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时期促进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税收支持政策建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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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十一五”时期，完善税收支持政策，促进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对于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巩固和完善“两项”政策，推进增值税转型，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进一步完善各项具体政策，完善鼓励产学研结合的政策，完善激励人力资本开发的政策，增设低技术污染税，完善税收与财政支持政策的配套使用。

　　关键词：技术进步；税收支持政策；财政支持政策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顺应全球化的技术进步潮流，从本国国情出发，通过对现有的税收支持政策进行清理和进一步完善，继续实行一些有效的和创新地采用一些可行的税收支持政策，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对于增加我国企业的科技含量、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一、巩固和完善“两项政策”

　　为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我国曾先后出台了一批税收支持政策，主要有以下两项政策（下文简称“两项政策”）：1997年，国务院出台政策，对国家鼓励的投资项目进口自用设备，给予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2000年，有关部门再次出台政策，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采购的国产设备，可以在项目投产5年内抵免40％的企业新增所得税。这两项政策对鼓励企业投资、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是实践证明了的。虽然在“十一五”期间会出现一些环境变化和挑战，但是总体上看施行这两项政策的基本面并没有完全改变，包括施行两项政策的经济基本面、税收增长率、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和任务、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的客观需要等等。因此，为进一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两项政策，可根据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国家鼓励的技术进步产业、行业等，进一步完善国家鼓励的项目企业名单，把这两项政策的正效应发挥到最佳。

　　从我国继续施行两项政策的国库收入来看，我国这些年的税收增长幅度同经济增长率一样是喜人的。比如我国企业所得税的逐年增长态势，从1985年的696.06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2 919.51亿元，特别是2001年以后有了明显的上升，从2000年的999.63亿元上升到2001年的2 630.87亿元。

　　但在同期内，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比例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85年的34.11％下降到2003年的14.58％。

　　1978～2003年，我国用于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呈逐年增长趋势，从1978年的63.24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1 092.99亿元，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即从1978年的5.99％上升到1993年的11.16％，而后又下降到2003年的6.42％。

　　1978～2003年，我国科技三项费用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从1978年的25.47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416.64亿元，而其占国家财政用于科研支出的比例却略有下降，即从1978年的48.16％下降到2003年的42.71％。

　　表1 中央和地方财政主要支出项目（2003年）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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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 目 ┃国家财政支出┃ 中 央 ┃占 比％ ┃地 方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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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 1092.99 ┃ 268.36┃ 24.55 ┃824.63 ┃75.45┃

　　┃企业挖潜改造资金 ┃ 676.35 ┃ 42.10┃ 6.22 ┃634.25 ┃93.78┃

　　┃科技三项费用 ┃ 416.64 ┃ 226.26┃ 54.31 ┃190.38 ┃4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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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

　　如表1所示，以2003年为例，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共计1 092.9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268.36亿元，占24.55％；地方财政支出824.63亿元，占75.45％，成为其主要来源。在企业挖潜改造资金中，中央财政支出42.10亿元，占6.22％；地方财政支出634.25亿元，占93.78％，成为其主要来源。在科技三项费用中，中央财政支出226.26亿元，占54.31％，成为其主要来源；地方财政支出190.38亿元，占45.69％。因此，国家可以对企业技术进步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

　　二、推进增值税转型

　　把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是我国增值税改革的方向。增值税是对生产和经营中新增加的价值征收的税收。从世界各国实践看，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扣除，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只允许扣除购入的原材料等所含的税金，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的税金，理论上称为“生产型增值税”；第二种是允许扣除购入原材料以及固定资产折旧部分等所含的税金，理论上称为“收入型增值税”；第三种是所有外购项目包括原材料、固定资产在内，所含税金都允许扣除，理论上称为“消费型增值税”。

　　显然，这三种对固定资产价值扣除的不同处理方法，使三种不同类型增值税税基所包括的范围大不一样，生产型增值税税基最大，收入型增值税次之，消费型增值税最小。从不同类型增值税税基可以看出，生产型增值税对购入的固定资产价值不作任何扣除，实质上是对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产耗费支出部分进行了重复课征，虽保证了财政收入的稳定，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课税，导致抑制投资的现象。收入型增值税允许将购入固定资产所含税额分次扣除，每次扣除额与其折旧额相配比。它能够避免重复课税，符合增值税的理论要求，但是增值税分次扣除额统一计算，而且收入型增值税不能与发票抵扣制度结合。消费型增值税明细表将购入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一次扣除，完全避免了重复课税，有利于鼓励厂商投资；因而备受西欧各国推崇，但它容易导致在投资高峰期因税款抵扣量大而致使财政收入锐减。

　　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因允许进项税额扣除的范围小，税基较大，在税率相同的条件下，与消费型增值税相比，能取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而收入型增值税计算及管理十分繁杂。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时选择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一方面是出于保证收入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当时投资膨胀、经济过热是社会经济中的主要矛盾，而生产型增值税有利于抑制投资膨胀。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一是对扩大投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有抑制作用。企业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不能抵扣，设备投资越多，不能扣除的税金就越大，税负就越重，客观上具有抑制投资、阻碍设备技术更新、影响企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的负面作用。二是造成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税负重于其他产业，不利于相关产业的发展。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多数资本有机构成较高，产品成本中长期资本投入的费用较多。企业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的税款得不到抵扣，这些产业的税收负担就相对较重，并使增值税税负在不同产业间出现不平衡。三是国产品税负重于进口产品，不利于内外产品公平竞争。虽然进口产品在进口环节按照法定税率征收了增值税，但由于对国内生产的产品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征税因素，因而，国产品税负重于进口产品，使国产品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换，可以进一步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鼓励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有利于提高国产品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