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文本如何表述思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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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历史文本，只有深入研究留存下来的那些宝贵材料，尽可能客观地理解和再现作者当时的写作语境和曲折过程，才能使对其思想所进行的阐释、概括和评价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本文根据作者收集到的资料，结合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勾勒和梳理。结论是：它不是一部计划中的、完整的著述，即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著述，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这种状况表明，长期以来不考证这一文本的写作过程、刊布情形、版本源流，只是凭借由别人编辑而成的、俨然是一部“完整”的著述就对其内容进行解读，甚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便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会造成多少误读和歧解！而现在是改变这种研究状况的时候了。
对历史文本而言，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对它们的阅读进一步了解作者原初的思想状态、推论逻辑和体系构架。然而研究者很少有这样的幸运，即作者提供的文本是完整的、成型的，而文本对作者本人的思想的表述又是明确的、系统的。不要说，相对于作者极为复杂的思想、异常丰富的心灵来说，文本所表征的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巨大冰山的一角，文本与其思想、生活之间并不总是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就是就文本本身而言，由于各种复杂的情况，思想史上相当多渗透了作者艰辛探索的心血、凝聚其理论精髓的文本，写作过程几乎都曲曲折折，最终并没有完成乃至完整的留存下来的，也不在少数。对于后来的解读者来说，要从这些散乱的篇章中读出蕴涵其中的深层意义，甚至要于断裂或佚失处诠释出完整的思想，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马克思的文本序列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品，特别是由于作者生前对其写作过程只是零星提及，并没有详细的记录和完整的回忆，留存下来的历史资料经过不同人之手，有的根据己意进行过未必符合原意的编排和处理，由此引发了众多的歧解，再加上其中一些文献片段已经佚失，使完整地再现和叙述这一过程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然而，这种情况的存在绝这不能成为解读者放弃或偷懒的借口，相反，越是面对这样的文本，我们越需要根据留存下来的那些宝贵的材料，尽可能客观地理解和再现作者当时的写作语境和曲折过程，这样我们在对其思想进行阐释、概括和评价的时候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不致于断章取义或挂一漏万，偏离真实和客观。本文根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结合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这一文本写作过程所作出的勾勒和梳理，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的。
一、《神圣家族》工作的继续与完成
《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是马克思等人计划中的一部著述。尽管在写作这一文本之前经过近十年的思想历练和探索[2]，他们的基本观点业已形成，但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述出来，甚或是否需要专门进行表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起先并没有作认真考虑和通盘筹划。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心里搞清楚就可以了，马上需要做的工作应该是以这些思想所体征的方法去具体探究复杂的社会现象、结构、历史渊源和未来趋向，于是他们急迫地投入了另外新的理论创作[3]。
但从当时的情况看，有一件事是马克思、恩格斯很在意的，即旨在剖析“布·鲍威尔及其伙伴”、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的《神圣家族》于1845年2月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后，并没有引出被批评者的马上回应和辩驳。也许由于该书犀利的笔锋确实击中了要害，需要一段时间的思考和酝酿才能寻找到恰当的、与这种批判相匹配的反批判方式；或者在被批评者看来，作者出于“只想和鲍威尔进行决裂”的目的而不惜先把其理论变成荒谬的东西，然后指出这些论点的真实意图，并且使用各种贬意的绰号对其进行讽刺，使争论易于进行的著述方式，是“言过其实”了，这使得《神圣家族》不值得回应[4]。总之，一直到1845年5月才在由“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奥托·吕宁创办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月刊上匿名发表了一篇对此书的评论，但评论者不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对象，而是争论双方之外的第三者。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谈到这篇评论时说：“威斯特伐里亚的评论员浮皮潦草地给他评论的书作了一个可笑的、直接同这本书相矛盾的概括”，对书中一些论断的叙述是“完全歪曲的、荒唐可笑的、纯粹臆想的”，甚至捏造了“连影子都没有的”的细节进行讨论[5]。
当时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哲学杂志叫《维干德季刊》(Wigand's Vierteljahrsschift)，由出版商奥托·维干德于1844-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参与该杂志工作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对象布鲁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期待它在实质性回应《神圣家族》方面有所作为的时候，该刊第2期出版了，上面刊出了古·尤利乌斯所写的《看得见的教派与看不见的教派之争或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这是对《神圣家族》的评论，但仍然是一篇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评论争论双方的文章。
马克思、恩格斯期待的直接对手到《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才出场，这一期上发表了布鲁诺·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施蒂纳的评论者》以及《布·鲍威尔或当代神学的人道主义的发展。批判和特点描述》等重要文章。这可以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次大聚会或集中亮相，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象地把《维干德季刊》第3期比喻为“莱比锡宗教会议”。
概括地看，这一期杂志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它分析了黑格尔以后的这一哲学派别的分化，而把鲍威尔和施蒂纳看成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克服者。认为他们是为人的“个体性”（这一概念在鲍威尔那里是“个性”或“自我意识”，在施蒂纳那里是“唯一者”）着想而克服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其次，它讨论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想的唯物主义批判，认为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现了对个体的否定和“类”（它相当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个体的压制，认为费尔巴哈并没有脱离黑格尔哲学的基础。最后，它指明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坚定的继承者，认为他们也没有超出黑格尔哲学的框架。鲍威尔称赫斯是费尔巴哈思想的真正的完成者，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中间环节。同时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被认为是“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6]
这样一种解释，混淆了黑格尔之后不同思想趋向之间的实质和界线，同时把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没有脱离黑格尔思辨哲学基础的思潮，更无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不同集团和个人的主张其实很不一样。这样，对马克思的“新哲学”及其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同青年黑格尔派进一步划清界限，并把黑格尔以后的全部哲学当作社会变革即将爆发之前德国特殊状况的表现作一番总的评价，就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维干德季刊》第3期的出版，这种批判已经变得绝对必要了。
在开始写作时，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把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批判鲍威尔的文章上。他们首先回应了文中对《神圣家族》的反批评，写了后来发表在《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第2卷第7期上的一篇简短的答复[7]。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于《神圣家族》这样一部“论战性”的书，鲍威尔只“作了几句结结巴巴的回答”。宣称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不理解，“极其天真地重弹他那些自命不凡的早已变成毫无价值的空话的老调”，抱怨马克思、恩格斯不知道他的那些警句，像“批判的无尽的斗争和胜利，破坏和建设”、批判是“历史的唯一动力”、“只有批判家才摧毁了整个宗教和具有各种表现的国家”、“批判家过去工作而且现在还工作”诸如此类的“响亮的誓言和感人的表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鲍威尔的回答本身就直接提供了一个关于“批判家过去如何工作而且现在还如何工作”的新的令人信服的样板。特别是鲍威尔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以前面提到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5月号所载的那篇“平庸而混乱的评论”作为他引证的对象，把其中的一些论断和编造的东西抄下来，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然后对非批判的群众得意扬扬地喊道：“请看，我的反对者就是这个样!”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布鲁诺·鲍威尔乞灵于玩得最拙劣的把戏和最可怜的魔术,却最终证实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给他作的死刑判决”。[8]
继这篇简短的答复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拟定一份草稿，打算更加全面而深入分析鲍威尔在《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的那篇文章。鲍威尔文章原有章节的构成包括了“费尔巴哈的前提”、“费尔巴哈的神秘主义”、“费尔巴哈的黑格尔主义特征”、“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宗教”、“费尔巴哈与‘唯一者’”、“费尔巴哈的一些结论及其与‘批判’和‘唯一者’的对立”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草稿就根据文章的这一结构展开了分析，把单独论述费尔巴哈的前5节概括为“‘征讨’费尔巴哈的”，把第6、7节概括为对“圣布鲁诺对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之间的斗争的思考”，此外把《维干德季刊》第3期“第138页及以下各页”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评论概括为“圣布鲁诺反对《神圣家族》的作者”，而把穿插、分散进行的对赫斯的评论概括为“与‘莫·赫斯’的诀别”，结合原文的论述一一进行了反驳。[9]
这种布局谋篇和批判方式与《神圣家族》完全一样，即选择批判对象的有关著作或文章来展开分析、进行批判，进而阐发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因此，对鲍威尔的批判，可以看作是由《神圣家族》开启的清算自己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因缘这一工作的继续和完成。就在马克思、恩格斯接近写完这一份草稿的时候，1845年11月24日或25日，莫泽斯·赫斯返回布鲁塞尔，带来消息说，出版商鲁道夫·雷姆佩尔和尤利乌斯·迈尔愿意资助出版一份由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编辑的《季刊》（Vierteljahrsschift）。可能这一消息是促使马克思、恩格斯着手把他们快拟好的草稿的文章写出来的动因。
在写作过程中，可能感到《季刊》的篇幅要求比较大，面对他们一度时期一直翻阅的《维干德季刊》第3期，除了鲍威尔文章，他们又注意到同期施蒂纳的辩解文章《施蒂纳的评论者》，而这篇文章与其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很大“轰动效应”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恰好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表示要对其进行评论，因此“插曲般地插入”对这部书的详细解读就成为很必要的事情。这样就产生了写作《莱比锡宗教会议》的计划，在完成了对鲍威尔文章的系统批判之后，马克思接着就要解读施蒂纳的这部“大书”了。
二、《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解读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是作为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的施蒂纳于1843-1844年写成的。施蒂纳虽然通常被归入青年黑格尔这一派别，然而仔细考察他的思想就会发现，实际上与其他成员相比他显得比较独特甚至可以说有点“另类”。这突出体现在他把青年黑格尔派所弘扬的人的主体意识强调到了极至。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核心范畴是“唯一者”（Der Einzige）。施蒂纳早年曾亲自听过黑格尔本人的讲座，在黑格尔庞杂的思想体系中，他更加重视和彰显其所倡导的“自我”、“主体”、“自我意识”，认为这些范畴的真正内涵就是“唯一者”。在他看来，“唯一者”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是非现实的、虚幻的，“对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10]，“对我来说，我是一切，而我所做的一切均是为我自己”[11]，而一切外来的、被以往的人们设定为“高于我”的东西经过几个阶段的中间论证最后都被施蒂纳拒斥了。全书以“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为导言，然后分两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标题是“人”，说明所有意识、宗教、道德、法律、真理、国家、社会、人民、民族、祖国、人类以至世界本身都是旨在通过各种非个人的普遍的东西来奴役个人，都是“否定你自己”，由此说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本身都是利己主义的，因而“唯一者”当然也是利己主义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我”，指出了自我解放的道路，即“回到你自己那里去”的道路。他主张自我的解放不能依靠在自我之外的什么永恒的观念或原则来实现，而只有靠使自己君临这些观念或原则之上才能达到。
施蒂纳的书写完之后，将书稿送给与青年黑格尔派有密切联系的出版商奥托·维干德。在全书排出校样还未正式出版时，维干德就给恩格斯寄去一份，让他先睹为快。恩格斯又把校样带到科隆，放在赫斯那里。[12]因此，很可能恩格斯和赫斯是最先看过这本书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1844年10月这本书在莱比锡正式出版[13]。
恩格斯和赫斯在看过此书后马上作出反应。1844年11月19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对此书“我们不应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而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14]恩格斯还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对施蒂纳思想的实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指出：施蒂纳的原则“就是边沁的利己主义，只不过在一方面看来更彻底些，而在另一方面又不大彻底。说他更彻底，是因为施蒂纳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把个人置于上帝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宣称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而边沁却让上帝在朦胧的远处凌驾于个人之上；总之，是因为施蒂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为依据，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而边沁是一个单一的经验主义者。说施蒂纳不大彻底，是因为他想避免边沁所实行的对碎裂为原子的社会的改造，但这是办不到的。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达到了自我意识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的一切理论的顶峰。”[15]
但是，在这封信中，恩格斯没有把施蒂纳的思想看作是一种与马克思所主张的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因而低估了回应施蒂纳思想的艰难程度，反而认为，用“几句老生常谈就能驳倒他的片面性”：首先，“最轻而易举的”是给他证明，“他的利己主义的人，单纯从利己主义中，就不能不必然地成为共产主义者”；“其次必须告诉他：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因此，他就返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16]更有甚者，恩格斯还告诉马克思，施蒂纳思想“原则里的正确东西，我们也必须吸收。而不管怎样，这里正确的地方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管，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想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仅仅是个人。或者换句话说，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象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象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17]
从目前留存下来的材料看，同样最早看过施蒂纳此书校样的赫斯尽管还没有达到像恩格斯这样重视的程度[18]，但无疑他也很感到了分析施蒂纳思想的必要性，因此也在酝酿写文章进行评论。
很可能是在恩格斯信的引导下，同月马克思就读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但他读后并不完全赞同恩格斯信中的见解，于是答应在《前进报》（Vorwärts）上发表评论文章。但是，马克思的文章没有按期写出来。1844年12月2日，他给该报编辑亨利希·伯恩施太因写信说：“我不能在下星期以前把对施蒂纳的批判寄给您了”，不过“我的文章您下星期可以收到。”[19]但是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到底写了些什么、写完了没有也就不得而知了。
同样有可能的是，在答应给《前进报》写文章的同时，马克思还给恩格斯写过一封信，陈述自己与恩格斯11月19日信中的分析不同的看法。这样推测的依据是，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又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信中特别指出，“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多多地思考以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一次)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结论一致了。他给我念了一篇他写的评论该书的文章，这篇文章他很快就要发表，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了同样的意见，那时他还没有读到你的信。我把你的信放在他那儿了，因为他要用一用，因此我不得不根据记忆来给你写回信。”[20]。但马克思的信没有保存下来。
就在恩格斯、赫斯与马克思交换对施蒂纳书的意见的时候，1845年5月施里加在当月号的《北德意志杂志》[全称是《北德意志批评、文学和座谈杂志》（Norddeutsche Blätter fur Kritik,Literatur und Unterhaltung）]上发表了评论文章，题目就叫《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对施蒂纳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施里加是站在为鲍威尔辩护的立场上来看待施蒂纳书中的思想的，他认为施蒂纳尽管受到鲍威尔的学说的启发，但并没有能够超过鲍威尔。
赫斯的的评论在1845年6月问世，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本小册子，名字叫《晚近的哲学家》，在达姆斯塔德出版。赫斯受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他是从“哲学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批判施蒂纳的哲学观点的。对此，恩格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赫斯“是出于原先对唯心主义的忠心”来“痛骂经验主义，特别是痛骂费尔巴哈和现在痛骂施蒂纳”，“赫斯对费尔巴哈的评论，有许多地方都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看来还有一些唯心主义的诡辩——在他谈到理论问题时，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因此他也无法通俗地表述，他过于抽象了。因此他也憎恨各式各样的利己主义，而宣扬对人的爱等等，这就又回到了基督教的自我牺牲上面来。但是，如果说肉体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出发点，那末不言而喻，利己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施蒂纳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而且也包括心灵的利已主义——也就是我们的对人的爱的出发点，否则这种爱就要飘浮在空中了。”[21]
因为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把费尔巴哈的哲学当作陈述自己思想的参照和对立面，所以费尔巴哈也出来应战。1845年6月25-28日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2期上发表了费尔巴哈的文章《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在文章中，费尔巴哈在为自己辩护时说：费尔巴哈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唯心主义者。“那他究竟是什么（人）呢？在思想中的他，便是在现实中的他，在精神中的他，便是在肉体、在自己的感性实体中的他：他是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把人的实体仅仅置放在社会性之中——，他是社会人，是共产主义者。”[22]
这样，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半年多的时间，就不得不“承受尘世颠沛的命运，遭到三个‘唯一者’，即神秘人物施里加、诺斯替教徒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攻击”[23]。而且，除了这些公开发表的批评性文章的应战者，不用说，还有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公开发表出来的论者。施蒂纳显然非常关注这些不同的意见，于是在《维干德季刊》第3期卷上发表了答辩性的文章《施蒂纳的评论者》。他把对他的这些批判分为三派：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真正的社会主义”，赫斯被认为是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24]
很显然，“黑格尔学派中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经全面解体，必须确定自己对这些哲学家的态度。鲍威尔和施蒂纳文章的发表重又使对施蒂纳一书的批判成为迫切的事情，而且必须同费尔巴哈划清界限了。”[25]就是说，在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思想业已成熟的情况下，剥离与自己有过瓜葛的不同思想之间的关系看来显得非常必要了。
即如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本书，马克思自然持有与施蒂纳完全不同的看法，它们之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方式上的重大差别；但对已经发表了的关于这部书的各种不同角度的批评，事实上，马克思也很不满意。新思想是需要表述出来，并在对具体事物和现象的分析中得到运用和检视的。这样，在完成了对《维干德季刊》第3期上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文章的系统解剖后，特别是在有可能发表或出版一部篇幅比较大的著述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产生了写作《莱比锡宗教会议》的计划。该计划起初包括：
《圣布鲁诺》；
《圣麦克斯》；
《“格拉齐安诺博士”》
《〈莱比锡宗教会议〉·引言》
其中，《圣布鲁诺》将以已经写完的批判鲍威尔的文章的评论代之；考虑到施蒂纳发表在《维干德季刊》上的文章《施蒂纳的评论者》与其著述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把与施蒂纳的论战主要放在批判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上面，这将组成《圣麦克斯》一章。至于“格拉齐安诺博士”[26]指的是阿尔诺德·卢格。在《德法年鉴》出版后，卢格就与马克思和赫斯发生严重的分歧。1845年12月底他出版了一本题为《巴黎二载》的回忆录，书中对马克思特别是赫斯进行了指责。同时马克思注意到，《维干德季刊》第3期第192页中的叙述[27]表明，卢格间接地参与了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思想活动，因此，必须对其予以批判[28]。
确定了这样初步的著述框架后，马克思、恩格斯就着手批判施蒂纳。手稿最早可能是在1846年1月初开始写作的[29]，主要出自马克思之手。他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根据施蒂纳著作的结构写作的。由于面对的是施蒂纳这样的论争对手及其著述，所以解读的过程异常烦琐，写作的篇幅也就越来越长。
《圣麦克斯》章写完后，马克思对有些部分做了重大修改，修改的时间很可能是在1846年2月或3月[30]。
三、剖析费尔巴哈与“制定新观点”
大概到快写完批判施蒂纳的《圣麦克斯》第二部分《新约：“我”》中的《我的权力》一节，很可能是其中的《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这一小节时，马克思、恩格斯重新拟定了《莱比锡宗教会议》的框架，想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连同对唯物史观和黑格尔以后全部哲学的唯心史观的有关论述，写成正面性阐释的一章，即《一、费尔巴哈》。于是，他们从批判鲍威尔的《圣布鲁诺》章中抽出涉及评论费尔巴哈哲学和分析历史观的部分[31]，从批判施蒂纳的《圣麦克斯》章中抽出上述《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一节和同属于《新约：“我”》但归为《我的交往》中的《暴动》一节的内容，再加上对他们自己观点的进一步论述，用这些内容组成单独的一章《一、费尔巴哈》。
这种推测是由作为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成员之一的英格·陶伯特作出的，其根据主要在于，《费尔巴哈》一章手稿中有两部分当时还是作为批判施蒂纳那一章的手稿的内容写的，后一部分是在写批判施蒂纳那一章期间或写完之后直接从中抽出的。此外，在批判施蒂纳那一章的原稿中三次出现提示参阅前述内容的标记。最初的标记只是“参看前面第××页”或“见前面第××页”。到了修改阶段，马克思把这种标记改为“参看费尔巴哈一章”或者“见前面费尔巴哈一章”。是从批判施蒂纳那一章论及资产阶级社会时起，马克思行文的笔调和方式有了调整，开始比较多地正面论述自己的一些见解。这些见解的篇幅、内容和范围越来越集中，可能是促使他们写《一、费尔巴哈》的动因。[32]
设立了《一、费尔巴哈》这一章之后，即快要写完《圣麦克斯》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个别篇章作了如下调整和编排：
《一、费尔巴哈》；
《莱比锡宗教会议》；
《二、圣布鲁诺》；
《三、圣麦克斯》；
《四、“格拉齐安诺博士”》；
《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一、费尔巴哈》这一章是在《圣麦克斯》写作过程的中间萌生了单独设章的想法后，才开始写作的。最初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打算专门设一章来批判费尔巴哈，他们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主要是结合对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的批判展开的。在批判过程中他们肯定也正面论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但当时还没有决定把这些观点单独编成一章。
批判的过程也是建构的过程，剥离的同时自己的思想也会做出调整甚至修正。实际表明叙述过程同时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同费尔巴哈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他们改变了原先的主意，决定专门设立一章，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正面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阐明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区别，提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费尔巴哈》这一章的写作、修改和重写过程相当复杂，具体细节已经不可能详尽地复述出来。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1）从《圣布鲁诺》章中抽出“费尔巴哈”和“历史”部分，内容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74-98页，这些是在评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及其宗教时写成的，流传下来的手稿的内容主要是对《未来哲学原理》的批判；
（2）从《圣麦克斯》章中抽出《教阶制》一小节内容，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98-102页；
（3）从《圣麦克斯》章中抽出《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一小节的内容，这一部分的手稿有些是誊清稿，有些是草稿，有些还只是笔记，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03-135页；
（4）起草《费尔巴哈》章第1、2部分开头部分的两篇异文，内容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19-2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2-68页；
（5）起草《费尔巴哈》章第3部分论述分工和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史的部分手稿，内容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24-2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8-71页；
（6）起草《费尔巴哈》章第4部分手稿，论述的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关系，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方式和表达方式同唯心主义考察方式的区别所在，内容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28-3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71-74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稿有两种规格，一种纸张约两张大信纸大小，然后中间对折，正反面都进行书写，可称其为大页纸张，它实际上是4个页面；另一种纸张约一张大信纸大小，正反面通常都书写，可称其为小页纸张，它实际上是2个页面。大页纸张对折以后与小页纸张摆放在一起。（4）（5）（6）写于对（1）（2）（3）各篇内容作过调整之后。
手稿是由恩格斯誊写的，这之后进入修改过程。恩格斯首先为手稿编写了页码，他是按照大纸张标注的，即1大页纸张编1个页码，其后恩格斯对手稿内容又进行了修改。马克思在恩格斯修改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修改，而且是比较大的修改，包括大幅度的结构重组、涂改、补充，以及整页删除、多页撤除等，最后马克思又在恩格斯编制的页码差不多相同的位置重新编制了页码，他是按照每一页的页面标注的，即恩格斯标注的的1页正好是马克思的4页。马克思对每页的重新编码至少说明，无论手稿的原主要执笔者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马克思都对恩格斯的誊写稿全文进行了非常认真的阅读、整理。
从页码的编写、修改程序看，《费尔巴哈》章不仅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多次修改，而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1846年夏天已经确定《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能出版，但1846年8月19日，恩格斯从巴黎写信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时还说：“我在《爱比格尼》[33]上粗略地看了一遍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本质》。这篇东西，除了有几处写得不错外，完全同过去一样。一开头，当他只限于谈论自然宗教的时候，他还不得不较多地守着经验主义的基地，但是接下去便十分混乱了。又全是本质呀，人呀，等等。我要比较仔细地读一读，如果其中一些重要的地方有意思，我就在最近把它摘录给你，使你能够用在有关费尔巴哈的地方。”[34]由此看来，《费尔巴哈》章直到1846年下半年还在继续写作或修改，但是最后定稿工作不了了之。
至此，我们可以把第一卷各章写作的大致过程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35]：
（1）《二、圣布鲁诺》
（2）《莱比锡宗教会议（开幕）》
（3）《三、圣麦克斯》的开头部分
（4）《一、费尔巴哈》最初论费尔巴哈的部分。这部分手稿起初是还未划分章节的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后来有关鲍威尔和施蒂纳的一些句子被删去，因为当时已决定用单独的章来批判他们。
（5）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费尔巴哈》第二部分。这部分手稿起初是批判施蒂纳过程中的理论插叙，后来被从第三章删去并被移入第一章
（6）《三、圣麦克斯》的继续，即论施蒂纳的继续。
（7）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费尔巴哈》第三部分，这部分手稿的来源与第二部分的来源相似。
（8）《三、圣麦克斯》结束
（9）《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
（10）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费尔巴哈》第四部分——该章开头部分的第一份誊清稿（手稿共5页）
（11）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费尔巴哈》的第五部分——该章开头部分的第二份即最后一份誊清稿
（12）《序言》
四、“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但这一卷的结构构思和实际写作并不是在第一卷结束之后才开始的。早在《圣麦克斯》章写到《旧约：人》中的《政治自由主义》那一小节，即批判施蒂纳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内容时，马克思、恩格斯在手稿32页中就有“另见后面”的边注，后来恩格斯在修改文稿时特意加上“参看‘真正的社会主义’（见第2卷）”的标记。而在写到下一小节《共产主义》时，马克思、恩格斯又在手稿第40页注明“另见后面我们谈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地方”，后来在誊清稿中马克思又将此改为“另见后面论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场合”。[36]这些情况至少表明，尚未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马克思、恩格斯这时已经酝酿在第二卷中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了。1845年底恩格斯在出版《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一书的前言和结束语中也确实曾经简略地叙述过这种批判的考虑。[37]
大约到1846年3月底第二卷的计划正式拟订好了，该卷将涉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文学（诗歌）、历史编纂学和未来学（预言）等内容。但是，第二卷的具体结构、各个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这些部分之间写作的先后次序等，没有留存下多少材料提供详实的说明，我们只能尽可能粗略地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
现存手稿中的次序是：
《“真正的社会主义”》
《一、“莱茵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
《四、卡尔·格律恩》
《五、“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该卷的“导论”，以下的部分缺第二、三章的内容，它们是压根没有写还是写了但没有流传下来？或者发表在其他地方了？这些都是疑问。197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英文版的编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反克利益的通告》和恩格斯所著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构成了这两章的内容。[38]陶伯特倒是没有肯定《反克利益的通告》是不是其中的内容，但她认为“贝尔·倍克的《穷人之歌》无疑是第二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的内容”,她的疑惑是：“第三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或散文》呢？它所批判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39]
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期许看，是想把当时流行德国思想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从哲学基础到观念形态的各个领域，诸如政治纲领、文学、历史学、经济思想等方面的代表性观点和著述一一进行批判，对包括海尔曼·泽米希、鲁道夫·马特伊、格律恩、格奥尔格·库尔曼、贝克尔、克利盖、卡尔·倍克等代表性人物分别进行剖析，因此无疑应把上述论着都包括进去，这就构成了当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完整图景，与第一卷中对“黑格尔之后的哲学”派别的批判一起，正好完成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批判。
但是，实际上在第二卷写作不久，很可能是在现存手稿中排在最先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写完前后，已经传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出版遇到困难的消息，这无疑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通盘筹划，因此我们看到，第二卷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结构没有统一的体例，写作更加分散，主要是对具体著作、人物的评论，观点上也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与第一卷相比，更象一个不同时期写作的论文的汇集。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包括《反克利益的通告》和《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在内的关涉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评论材料一起作为第二卷的内容，对其写作过程梳理如下：
1、“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在德国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在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广泛散布和流行，而且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一派别根据主要是从费尔巴哈和赫斯那里“抄袭”来的哲学基础建立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学说的，因此，对其予以批判之前需要辨析和厘清为其提供了哲学基础的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思想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结合《费尔巴哈》那一章的修改进行的，以正面阐述其思想的笔调为主；对赫斯的批判也并不像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那样具有系统性，显得非常简略。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赫斯同他们有合作，并且那时他同他们的联系也还是很密切的，但是，毕竟因为赫斯和费尔巴哈一起给“真正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思想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给予了一定的分析，只不过，比起对其他人的批判来说，远不那么具体罢了。他们先是在《圣布鲁诺》章中的一处指出：他们对赫斯的著作不负任何责任[40]，而且在理论范围内与赫斯无关。然后在第二卷对格律恩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一书进行评述时说：赫斯的东西“已经带有非常模糊的和神秘主义的性质”，他满足于不断地重复同样的一些观念，而且“由于有人在它已经陈旧了的时候还在《德国公民手册》、《新轶文集》和《莱茵年鉴》上不断地加以重复，因而才变成了枯燥的和反动的东西。”格律恩的著述中的思想就是从赫斯抄来的，“是用冠冕堂皇的手法”对赫斯思想的转述。[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