贬官边鄙之地。汤显祖为政治理想奋斗了一生，赢来的却是终生不遇，到老来作诗感怀，总结自己的一生曰：“事业不可为，君子薄时势。那知天下士，动辄人间世。弱冠殊澹荡，及此伤年岁。”（《同仲文送青田刘生还吴》）又对后学说：“吾豫章之剑，能干斗柄，成蛟龙，终不能已世之乱。不足为生道也。”（《李超无问剑集序》）流露了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的悲哀。

汤显祖的政治热情，本乎其人生内在积郁的力量，显示的是一种喷发的青春和生命的活力，尽管他并不是一个汲汲于功名而白首不悔的人物，其内心始终徘徊在进退之间。

汤显祖说过，儒业不能消其生命中的“真气”，他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世中人物。这反映了他对于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矛盾认识。考官沈自彬曾对他说：“以子之才，齿至而获一第，何也？凡人有心，进退而已。然观子之色，若进若退，当何处心耶？”（《酬心赋》）可谓明识。况且，汤显祖终究为一文人，不免清介孤僻之气，他在《艳异编序》里说自己：“不佞懒如嵇，狂如阮，慢如长卿，迂如元稹，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他在官场不能趋俗，奉“仕宦向来多曲折，君心惟有直如丝”（《送牛光山暂归泾阳》）的格言。又过于耽溺情性，曾自言“逶迤原是世中情，脱略还疑身后名。侠骨从来重歌舞，白忙闲杀旧东平。”（《醉答君东怡园书六绝》）他把天下分为“有情之天下”和“有法之天下”，说唐朝即为“有情之天下”，所以能够“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李白从而才能够和唐明皇“共浴华清，从阶升，嬉广寒”。而“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即使李白再世，也会“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所以他深叹“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时耳。”（《青莲阁记》）

思想性格里原有的异端因素与文人情愫相结合，就形成汤显祖一生中贯穿不二的矛盾心理，使他始终徘徊在进身入世和抽身出世之间，其平衡和倾仄则取决于仕途的畅阻。在他一{写汤显祖的文章}.

生的奋斗中间，总是一边眷恋着“君恩未报难高隐”（《送王侍卿以论耿公归蜀》），吟唱着“云阁寸心终未绝”（《送刘玄子使归》），希望先经略天下事毕，然后则“了此高足谢，别有烟霞质”（《三十七》）。一边却又不断地感叹“天其平也不平”（《感宦籍赋》），“人间惟有遇天难”（《达公忽至》），而要“便作羽毛天外去，虎兄鹰弟亦无多”（《恸世》）。汤显祖一生受到佛学的影响颇深，尤其是当他在仕途长期失意而忽然遇到达观禅师之后，思想上起了重大变化。尽管最初他也以自己的“情至”理论与达观的“情理绝决”说相抗衡，但随着其人生理想的逐步走向幻灭，他最终靠向了逃禅。汤显祖四十九岁时终于弃官归隐，与达观过从，自言“百年如幻忍何论”（《达公过旴便云东返》），感叹人世之事是“生死虚空一暮朝，由来得道始逍遥”（《哭戴愚斋老师》），说只有现在自己才是“笑谈魂梦觉平生”《梦惟审如送粤行时别泪》）。

汤显祖在仕途上耽延了一生，也矛盾了一生。他的出世之思，固然由其生命真气所决定，他的入世之念也未尝不是受其生命中的伉壮磊落之气所影响。两方面共同构成了汤显祖思想的统一体，也才使他能够写出“四梦”那样充满矛盾精神的杰作。

二

正因为汤显祖生命中充满了蓬勃真气，当他发为歌吟，就凝聚为一点之情。在晚明思想界的躁动中，汤显祖拔地而起，高擎着“为情作使”的旗帜，呐喊鼓荡了一生，掀起阵阵波涌，影响了几代精神。

适应着当时社会肯定人欲、张扬自我、解放个性的思潮，汤显祖本乎生命的启迪，提出了一个“贵生”的理论命题，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贵生书院说》）。他认为作为统治者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