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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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是政治主体的行为准则和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着政治行为的方式和结果。脱离了一定政治文化，与之相应的政治系统、政治体制就很难正常运行，故此，对近二十年中的政治文化的变迁作一梳理和评析，便具有某种鉴往知来的意义。

　　一、政治文化发展视角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第一，从上层政治文化方面讲，在改革开放前绝对一元化的政治文化结构中，极左政治思想与理论（其凝聚化、规范化、系统化形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政治文化的圭臬，在整个政治文化体系中拥有绝对至上不容置疑的地位，成为对内凝聚和统一全体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抑制内部“异端”政治文化，对外抗御外国异质政治文化（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依据。亚政治文化的层次性不明显，并且为主导政治文化所同化。主导政治文化对内外异质政治文化表现出极端的傲慢与偏见乃至敌视。面对政治文化的这种实际状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要求党内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鼓励群众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因为，破除原有封闭性政治文化是一个根本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此后的二十年中，中国政治方略经历了从人治―法制―法治的演变，最终将依法治国定为基本的治国方针。不难看出，这种政治方略变化背后是上层主导政治文化的变迁。实际上，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有借鉴西方法理型政治文化的因素。1992年7月，乔石在全国党校校长座谈会上说：“资本主义的法制搞了几百年，其中也有可借鉴的东西”，对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利用〔2〕。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明上层政治文化实际上已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的一面。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在接受美国记者麦克・华莱士的采访时说：“我们要学习所有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经济的经验。”〔3〕这都表明上层政治文化已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主导政治文化走向开放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控制范围由全能转向有限。原来的政治文化强制地控制着乃至代替了大众文化。改革开放后，主导政治文化开始放松对大众文化的控制。从八十年代初关于流行歌曲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矛盾与争执。但大势所趋，强制性的政治文化已不可能继续控制本来不该它控制的领域了。

　　第二，从大众政治文化层面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尽管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政治文化的开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但整体上讲大众的政治心理、政治参与意识等政治文化诸方面，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基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市场经济的冲击、现代传播手段的普及等因素使普通民众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的政治主体意识苏醒，封闭的大众政治文化开始主动向上层政治文化传输信息，与之进行双向交流。还有，二十年来，西方政治文化以各种方式涌进国门，强烈地冲击着原有的封闭型政治文化，促使其走向开放。

　　经济、文化、政治三大领域对比而言，其开放程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为经济、文化、政治。包括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与一般文化形态相比，其政治性比文化性更强烈）在内的政治领域对外的开放程度远不如经济领域。与大众政治文化相比，主导政治文化的开放程度不如后者。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三：1中国集权政治模式使得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政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转型过快容易引起政治文化的紊乱，进而导致社会动荡。主导政治文化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中采取审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2从现实政治进程来考虑问题，党和政府将社会的稳定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有的知识者则多从政治理想价值的角度进行考虑，多带有政治浪漫主义的色彩。3政治文化要受政治体制的制约，而二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成为主导政治文化转型相对较慢的原因之一。

　　二、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由情绪化逐步向理性化转变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从一定程度上说，对政治现代化的追求与拒绝政治民主化所必须的“理性化”过程相并行，构成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在政治文化层面展开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调查表明，中国公民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4〕。但在八十年代，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某些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没有真正从理性化的角度来深入思考政治民主、自由、人权及中国具体的实际国情，就盲目地把抽象形态的政治民主等理论概念作为一种济世良方用来医治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痼疾。这种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主要表现为情绪化的“左”的教条、西化的教条以及民族主义。

　　“左”的情绪化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凡是”及其残余意识上。它以宁“左”勿右的激进面目出现，容易激荡起人们心中的理想主义情怀。尽管现实已证明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社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方向，但它阻碍改革等负面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改革开放前长期的文化专制、改革开放后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官僚腐败的泛滥、中西政治文化强烈的反差而导致的心理不平衡与焦虑感、西方政治文化的示范效应引起的简单的仿效思维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得改革初期支配人们作出政治选择的心态不可避免地情绪化，具有激进性和浪漫性〔5〕。这种情绪化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表现在简单搬用西方现成的民主政治文化与制度模式，以之完全替代中国现存的政治文化与制度，以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这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间的几次学潮与罢工，与其说是理性化的政治参与，倒不如说是一次潜伏的社会政治情绪的无奈释放和爆发，这种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并没有摆脱对权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愤怒，只不过走向另一极端罢了。它见之于行动时，只能对社会政治正常进程产生消极影响。

　　民族主义是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又一特色。民族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其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情绪而非理性。九十年代前期的《中国可以说不》丛书创作比较粗糙，却十分畅销，这表明潜藏于普通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感情是巨大的。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后，中国民众自发性反美反霸游行示威则是情绪化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从全面“走向蓝色文明”到《中国可以说不》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其间是有着某种“一体两面”的情绪连续性，其共通之处就是缺乏理性认知与判断。

　　进入九十年代，以上几种具有激进性、浪漫性和情绪化的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由于主导政治文化的导控、市场经济的消解、世俗文化的冲击等原因，而逐步理性化。主要表现有三：其一，邓小平理论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旗帜，情绪化的“左”倾教条走向式微。其二，理性、智慧、变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政治意识开始进入知识分子的政治道德范畴，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已经逐渐从改革初期的浪漫亢奋状态中摆脱出来，趋向于现实、冷静〔6〕。全盘西化式的政治情绪已没有多少市场，自由化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出现分野。自由化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只是基于一种情绪化的看法，这与自由主义渐进的、多元化的、宽容的（当然这种宽容必须是多元中每元之间的相互宽容）精神是相矛盾的。激进的情绪外化为实际政治行动，不会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从而背离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内核。自由化者其实并没有完全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在。当然，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体系，自由主义也是一种西方舶来品，它能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实际，还是个未知数。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一种自由主义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又是危险的。”〔7〕因为，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是缺少历史性，以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为本位〔8〕。当前，自由化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的分野，只能看成是政治文化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从浪漫性走向现实性的一个标识。其三，中国政府对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进行了理性引导，使其不但没有造成大的社会政治震荡，而且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文化资源，但也付出了较高的政治成本。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在谈及此事时说：“我们把十二亿多人怒吼的情绪引导到一个理智的轨道上去，谈何容易。”〔9〕

　　总之，中国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国内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一个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巨大变化，那就是一种理性化的观念和态度开始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主流〔10〕，妥协与宽容的政治精神与游戏规则，也逐渐发育成熟。这种政治文化与心态的变化，相对减少了大规模“政治参与爆炸”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使政府在改革方面有较大的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