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西化”、“反西化”潮流与广东画坛新旧之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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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西化”、“反西化”潮流

　　自十六世纪起始，中国社会剧烈变动，传统社会垂老僵化的肌体酝酿变革勃勃生机。西方文化传入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内因和外因结合力量推动下的社会变革进程至二十世纪仍然继续，规模和速度超过了前代。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诸多领域波澜壮阔的变革，构成百年中国社会璀璨绚丽的历史图景。

　　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民族文化亦从自身立场出发抗拒外来文化的传入。在“传入”和“抗拒”的交流和互动过程中，民族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呈现出新的现代文化的生命光彩。古今中外不同民族历史上文化“传入”和“抗拒”的交流和互动屡见不鲜。通过这种创造性转换，三世纪至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日本文化得以展现“民族的”和“世界的”风貌，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体，中国人视本国为“天朝上国”、华夏为“礼仪之邦”，视夷戎蛮狄为化外之民。儒家文化“夷夏之辨”观念深入人心，“以夏变夷”乃天经地义之事，“以夷变夏”则大逆不道、万万不可。这种以为“世界中心”的自大心态，在遭遇西方文化强大冲击后往往发生扭曲，成为偏激的“西化”和“反西化”潮流的思想基础。“西化”论者多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势和优势，试图将西方文化（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全盘移植中国，以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反西化”论者多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缺陷与不足，否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普世性，以民族文化自诩，力图“存亡续绝”，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来抗拒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些由于救亡图存现实选择的需要而产生的片面认识，是二十世纪“西化”与“反西化”潮流汹涌澎湃的重要原因。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民族危亡的加剧使中国社会 “反传统”倾向日益强烈，不少主张变革的人物提倡“墨学”、“法家”等传统文化中的边缘文化或异端文化，以反对占据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此时的“反传统”倾向并不等于“西化”。即使维新变法运动的激进派人物思想倾向也未能脱出“中体西用”的范畴，他们主张“一切制度，悉从泰西”1、“唯泰西者是效”2， 却坚持“非废我教而行彼教也”3，并不存在“文化认同”的困惑。 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西化”潮流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强有力地动摇了数千年民族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站在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反传统”立场，以明确的“西化”态度，破传统文化之“旧”，立西方文化之“新”，数千年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文化认同”的问题。“五四” 新文化运动认同西方文化、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破旧立新态度，激起“反西化”潮流高涨。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西化”和“反西化”潮流，大致经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了数千年封建专制制度，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来自西方的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西方美术亦在此时予中国传统美术极大冲击。正如俞剑华当年所说的那样4：

海通以来，国人震于欧西物质文明之盛，而西洋画亦相偕以俱来。西画虽亦不废临摹，但以写生为正规，国人之崇外心重得，以为凡洋必优，于是奉西画为神圣，鄙中国画为不足道。 　　

　　袁世凯复辟帝制，封建政治制度倡狂反扑，与政治制度复辟相呼应，文化艺术领域涌动“尊孔复古”逆流。康有为等人成立“孔教会”，“请定孔教为国教”，扬言“国体虽更而纲常未变”，坚守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抗。在北京、上海、广州一些城市，遗老遗少多以“传统”、“国粹”相标榜，组织画会社团，极力推崇以“四王”为代表的明清“文人画”，鄙弃西洋画为不伦不类。美术领域“西化”与“反西化”的斗争通过对待“西洋画”与“中国画”的不同态度表现出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中国社会变革进入思想文化的深层领域，高举来自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旗帜的“五四”新文化猛烈冲击标榜“纲常名教”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旧文化，通过“东西文化论战”，“西优东劣”论战胜了“东优西劣”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继之而起的“全盘西化”思潮开辟了道路。

　　 “五四”新美术运动提倡西洋画，批判中国画。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倡言“美术革命”，矛头指向以“四王”为代表的明清“文人画”。“美术革命”揭开了新美术运动的序幕，新美术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革命”推崇的西方写实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给予中国美术家以极大的影响。 西方写实美术开辟了中国现代美术的新路。陈独秀倡言“美术革命”与胡适倡言“文学革命”相呼应，不仅是文学艺术形式的变革，强有力地动摇了传统文化结构，改变了数千年中国文化的自大心态，影响了民族精神发展，第一次将“文化认同”问题引入美术领域。新美术运动对于民族传统美术的否定、对于西方美术的认同，激起了民族传统美术的强烈抗拒。“五四”时期中国各地仍然以传统中国画活动为多，“保存国粹”是当时美术领域的主流话语。北京为历代都城，古老文化遗迹众多，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全国各地的许多画家、名流、学者云集北京。1919年、1920年间，曾任北洋政府国务秘书和国会众议院议员的画家金城与周肇祥在当时北洋政府代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联合北京的中国画家萧孙、汤涤、林琴南、姚华、萧俊贤、陈师曾、王梦白、贺良朴、胡佩衡、徐宗浩、陶熔等人，发起组织 “中国画研究会”。该会以“提倡风雅，保存国粹”、“精研古法、博取新知”为号召，要求保存和发扬“国粹”，与迅速扩展的西洋画抗衡。画会不少成员为美术学校的教师，同时在社会上组织青年学习中国画，培养了一批掌握中国画传统技法的画家，成为北方画坛传统美术的重要力量。1927年“中国画学研究会”改为“湖社”，承袭“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宗旨，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才停止活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政治层面的失败，从思想文化层面考察，大革命失败也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力抗拒下源于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党政权后，强化思想统治，极力提倡传统儒家文化，30年代中国兴起“尊孔读经”、反对“五四”新文化的逆流。“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论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化”与“反西化”矛盾斗争的继续。与“东西文化论战”讨论“东西优劣”的主题不同，是否认同“东西差异”、如何建设中国文化成为讨论的主要问题。“西优东劣”已成难以辩驳的事实，“反西化”论者只能退而强调差别，强调不同，强调不可比，乃至强调西方今日之优乃源自古老的中国。“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对立，主张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来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全盘西化”论者继承“五四”激进思想潮流，强调中西文化的相同和相通，主张全盘移植西方文化来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尽管“全盘西化”论有着极大的片面性，理论表述很不完善，但是无论从政治态度或是思想认识、乃至表述方式，都要超过“中国本位文化”论者的水平。对于“全盘西化”论在当时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应当充分给予肯定。“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的波澜，使“五四”以来关于“西化”与“反西化”的认识得以深化。

　　通过从讨论“东西优劣”到讨论“东西异同”的转变，通过“中西美术比较”认识得到深化，中国画摆脱了“五四”时期与西洋画比较相对被动的状况，不少中国画家试图“融合中西”，寻找中国现代美术建设的道路。革新中国画成为大势所趋，在北京这样传统文化势力比较深厚的地区，中国画革新亦显露端倪。上海地区“西化”潮流汹涌澎湃，以油画为主体的西洋画艺术迅速发展，“海派”中国画分化激烈。广东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祥之地，政治革命推动了美术革命的发展，不少“岭南派”画家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关系密切，“岭南派”标榜的“新派画”尽管有着种种不足和缺陷，革新的姿态却给予南中国画坛以巨大影响。大革命失败以后广东复古风气炽盛，为对抗复古潮流，在广东地区最早出现“全盘西化”论的明确主张。20─30年代广东地区爆发新旧中国画的争论，以“国画研究会”画家为代表指责“岭南派”画家剽窃抄袭日本画，从而否定“岭南派”画家革新中国画的探索。“岭南派”画家则坚持“新派画”的立场，以对抗“国画研究会”画家为代表的传统派势力。广东地区新旧中国画的论争是当时“西化”与“反西化”潮流斗争在美术领域的反映。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具有强烈的民族革命色彩，迫在眉睫的瓜分惨祸激起中国人民的警觉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严重的外来侵略，民族危亡促使民族情绪高涨。 二十世纪40 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发生重大转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中国与英美诸国关系密切，中国与西方仍保持畅通的交往渠道。在重庆、昆明等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地区，“全盘西化”论仍有很大影响，“西化”与“反西化”潮流的对立和斗争没有断绝。由迁往大后方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内“西化”潮流此伏彼起，“全盘西化”的讨论仍为思想界所关注。从总体上看，二十世纪初年兴起、“五四”时期得到极大强化的“西化”潮流遭受遏制，“反西化”潮流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前不同的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旧传统文化已经丧失对抗“西化”潮流的力量，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的总结，对“教条主义”进行清算和批判，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并确立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述，直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毛泽东具有相当浓重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色彩的文艺思想系统化、具体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具有新的内容、以新的面貌出现的“反西化”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潮，并且愈来愈泛政治化。40年代以后逐渐壮大的“反西化”潮流将西方文化视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化”，“西化”便是“资本主义化”，颇有“卖国”和“反革命”之嫌。强调“民族化”和“大众化”，传统文化上层资源被抛弃，重视传统文化的下层资源，重视民间文化，将传统文艺形式、民间文艺形式作为创造中国现代文艺形式的重要来源。40年代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育和创作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美术家的新木刻、新年画创作，深刻地影响了50─70年代的中国大陆美术，直到今天仍然构成中国大陆“主旋律”美术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