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部困难和新领导集体面对的挑战――国际政治、对外政策、台湾问题(一)

详细内容

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国面对怎样的世界和东亚国际政治基本环境？有着怎样的对外政策和战略选择？台湾问题的基本形势如何？如果在高度重视有利条件和重大机遇的前提下，从必不可少、但不过头的忧患意识出发，就可以肯定这么一点：上述环境和形势中早已有之的困难，连同晚近出现的某些重大变动，已经并将继续使中国领导人面对比较严峻的挑战。战略上需要提防的一项可以设想的最坏情况（the worst-case scenario ）或极端事态，是今后一些年里台独趋向可能的严重发展。它并非没有可能会使十六大产生的领导班底遭遇一种国务家们一般最不愿意碰上的局面：在或战或和皆大不利的情况下，不能不立时做出是战是和的根本决定。当然，情况现在看来一般远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有可能比第三代领导多少更尖锐地面对四重挑战：（1）美国空前的霸权性优势和强权政治态势，包括在地缘战略、台湾问题、战略武器和军事技术等领域不时有所加剧的对华战略防范；（2）将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来的有关的经济不适，连同广而言之经济全球化的那一部分与其有力的促进发展效应并存的、可能的“煎熬”效应；（3）中国在东亚的中长期安全忧患，除美国的对华战略防范外，还与朝鲜研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且处于国际规范之外、日本军力发展和民族心理变迁趋向、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国威胁”观念扩展、印度国力上升和国际权势抱负增进等事态相关联；（4）台独势力和台独危险的持续存在，甚至可能的加剧。此外，比较重要的还需考虑到中国国内关于对外态势、政策和有关思想观念方面比较广泛的歧异，加上尤其在对美政策方面有时欠缺较高程度和较广范围的大众理解和支持。

　　二

　　要足够系统、宏观和深切地把握问题，就需要考察中国所处环境的几个基本方面。头一个基本方面是当今和未来一个长时期里的世界政治总体环境。在此不谈其中使得中国政府和大多数中国人放心和鼓舞的有利因素，而只说需要他们全面和勇敢地正视、认真和细致地对待的不利因素。事实上，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北约就科索沃问题大规模袭击南斯拉夫以来，他们对于世界总体环境的首要感觉（在很多人那里一度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强烈感觉），便是中国的安全和崛起前景在其中所面对的、或近或远的实在或潜在危险。可以将世界政治总体环境分解为世界基本格局和世界基本潮流，分别就这两者做大框架式的考察和分析。世界基本格局主要指国家间力量和权势的基本分布状态。这20余年来尤为突出的大致是这么一个事实：美国在总的实力、权势和大部分功能领域?即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技术、财政、思想文化影响和国际规则制订等占有显著的优势。冷战结束以来的10余年内，美国的优势更是多半由于下列四大事态得到了新的巨大增长：苏联瓦解、美国发动和展开信息技术革命、大力进行“新军事革命”以及美国经济在90年代大调整和大增长。9・11事件以后，美国霸权性优势的支配或严重影响范围可以说出现了进一步的跃进式扩展。这首先是因为在恐怖袭击引起的全国性安全恐慌背景下，美利坚民族行使优势和为此承担代价的意愿大为增长，美国大部分公众至少迄今为止，对一个大体上怀抱“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念和强烈民族主义、单边主义甚或黩武主义情绪的行政当局给予了近乎“空白支票”式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美国的霸权性优势、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霸权性优势之巨大，在我们所知的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甚至超过了罗马帝国。以此相对，越来越可以确认在一个长时期内少有或没有可能形成足够经久有力、足够坚强团结的国际总体制衡阵线，虽然在一些重要的问题领域甚或地理区域，有时的确可以造就局部和次战略层次上的制衡局面。

　　以这么一种力量分布为最大特征的世界基本格局存在着严重问题。美国的巨大力量优势难免导致其强权态势和强权行为，许多其他国家因而缺少（或至少时常缺少）在国际体系中的基本自由，世界政治缺少基本公正。就较为柔性、较易容忍或接受的美国“制度霸权”来说，近一年多来特别强烈地凸现的是这么一个重大现象：霸权甚至在一些关键领域发展到了排斥“制度”、因而造就实在和潜在的混乱的地步。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基本格局中，中国已经、并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遭遇可以因为全球国际体系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而来的各种困难，特别是由于美国越来越着意全面防范和多方阻滞中国力量（主要是军事和国际政治力量）壮大而来的困难，尽管困难的程度可以有变化。

　　第三代最高领导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态势的基础上，历经几年过程，大致到1999年下半年已明显地确立了一项很正确的基本国策：中国在美国的巨大优势面前决不冒失；除非无可避免，决不投入与美对抗，也不将对外政策的根本建立在中短期内构建对美总体制衡的企图之上。不仅如此，尤其自去年夏天以来，相当大程度上通过中国方面的对美主动协调和积极影响（当然仍有至关重要和坚决予以坚持的“底线”），争取美国对华良性态度的政策推行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而且确实收到了非如此便不可能的重大外交效果，大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处境和国家利益。十六大以后的很长时期内，只要美国政府方面不出现太严重的对华政策恶性变动，中国最高领导层肯定将继续这一基本国策。实际上，十六大报告和近几个月来的中国有关政策行为显示，中国领导人大概已经下定了两项较长期的战略决心：（1）在中国的对美基本政策乃至对外基本态势方面，更坚决、更连贯也更耐心地贯彻温和、审慎乐观和求实的思想和实践原则；（2）一定要加速实现中国军事力量的现当代化和决不容忍台独。这两大分别以温和与强硬为特征的战略决心同时并举，很可能反映中国领导人在理顺战略目标、摆好战略轻重缓急次序、实现战略方向和战略资源集中方面有了很重要的改进，或者说有了重大创新。有待继续优化的主要是，在坚持对美高度谨慎和战略耐心的同时，中国必须更快地发展改革，加强国力。发展改革意味着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必要前提下，尽可能迅速地学会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思想文化，培育最符合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及政治文化。在加强国力方面，一个头等重要、也头等紧迫的任务，在于本着大战略的全局观念，进一步全面和深入地认识中国军事力量的相对严重落后与其各种原因，不受“中国威胁论”的过头干扰，下大决心予以全面的改善和建设。

　　由于中国政府战略判断的进一步优化和非常积极的对美外交作为，也由于美国布什行政当局对华态度和政策重要的局部良性变化，近几个月里中美关系出现了非常迅速和显著的改善。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里需要较优先地考虑的一大问题，是如何从中国的总体利益出发，依凭创新性和高度求实的战略思维和外交实践，在巩固和充实中美关系现有进展的同时，争取使之再上一个大台阶。一个至关紧要、也富有潜能的努力方向，在于尽可能争取将中美之间核心或近乎核心的、狭义的战略问题纳入中美战略对话，或者说就这些问题进行逐渐地系统化、体制化的中美战略对话，乃至将来发展成中美战略谈判。这些问题大致属于五个方面：（1）关于台湾问题的，既包括美台军事合作、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有限的对台“保护义务”、美国海空军在台湾周围海域和空域的军事活动，也包括对台动武的前提形势（或曰“门槛”）、中国大陆对台导弹部署、甚至中国的某些类型的俄制武器购买；（2）关于战略武器问题的，既包括美国导弹防御、美国新军事信条中与核打击有关的部分、甚或美俄战略武器控制体制与中国的关系，也包括中国战略核力量发展的某些问题；（3）美国在中国周边即东亚、西太平洋和中亚的军事存在；（4）美日军事同盟包含的实际上的对华功能或意图，甚或连同日本的军事力量问题；（5）中美两国间根本的战略互信问题，包括在中国看来的美国对华战略防范甚或威胁（即许多中国人所说的军事意义上的对华“遏制”、“包围”和威胁），也包括美国政府方面的“中国威胁论”观念。可以说，中美关系的相当大一部分前景取决于能否就这些方面、特别是头两三方面的问题进行战略对话乃至战略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