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实践美学”的背后(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
章辉机械地把实践论与存在论对立起来，贬低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维度，虚化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对美学研究的价值，错误地抛出“告别实践美学”的口号。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依托于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维度的重新发现和发掘这一重要理论契机，尝试把实践论与存在论结合起来，既坚持实践论，继承了传统实践美学的合理成分，又引入存在论，走出了传统认识论主客二分理论框架，为实践美学，也为当代中国美学的突破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方向。
【关键词】 实践美学 后实践美学 实践存在论美学
一
起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之争尚未平息之际，章辉博士抛出“告别实践美学”的口号，导致美学界再次掀起论争热潮。章辉对实践美学的批判有一发展的过程。在刊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2期上的《自然、实践与人》一文中章辉起先是为实践美学辩护的。刘大新在《人、实践与自然》一文中提出：现实性的劳动往往造成对立的两个结果——一个是美，一个是丑，“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导致仅仅以“人的尺度”去改造和重建外部自然界，势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丑；美的规律体现于“物种”的尺度与人的“内在尺度”及其统一之中，劳动——特别是现实性的劳动并不能创造一切美或美的事物，须尊重自然及其规律的“先在性”。〔1〕章辉撰文反驳，批评刘大新“站在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评析实践美学”，
误读、歪曲实践美学，“把非实践美学的观点强加于实践美学，然后大加驳斥，有战风车的味道”〔2〕。但在文末，章辉亦列出实践美学的一些“理论局限性”：“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定义太宽泛，用实践范畴直接推导出美及其一系列范畴，把审美现实化、物质化；未注意审美的纯精神性，个体性；审美的理性主义，未触及审美的超理性特征等等。〔3〕
随后，在其关于实践美学的系列文章中，章辉逐渐加大对实践美学的批判力度，2004年在《人文杂志》上发表《实践美学：一段问题史》一文，在《河北学刊》上发表《论实践美学的九个缺陷》一文。至2005年，章辉终于在刊于《学术月刊》的文章中明确地抛出“告别实践美学”的口号，宣告实践美学走向“终结”。张玉能等人撰文反驳
“实践美学终结论”，美学界又一次掀起论争小高潮。
在《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发表的《论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一文中，章辉既批评实践美学“把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直接当作美学命题，没有找到美学特有的问题域”，也批评后实践美学“历史主义意识的缺乏使其理论不具普适性，其审美至上主义更有偏执性和虚幻性”〔4〕，对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客观公正。然而综观章辉对实践美学进行批判的系列论文，不难看出他实际上倾向于后实践美学一边。就学理而言，章辉对实践美学的批判并没有超越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已有批判，且章辉本人也没有像后实践美学派美学家那样在批判实践美学的同时建构自己美学理论，因而，章辉博士的批评停留于空喊“告别”、“终结”等口号的层面上。章辉认为“实践美学的历史唯物论和后实践美学的个体主义是其留给新世纪中国美学的有益资源”〔5〕。显然，据章辉的看法，新世纪中国美学的突破在于把“实践美学的历史唯物论”和“后实践美学的个体主义”这两大资源有效地整合到一起，但具体怎么操作，我们并未看到章辉博士的论述。
二
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践论，后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存在论。传统的实践美学囿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和框架的束缚，存在着种种局限。后实践美学批评实践美学“理性主义”、“重物质轻精神”、“重社会轻个体”……针对实践美学的缺陷，后实践美学提出新的美学发展路径，声称要“超越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认为“实践美学既具有历史合理性，又具有历史局限性。因此，对其应采取扬弃、改造、发展和超越的态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现代的美学理论体系”〔6〕。“‘后实践美学’只是在实践美学基础上的新发展，是对实践美学的继承、批判、扬弃与超越。”〔７〕然而遗憾的是，在其理论的建构和实际展开过程中，后实践美学（超越美学、生命美学和生存美学）基本上撇开了实践论，另起炉灶，以存在论为其哲学基础。后实践美学虽然开掘了一些新的美学路径，但并没有实现对实践美学的超越。根本问题在于，后实践美学把自身和实践美学看成是对立关系，把存在论和实践论对立起来。
中国当代美学要取得新的突破，须超越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简单二元对立，既不能固守传统的实践美学，无视后实践美学的批评，亦不能把实践美学完全撇在一边，去建构所谓的“后实践美学”。笔者以为，朱立元先生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是循着上述思路所做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朱先生“将实践论与存在论结合起来作为哲学基础，以此走向实践存在论的生成性美学”〔8〕。但这一路径遭到章辉博士简单化的批评，指责“朱立元力图把马克思的实践观说成是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相通，那么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还有区别吗?实践这一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与存在这一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真能等同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对于美学研究的特殊意义表现在何处?问题是，使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趋同就能解决实践美学的难题吗?这种美学理论具有普适性吗?朱立元在泛化实践概念后，实践就成了海德格尔的存在，所得出的结论就与后实践美学一致了”〔9〕。在章辉看来，实践论与存在论是对立的，没有沟通的可能性。我们不禁要发问，断然否定实践论与存在论沟通的可能性和尝试，那么还有何种路径可以把“实践美学的历史唯物论”和“后实践美学的个体主义”这两大“留给新世纪中国美学的有益资源”有效地整合到一起？
事实上，章辉博士的立场和逻辑有混乱和自相矛盾之嫌。一方面，章辉承认马克思的存在论维度，认为马克思“从实践论角度解决了康德难题，在哲学领域拒绝了形而上学”〔10〕，
“形而上学追问存在于人类生活之外的永恒的本体，不关心人的生活世界，不关心人类的生存。马克思把哲学转向实践，转向人的现实生存，这一点与现代西方哲学一致”〔11〕。然而另一方面章辉又武断地认为“把实践论与存在论沟通只能是牵强附会，矛盾依然存在于个体与社会、实践的人类性与审美的个体性之间。以海德格尔改造马克思，或在传统唯物主义背景下强调个体存在都不是美学的出路。”〔12〕
笔者认为，马克思思想中存在论维度的重新发现和发掘，为中国当代美学的新突破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契机：实践论与存在论的结合是可行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朱立元先生提出了“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一面坚持实践论，继承了传统实践美学的合理成分，另一面引入存在论，走出传统认识论主客二分理论框架。实践存在论美学中的“存在论”不存在所谓“以海德格尔改造马克思”，恰恰相反，是立足于马克思哲学，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进行批判性的改造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