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反思（中）(一)
详细内容
一、从陆权走向海权
从地中海文明的军事传统中，我们总结出一条规律：当海上贸易成为社会经济重要部分时，也就同时成为海军军种发展的原动力，这也是海权主义的基础。如前所述，自古以来，海上贸易从未构成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长期缺乏发展海军军种的原动力，也没有产生海权思想的物质基础，虽然在军事技术层面上不乏成熟的海上作战的军事技巧。
中国社会因维护农耕生活秩序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注重陆军建设，这是陆权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从经济学角度看，海军是海上贸易国家维持生存所必要的成本投入，同样，陆军则是农业国家维持生存时必要的成本投入。
中国陆权主义军事传统第一次受到西方海权挑战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19鸦片战争究其冲突的社会性质而言，是西方前“军事――工业体制”与中国古老的“军事――农业体制”
的冲突和较量。通过这场战争，我们得出“师夷之长以制夷”20的认识。虽然这一认识比起将西方的科技视作“奇技淫巧”有所进步，但根本上仍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所追求的是军事技术上达到西方的水准，社会其他方面则保持不变，以此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危机。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夕，清王朝按此思路在海军建设方面采用单骑突进方式，总算拥有了一支庞大的现代化海军。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之一是海军决定国家命运。北洋海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的诞生毕竟标志着我们在军事理念上，从传统陆权走向了现代海权。这就标志着我们至少在军事领域被卷入西方文明的潮流。21
但在总体上，北洋海军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西方历史表明，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是市场原则凌驾于指令性原则之上而成为社会整合之核心原则，同时，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自然的结果。而清王朝出于统治阶层自身利益的考虑和盲目的恋古情结，只是希望在尽可能不触动传统社会的前提下，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海军来维护国家安全。
这就使得北洋海军先天地带上了无法克服的缺陷。西方历史表明，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是市场原则凌驾于指令性原则之上而成为社会整合之核心原则，同时，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自然的结果。承担社会转型使命的阶层是酝酿了数百年而培育起来的资产阶级，这一阶层的利益已与旧的社会结构脱钩，而同新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因而具有同旧的社会体制彻底决裂的基本条件。而晚清政治精英阶层属于传统社会的贵族阶层，其利益与传统社会结构紧密相连，而与现代社会结构无缘。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势必打破旧的社会结构，这也是军事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就同晚清政治精英阶层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并使政治精英阶层产生“角色冲突”。晚清的悲剧性矛盾在于：历史尚来不及造就出真正能够担负社会转型使命的精英阶层（新的精英阶层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育），只能将社会转型的使命交付于这一使命的天敌、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们。晚清社会变革和军事变革在政治精英们的‘角色冲突’的尴尬情形中，寻找着一条既能维持旧的社会结构，又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一厢情愿却又行不通的平衡之路，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为其进行理论张本。这样，西方以社会全方位转型为前提的军事现代化在中国蜕变为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建立现代军事系统，军事现代化置社会整体转型于不顾，以“单骑突进”的错误方式进行运作成为必然的选择。然而，传统社会结构内是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现代化军事系统，由此可见，以北洋海军为标志的中国军事现代化在起步时就已误入歧途，并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首先，北洋海军建设不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依托，而“单骑突进”的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作为，比如铁甲舰代替了木帆船。但从长远看，军事现代化必将失去其它社会系统的支撑，其发展定是畸形的、极其缓慢的，最终经不起强有力的碰撞。22清王朝与北洋海军是历史上真正的奇观之一，其性质是把一根生机勃勃的绿枝嫁接在即将枯萎的老树上，嫁接者的愿望是如此地荒唐，想以此来挽救老树的生命，结果是老树和绿枝一块完蛋。23
其次，清王朝不仅在社会转型和军事现代化关系的处理上，陷入“单骑突进”的误区，而且在纯粹的军事领域也采取“单骑突进”的做法，弃陆军于不顾，一头扑在海军上。其思路是只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把外部威胁挡在海上，就万事大吉，至于陆军现代化并不重要，而日本从1871年9月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起，陆军和海军的现代化同时起步，24两国军事改革观念和实践的差异在24年后终于见分晓。甲午战端开启，日本陆军连连得手，直到陆上威胁北洋海军基地的趋势已十分明显，清政府方才感觉不妙，在外国顾问汉纳根的建议下，才匆忙下了建立新式陆军的决定。25但临时抱佛脚，为时晚矣。事实上，正是在日本海军和陆军的协同下，北洋海军才被全歼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现代化方面抢先一步的日本陆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日本陆军在陆上协同作战，单就海军之间对抗的话，日本海军不可能全歼整个北洋舰队和占领威海卫、旅顺基地。这样一个通过简单逻辑推理和沙盘演习就能得出的结局，却要付出海军覆没、中国丧失一百多年的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学费”才能明白，简直岂有此理！这种恶果若要究其根本，完全是清王朝既得利益集团为自己一己之利，在军事现代化问题上陷入双重“单骑突进”的误区所致。由此反映出清王朝的军事现代化建设是多么被动和愚蠢。也许正应验西方哲人的那句格言：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刻起飞，就在日本新式陆军配合其海军即将全歼北洋海军这么一个凄凉悲惨时刻，中国陆军现代化终于起步。26
再次，从生存方式和经济生活而论，北洋海军缺乏一种来自生存状态的动力源。不像西方那样，以海洋贸易经济作为生活背景，因而海军军种可视为现实生活的逻辑展开。在经济运作上，西方海军是商业、殖民运动必要和有效的成本投入，并同商业利润形成良性互动。
由于社会没有从农业向商业贸易型转型，北洋海军的生存背景是农耕社会，海军与社会经济方面形不成良性互动，在经济上只能成为农业社会的沉重负担，不能带来直接的利益，27遂使依赖于小农经济的传统社会与现代海军之间构成相互排斥、互为累赘的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深层因素对中国海军建设形成长期的钳制，并非仅对晚清政府而言。
如果清王朝正确地认识到军事现代化仅仅是整个社会全方位现代化转型之一部分，并且按照这种认识去行事的话，尚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东西方文明迟至19世纪才仓促发生全面碰撞，历史没有向中国提供几百年的“军事――商业体制”的酝酿期，清王朝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直接从传统的“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工业体制”转型，这种跳跃式的发展本身难度极大，史无前例，充满了不可预测的风险。事实上，清王朝未必没有意识到军事现代化与整个社会变革的症结所在，而是不愿意按正确的认识去行事，28在历史上，当民族利益与统治阶层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统治集团总是想在绝对确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社会变革，在这种主观意愿引导下，统治阶层往往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
旧制度领导下的社会转型往往显得缓慢异常、长时间呈现为一锅“夹生饭”状态。当改革的范围、速度不能满足社会起码的要求时，旧制度作为社会转型最大障碍的事实则日益凸现，以致将之铲除成为社会的共识，这时，政治危机便随之降临，现代化转型将被迫采取灾难性的政治革命甚至军事冲突作为手段，29事情演变至此，虽然符合历史之必然，但却极大地增加现代化转型的成本，国家和民族也将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
近邻日本的军事现代化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开始便意识社会全方位变革是军事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闯入江户湾后的第二年，毅然决定开国并迅速地作了“脱亚入欧”选择，30而不像中国那样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书呆子式的迂腐争执中作出错误选择，从而一开始就避免了“中国特色”的“单骑突进”式的军事现代化陷阱。除了政治体制形式上保留“天皇制”，进行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金融、法律等社会全方位的转型。由于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们一开始便意识国家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各层面的变革，不像中国当时的部分思想家和政治家那样迂腐地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追求一厢情愿的平衡，从而使日本迅速越过政治改革的沼泽地，没有像中国这样在政治理想、制度选择上付出长期的、巨大的代价。事实表明，耗时过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的选择最终是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
二、从海权退回陆权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在西太平洋、近海、邻海制海权的彻底丧失，标志着中国走向现代海权国家尝试的失败。也就注定了在同日本这个最凶恶的敌人对垒中，中国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1895年，中日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
但战争的失败引发了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动荡，以及这种动荡带来的长期内战和日本军事入侵。透过表面纷呈复杂的社会万象，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现代化转型要解决的、并且实际上想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严重滞后的政治制度与现代化要求的完全不适应；二，寻找最理想的适应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前者导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者导致了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并发展到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主线的长期内战。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造成甲午战争后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在军事上几乎全部投入在陆军方面，无法重建现代化海军，更无法跟上时代的节奏，建设决定陆战和海战胜负的制空权所必需的空军。另外，建设一支类似北洋舰队规模的海军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对于取清王朝而代之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来说，无论为对付国内对手还是外部威胁，只能放弃对海权的追求，把有限的资源投入陆军现代化建设。对外军事战略考虑上，一旦发生外部入侵，只能放弃海上交战，退守大陆。以常规战争水准看，中国这种不利的对外军事态势，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日，至今无多大改变，因此，甲午战争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可以说是从争取海权转向确保陆权，从海上重新退回陆地，彻底放弃了对海权。的追求。
作为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必须有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保国家基本利益的现代化海军，应该承担起三项战略任务，首先能够协同陆军确保沿海地区不受外敌入侵，其次能够控制近海包括属于领土范围内的诸岛屿，第三是具有远洋作战能力，能够在必要时，对涉及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的特定的远海区域实施控制，并具有在全面战争期间与对手进行争夺制海权的能力。然而在20世纪的重大战争中，中国海军不具备完成上述任务中任何一项的能力。
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海军完全掌握着制海权，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沿海地点实施战略性登陆。为彻底封锁中国，日本海军甚至可以实施海上大迂回，攻占缅甸的仰光，切断了中国从海上争取外援的最后一条通道。相比之下，中国海军既不能配合陆军阻止对手在沿海任何一个地区的登陆，更谈不上与日本进行一场海上会战以来争夺制海权。抗战初期，世界军事技术和战术已经发展到以制空权来完成雕制海权的争夺，中国的弱势海军又没有空军协同和掩护，只能退守内河协助岸防作战，接着要考虑的事情是军舰自沉江底，一来可以封锁航道，二来避免成为日本海军的战利品。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军连甲午海战的水准都远没有达到。另一典型例子是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第七舰队往台湾海峡一横，大陆仅竟然50年过不去。直到20世纪结束前夕，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海权意识在国人中日益重视，海军建设才有些起色。当与世界军事强国对抗时，中国海军纵能勉强执行第一任务，但后两项任务尚难以承担。
很明显，清王朝时代丧失制海权的苦果，先由国民政府、后由新中国政府一直品尝到今天。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清王朝在社会转型起步时主观上奉行“单骑突进”原则是这一国防后遗症的主要原因。总而言之，就传统陆权向现代海权的转型而论，居然在整整一百年里都没有完成，中国军事现代化就算不是失败，也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