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与晚清佛教——兼论其严辨佛老之分(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魏源早年研修禅宗等大乘佛教，“慈悲救世”、“同登觉岸”、“普度众生”的大乘佛学注重把个体的存在关怀与社会使命统一起来，此佛理与魏源追求经世致用不谋而合，即与魏源所开创的以经术求治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后来这种以佛法求世法的经世之路称为“经世佛学”。魏源晚年弃世绝俗，专修净业，主张禅、净合修。会译《净土四经》。魏源区分《老子》与佛家不同在于“老，明生；而释，明死也。老，用世；而佛，出世也”。

关键词：魏源 佛学 经世致用 净土宗 禅宗 老子

一

魏源是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晚年遁入空门，遂引发后人的多方讨论。应该说魏源生活在一个佛教信仰相比较而言还算是浓厚的国度和时代里。清朝时期的佛教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社会影响，都仅次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清世祖顺治带头“好佛”，康熙、雍正、乾隆不但“好佛”，还在弘扬佛教方面作出贡献，王公大臣、贵胄显达亦纷纷念经拜佛，蔚然成风，以至于整个社会（主要是满、蒙古、藏、傣、汉文化区域）弥漫拜佛、信佛的风气。魏源的家族生活在湖南，这是汉民族聚集区，至于是否有信佛的背景，现在尚没有材料证实，但他的祖父、父亲均以乐善好施、仗义疏财而有名。就这点而言，魏源“慧根”不浅。魏源过世后，他的子孙家里三代都设有佛堂，虔诚供佛。这应该是与魏源信佛有密切关系的。

魏源一生并没有大起大落、大劫大难的遭遇，科举、仕途是有些坎坷，晚年“无心仕宦”，终于弃世绝俗，潜心、笃信佛教，以为精神上的寄托。他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呢？

由于佛教对人生宇宙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都有着深刻的智慧和独到的见解，因而有的人信佛是为了寻求真如。但有些人信佛则是为了逃避复杂而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寻求一处与世无争的“静地”。自六朝以来，佛教似乎成了某些失意的士大夫们痛苦灵魂的避难所，它使人放弃对现实人生意义的执着，通过净除尘世之念而达到灵魂的“涅槃”。清朝的知识界，自盛到衰，一直缺少自由开放而富有生机的社会环境，知识分子的压抑、苦闷和积怨是相当严重的。道咸以降，国势渐趋低靡衰落，知识阶层早已失去附庸风雅，浅斟低吟的宣政风流，更无威加海内，歌舞升平的康干雄姿。但凡有血气者面对社会积弊无不疾首扼腕，纷纷倡言变法。然而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之势力强大，使得倡言变法、推动改革犹如蚍蜉撼树。传入之西学新思潮，来源浅觳，与传统文化相柢牾之处因没有方法加以沟通而横生事端，以至于扦格不入，也不足以承担救亡图存之重任。于此“学问饥荒”之时，龚自珍、魏源等经世致用、今文经学之干将遁入空门便是一信号，标志着晚清佛学的一个走向，即自他们之后的所谓新学家者无不祈向佛学，欲治中西、儒佛、新学哲学为一炉，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问，因此，晚清佛学由原来追求内在超越而变为关注国家兴亡、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经世之学，龚自珍、魏源可谓是这一学风的转型过渡代表，继之后的张之洞、严复、谭嗣同、康有为、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等等则是“经世佛学”的典型代表。诚如梁启超所言：“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逃遁而入于佛。”I 梁任公概述曰：“晚清思想有一伏流曰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这支伏流导源于乾隆年间的居士彭绍升。龚自珍、魏源以下，石埭杨仁山推波于后，“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II

许冠三先生的一个看法：“依宋明以来之惯例，士大夫之倾向老庄之学与释道者，多涉及以下数种外缘：其一，个人身家遭遇剧创与惨变；其二，功名仕进之途蹇滞多年，至达于绝望之境；其三，国家社会突有天翻地覆之丧乱。魏之‘潜心禅理’始于会试落第（1826）后之第二年（1828）；其皈依佛门，该名魏承贯，则在晚年罢官以后”III。显然，许先生认为魏源信佛是基于前两点原因所致。

从魏源求取功名的历程来看，许先生的看法是有根据的。魏源年轻时屡试不第，从十五岁（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开始了考取功名，这一年他考取了秀才；二十岁（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考中了拔贡；二十九岁（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考中顺天府乡试举人第二名；三十岁（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第一次参加会试，未考取；三十三岁入都应会试，未考取；三十六岁（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考进士不中，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四十一岁（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第五次会试不中；五十一岁（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时，迫于生计“万分告匮”，在“同人皆劝其出山”的情况下，不得不再次重返科场，“中年老女，重作新妇，世事逼人至此，奈何！”IV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贡士，以试文稿草率，罚停殿试一年。直到次年，即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五十二岁补行殿试，才考中殿试第三甲，中乙巳恩科甲九十三名，“赐同进士出身”。依他的才华、能力考了大半辈子才被“赐予”进士，足见清朝科举制度僵化，科场龌龊不堪，同时也说明他经历坎坷，个中的辛酸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六十岁时（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因“迟误驿报”被朝廷革职。咸丰四年，钦差大臣周天爵曾保奏魏源恢复原职（高邮知州）。这时魏源已年过六十，便以“世乱多故，无心仕宦”V为由辞退，他把全家迁到兴化，从此潜心著述，把平生的著作一一手订。并潜心佛教，专修净土，六十四岁去世（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

需要指出的是，魏源并不是“突然”之间“顿悟”而信佛的。魏源信佛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道光六年（1826年）会试落地之后，就已开始“潜心禅理”。道光八年（1828年），魏源在陶澍幕，往杭州办事。经好友龚自珍介绍结识了杭州著名学者钱林，从钱居士学《楞严》、《法乘》诸佛典，将近花了一个月时间。

龚自珍也是对中国近代思想风气影响甚深的一位人物。龚自珍笃信佛家因果轮回说，注重解行相应，受持菩萨戒，归心净土。龚自珍学佛至晚年尤笃，魏源称其“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这里“西方之书”即指来自西土之印度的佛教经典）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龚氏之学佛并非如一些人所分析的那样是由于仕途坎坷“陷于苦闷绝望”的结果，更无从谈起什么“人生悲剧”。 龚自珍那首豪迈的诗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乃是他于1839年辞官南下途中写成的。这是一首在经历一生仕途的坎坷与近20年学佛实践之后的激情豪迈作品，里面没有丝毫的消极颓唐之意，相反倒是把早年经世致用的壮志情怀升华到一个更为深邃澄澈、开朗廓然的境界，从中亦可窥见佛家超然的宇宙观与普度救世的基本精神，以及他对自己学佛所发广大誓愿的真切践诺。

钱林，即钱东甫，是一位博学之士，信奉佛教，自称“伊庵居士”。杭州人，嘉庆十三年进士，由编修至伺读学士，又升为庶子。九岁善书，十五岁即博览群书，除经书外，旁及天文、地理、律历等杂学， 熟谙列朝掌故及名臣言行，精擅经世致用之学，还擅长奇门遁甲，《金匮》、《八索》诸书，无所不通。魏源在杭州时寓住在钱府上，可谓受益不浅。据黄丽镛《魏源年谱》记载：“魏源游杭州；寓钱东甫宅，从学释典。临行，作《武林纪游十首呈钱伊庵居士》。”魏源的长子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也记述了魏源在杭州学佛一事：“戊子游浙江杭州，晤钱伊庵居士东甫，从闻释典，求出世之要，潜心禅理，博览经藏。延曦润、慈峰两法师，讲《楞严》、《法华》诸大乘。”魏耆还记载其父此次杭州学佛很有收获，说他“（学）毕，回苏州，闻舟钲，有省”，学完以后，听到船上的钲声，感到有所领悟，临行前，作《武林纪游十首呈钱伊庵居士》，写下“归舟尚梦游，梦与沙鸥三”；“非避城市喧，非逐枯寒了，水云幽绝处，中有古魂托。孤行每自喜，此病恐难药。方寻黄海盟，更作石梁约。不受古人欺，肯受今人缚”等诗句。《楞严经》是当时禅宗所崇尚的经文，共十卷。此经叙述阿难、富楼那、犞陈如等佛陀弟子求法与弘教的故事，借以宣传即事而真、即身成佛等宗旨。《法华经》是后秦鸠摩罗什翻译的，又名《妙法莲花经》，共七卷。该经共二十八品，宗旨是说明三乘方便，一乘真实，指归净土，宣扬济世，是集大乘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可见，此时的魏源对佛教的研习着重点在禅宗，而且是学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是一世纪左右形成的教派，重视利他，即利益大众、解脱大众的行为，有着类似人类大同的思想，强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认为永无休止地利他，便是涅槃。大乘佛学注重把个体的存在关怀与社会使命同一起来，这与以重视个人苦难解脱的小乘不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乘精神，显然与魏源追求经世致用的主张不谋而合。即与魏源所开创的以经术求治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故自此之后晚清佛学的走向便是以佛法求世法的经世之路，故称其为“经世佛学”。此后，魏源则开始研习净土宗。他在京师跟从住在红螺山的净土宗高僧瑞安问法。瑞安（？——1864）是清代净土宗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魏源在高邮作知州时，特邀他到高邮弘扬佛法，收到广泛欢迎，一时高邮信者极众。这时的魏源虽然还未正式成为佛教徒，但从他的行为来看，他已经有明显的信仰成分了。皈依佛门之前，魏源的信佛，“信仰”与“致用”参半，一半是为了解除无法自由发挥个性的心灵空虚，一半是寻求实现政治理想的精神武器。到了晚年被革职回家后，整理刊刻《净土四经》，则信仰成分是主要的了，可谓完全成为精神上的寄托。就这一点而言，他的信佛过程与龚自珍并不完全相同，龚自珍从30岁时就很坚定地信佛了。

魏源晚年皈依浮屠，也与他经世理想的幻灭有关。他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幸，如果国家有兴旺发达之盼头，也就聊以自慰了，然而，现实却是“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VI（以下均出自该诗文集）“六经忧患书，世界忧患积。” “野风吹蓬蒿，蒿中瓜庐垣。”魏源以及他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一落得“忽忽浮海叹，伤哉从游难”。“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从这些满怀忧伤悲情的诗句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忧国忧民的魏源，“从政驰王事，更需养万民。三教济一世，不能济一身。满耳号饥寒，入定何由成。”终于，这个苦苦挣扎，艰难奋斗了大半辈子的魏源，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万事信茫茫，生涯讵草草。”觉得人生好象做“梦”一场。“一年春一度，一夜梦一枕。春去梦醒时，回首了无影”；“梦觉小生死，死生大梦觉”；“好梦如棋散，良朋似雨过”；“人寰真似梦，顷刻已千秋”；“神形花月影，梦醒去来今”；“春风酣昨梦，梦之无何所”；“迟迟高堂梦，忽忽游子感”；“颓然乘化梦，一鸥横浩渺”；“求梦在西北，错向东南行”；“尘梦还前世，虚空透半斑”。这个从死生大梦中清醒过来的魏源“与其实所无，曷若空所有。”既然一切皆空，那么，也就大彻大悟了。于是，这位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老人，最终“扫地焚香坐，心与灰皆冷”，“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客至亦不纳，即门生至戚，接二三语，便寂对若忘。”义无返顾地走进佛门，完全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佛国世界。况且，能达到“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寂对若忘”的境界，可见，魏源是真正从苦界苦海的系缚中超脱了，其心绪、思想不再因八苦七难而有漏，那些因烦恼而引发的心之散乱，业已降服，这是一种荡涤了三毒、二十一心秽后的真正的安祥、宁静、入定，可谓成等正觉。也可以将此境界理解为魏源是在用佛启发信徒的“宴默”方式弘法，规劝众人信佛。

咸丰四年（1854年），魏源正式皈依佛门，专修净业，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会译《无量寿经》，并辑《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为《净土四经》，VII分别作叙，并作总叙一篇，据周诒朴《原刻净土四经序》说：

余友邵阳魏默深源，精通宗教，晚岁专心净业。六年春，自秦邮弛书问讯，并手录四经序见诒。书云：“老年兄弟，值此难时，一切有为皆不足恃。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但瓣一心，终等九品。且此念佛法门，普被三根，无分智愚男女，皆可修持。若能刊刻流布，利益非小，子其力行毋怠”。余谨受教。……经序皆署承贯名，盖默深持戒法名也。

依照旧时惯例，魏源刊刻《净土四经》，极有可能是自己出资所为，是弘扬“厌离秽土欣求净土”之教义的道德行为。大乘佛教的口号是“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其“菩萨行”的内容之一是布施（施舍），而且抄写、刊刻经书有消灾去罪之说。历史上许多名人、显贵以及善男善女都有捐资刊刻经文的事迹。

杨文会见到魏源所辑录的《净土四经》，大喜过望，言：

此来金陵，获见此本于王召梅教处。觅之数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此本为邵阳魏默深所辑，魏公经世之学，人所共知，而不知其本源心地，净业图成，乃由休以起用也。世缘将尽，心切利人……

“世缘将尽，心切利人”可谓是知音的准确描述。魏源一生虽以经世致用著称，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名利、权势一味热衷、执着，疏远乃至排斥佛、老。恰恰相反，如果说魏源身上具有湖南人犟拗、勇悍的“骡子脾气”，那只是就世俗地域文化方面说对了一半，其实魏源骨子里还有空灵、静寂、不与人争这一超脱俗尘的东西：“魏源自幼喜静。小小年纪便离群索居，常独自呆坐，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VIII所谓“默深”的号名便是“默好深思”的意思。他所生活的文化环境——湖湘、江浙及京师，所结识的师友大多是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一方面具有世俗的经世志向和有为的抱负，另一方面则抽身倘佯在佛、老境界之中以遣怀抒情为有所不为。这有点像林语堂所总结的：“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服镇痛剂，用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IX他曾经游历过许多名山大川，胜迹古刹。写下不少带有佛、老禅机玄理色彩的描写山川江河的诗句，如《游山后吟》有：“平时还游山，独不好游洞”，读来颇有意思，为何？原来“此生不惯蛇攒穴，但好天仙不地仙”。这是由于“阴洞真如城府人”，“幽圹潜寐长不晓”。把游山看作天仙，游洞看作下地狱，显然，魏源受佛、老影响不小。还如《天台赠僧二首》之一云：“松下访山僧，言向石梁去。又携寺涧云，去作何峰雨？”这显然包涵着莫大的禅机义理。其他诸如“用世贵形胜，遁世宜深谷”。“竟夕浑无寐，逮仙未是仙”。“始知苏与白，不俗不僧间”。（《西湖销夏诗》）。“来寻云外僧，不辨云中路”。（《中四明山诗》）。“山中之云寺中僧，僧与白云互主宾。有时山僧下山去，白云与僧作主人。”（《天目山襄云歌》）。“从来方内士，湖海即禅关”。（《集古留句》）。魏源与大多数士大夫一样，把游历名山大川看作寄情养性、陶冶情操的好时机，他说过：“游山浅，见山肤浅，游山深，见山魂魄。与山为一始知山，寤寐形神合为一”，这是禅宗自然观的最高境界，由“忘我”以至达到“无我”的境界，可谓也是老庄的最高境界了。魏源甚至自认为“溺仙溺佛溺山水，与佛酒色无殊轨。嗜好不专溺不深，安能万事不易此。” ?钬{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