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最高法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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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国的整个司法体系中，最高法院通常处于司法金字塔的顶端。它是民刑事案件最高级别的审理机构，同时又承担着统一司法标准乃至整个国家法制准则的重大职能。与这种角色和职能相适应，最高法院需要在法官选任标准、权力运行方式以及机构设置等方面有不同于下级司法机构的设计。最高法院的这种特殊性

但是，当我们回头观察中国的情况时，就会发现司法权在整个政治权力的结构中还是相当边缘化的。我们的法院不仅难以对行政权和立法权形成独立的和具有政治意义的制约，而且由于人事、财政等关键资源受控于同级党政机关，甚至连我国宪法所明文规定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也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想。就最高法院而言，虽然过去的二十年间其政治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但它与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不清、权限不明却一直是我国现行宪政体制中的大缺陷。近年来，对司法公正的全社会关注带来的虽然有如何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的举措，但更多的却是传统监督模式的不断强化。司法运作本身的非程序化和非专业化愈发弱化了司法权在面对立法和行政两种权力时的交涉能力。在每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最高法院以及最高检察院报告时的诚惶诚恐也许是体现这种弱化的典型例证。从今后中国宪政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必须下大气力，通过修宪以及司法独立的观念的传播和接受，建立司法的独立以及最高法院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威地位，使最高法院成为宪法的守护神。

最高法院在法治社会建构中的第二个功能是统一法制。在一个市场化的社会里，全国范围内法律规范统一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法制统一的首要前提当然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在全国各地具有通行无碍的效力。但是，统一更需要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法院在法官对于具体法律条文的解释上作出有效的规范，否则就无法避免不同地方和不同时候的法官针对相同的条文作出大相径庭的解释。要实现通过司法的法制统一，我们需要对于管辖和审级制度作出相应的调整，更需要对最高法院的功能加以改革。基本的思路是：最高法院不再作为一般法院处理案件事实方面的争议，而只审理那些具有法制统一意义的法律争议。那种超越具体个案作出法律解释的惯常做法应当废止，代之以最高法院通过个案审判解释法律，它的解释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与此同时，最高法院本身也必须受到自己已经作出的法律解释的约束，不可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以确立法律解释的可预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