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荒唐的联想：嘉靖“倭寇”与当今中国房地产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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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明代嘉靖时期朝廷愚昧的海禁政策，导致了东南地区数百万以海为活的人民顿失生计，被逼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嘉靖抗"倭"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当前过热的房地产和过高的房价若得不到遏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


　　上篇：数百万人民顿失生计是嘉靖"大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


　　1980年以来，历史学家对明代嘉靖时期困扰我国东南半壁的“倭寇”问题进行了反思：朝廷严厉的海禁使东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转为寇、盗；“倭寇”的首领和基本队伍大多是中国人；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对海禁思想的斗争，逼使政府做出了有限的开放；抗“倭”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发展。①笔者基本上同意上述观点。这里，仅对窃以为还没有开展充分讨论的问题谈些看法，希冀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一、海禁使沿海数百万民众顿失生计。

　　嘉靖三十一年(1552)是嘉靖"倭寇"的分水岭。是年二月，徽商王直入定海关，图以协助官方剿杀另一走私头目广东人陈思盼功，"叩关献捷，求通互市"，弗许。至此，商人乃对弛禁绝望，又遇番人逼还所赊货值。在内外交困下，海商集团首领王直登高一呼，广大"失其生理"者(唐枢：复胡梅林论处王直>>，明经世文编>>270卷)群起响应，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掠、杀戮。

　　本篇主要探索的是，时"失其生理"者几何？要确切地回答这一问题，已不可能。我辈所能做到的，仅是根据相关史料，推理出大致近似的结论。本篇构思的前提，就是研究嘉靖“倭寇”绕不开的人物、坚决执行海禁政策的第一当事人——时任闽浙最高统帅的朱纨在第一时间提供的一个官方数据：嘉靖二十七年五月，即明军捣毁宁波双屿港的次月，浙江海域，"贼船外洋往来一千二百余艘"(双屿填港工完事疏>>，明经世文编>>205卷)。

　　这是一条被无数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引用过无数次的史料，恐仅黄仁宇先生认为，"数字似属夸大"(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2页)。笔者无力就此展开讨论，在此，仅引入一条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的史料。明礼部尚书、鄞人张邦奇(1484-1544)，在欢送嘉靖时期的宁波市舶提举司陈克宽任满赴京考绩时曰："甬东……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而温、台、汀、漳之处，海贾往往相追逐，出入蛟门"(西亭饯别诗序>>，明经世文编>>147卷)。这说明，至迟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仅宁波府的违禁出洋的大船就达数百艘，而此后至嘉靖二十七年，是海上走私贸易发展最快的几年。

　　此外，朱纨集结6000将士围剿双屿所调用的380艘战舰，有部分是从闽浙民船中征来的，在海战中，又曾烧毁船舶77艘(部分是葡萄牙船)。也就是说，双屿之役前后，仅泊浙江的民间海船为1500艘左右。再据此推理，时在闽粤的双桅船应不少于500艘。所以，我们姑且假定，当时我国从事或可以参与海外贸易的船舶为2000艘。

　　自宋元至明清，我国外贸商船每艘的平均人数大概是100余人，内约三分之一是船员，其余多数是商人。不过，嘉靖年间直航日本、朝鲜、琉球或南洋诸岛的通番船不多，绝大多数走私商人仅在浙江双屿、福建月港等与葡萄牙、日本等夷人或由海外返回的华人进行转口贸易。因此，其参与船舶、人数的总体规模，似应作国内沿海往来的商船观。故我们又假定走私船的平均从业人员为40人，其中三分之二系船员，余为商人。那么，暂且锁定嘉靖中，在东南海上从事走私的商人和海员为8万人。

　　笔者有从事过相关职业的经历，略知帆船时代，如果从事海上作业的苦力有多少，与之对应的内河船舶、维修船厂、搬运装卸及饮食等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似应不低于前者。同样，海商有多少，与之接轨的内地行商、坐贾似应不少于前者。假定海、陆的谋生者相等，则直接在新兴的海外贸易产业链上的从业人数为16万。又假设明代后期的户均人口为5人，这就涉及到80万人的生存。按：虽然，从业人员不可能平均分布在一个家庭，但是，一些舶主、商人的资本是借贷的，海禁会殃及另一些家庭，故笔者视两者的因素互为抵消。

　　又不难理解，如果从事交通、贸易、服务的人员有多少，商品的制造和原料的开采、种植者应数倍于前者。同时，嘉靖海禁所禁的是一切海上航行，则沿海商贩的过省舡和世代靠捕鱼打柴甚至晒盐等为生者，也为之受累。如此道来，公元1550年前后因噎废食的海禁，使东南地区数(二)百万仗海为活的民众"失其生理"，这就是嘉靖“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一个不可饶恕的技术性错误——外贸中心远离经济中心。

　　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拓展，与是否拥有优良的中心港口有很大的关系。而港口的生命力，除了天然条件，如港口的深度和广度等外，处决于港口腹地之大小、物资集散能力之强弱及所在地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之高低。隆庆后，虽然明廷被逼做出了有限的开放，这对明末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外贸重心再次南移，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技术性错误。

　　为什么嘉靖中前期的短短二、三十年，两浙的走私贸易一举超过了闽粤；为什么五口通商后，上海港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取代了我国传统的外贸中心港——广州港；又为什么新时期浦东开放十余年，长江三角洲便成了中国经济版图上的最亮点呢？事实说明，中唐以降，长江三角洲应是我国外贸中心港的不二选地。

　　16世纪，宁波外海的双屿港，不只处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端，且浙东运河与我国最重要的运河——大运河相连；海舟过杭州湾就可驰入我国最大的内河——长江，更重要的是，斯港具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经济腹地，附近的宁、绍、杭、嘉、湖、松、苏、常的手工业和农业相当发达，是国内的制造业中心和大宗出口商品的主产地，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经济中心，故港口的吞吐能力和出口商品的生产、组织及舶来品的疏散、消费远非闽粤诸港可比。

　　历史早早给了长江三角洲外贸重心的机遇，当地的"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朱纨，上揭文)。遗憾的是，统治者为了集权的稳定，不借一切地使其夭折，并竟以填塞天然良港为后快。此后的整整三百年，华夏的外贸中心港始终与长江三角洲互缘，这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是极为不利的。可以设想，在设有动力、机器的岁月，进出口商品靠人扛肩挑过海拔1000米左右的大庾岭(南北主通道的必经之路)，将付出何等的代价？又由于这一时段的长江三角洲，恰恰也是全国的一元文化中心，翠集了神州半数的文化人，若与外交流远离了这个核心，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同样是很不利的。总之，16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我国的对外交流重心远离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这是嘉靖抗“倭”付出的另一个愚蠢的代价，也是当前研究者一个不该忽略的问题。

　　三、对嘉靖“倭寇”的基本看法。

　　不近人理的海禁，使东南地区数百万以海为活的民众顿失生计，是嘉靖“大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所谓的嘉靖"御倭战争"，实质上是由海商领导、以海员为骨干的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及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反对朝廷海禁思想的斗争。在"倭寇"总数中，真正的日本人，不足十分之一（以往所论的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三，通常指海上的，其实，在陆上接应、向导、打点、协助的更多）。16世纪中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我们不能低估中华民族在当时世界中的地位。这场国内战争给东南沿海精华地区带来巨大破坏的主要责任，应有统治阶级来承担。无意代表世界发展潮流的海商等被镇压了，但客观上冲击了封建藩篱，逼使地主阶级做出了让步，进行了有限的开放，包括东南沿海的"放洋"和北部与蒙古的封贡互市。

　　痛心疾首，嘉靖抗"倭"阻碍了中西方第一次全面的接触，中国放弃了同一水平线上的起跑，失去了与西欧平等对话的机会，又犯了对外交流中心远离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之大忌。抗"倭"也使早期的西方列强在华遭到重创，影响了近代世界的格局。

　　嘉靖抗"倭"所反映的封建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王权统治的稳定，丝毫不考虑外贸商品交流的成本和条件，视民族振兴、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不顾的反动思维，影响了清代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古老的中国越来越偏离世界的主流。

　　嘉靖抗"倭"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落伍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嘉靖时期，如果能正确处理好迅捷发展的私人海上贸易，积极参与同西方早期列强的竞争，则中国乃至世纪的近代史可能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