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白
详细内容
一
“实在没有办法啊。小姨子在我家住着呢。”
这话，我们的一向不苟言笑的孙老师跟我说了好几回了，仿佛对他这次回来，跟我共住学校的这间宿舍，感到很抱歉。我可不介意。他原先睡过的那张床还好好地呆在那里呢。况且，我又是个单身汉，本来就喜欢热闹，有人做伴正好免得孤单。只是，他老重复这句话，等于老是提醒我，他确是有那么一位小姨子，而且在当地很有一些知名，――因为那个人长得很出众，是一位貌美如花的女子。
人，我认识，确实漂亮；前几天我又见过。不过我以前并没有觉得，她比别的女子有什么出奇的地方。我们是小学同学。自升入中学之后，我就去外地读书了。坦白地说，小学阶段的同学早就被我忘得差不多了，要说脑子里还有了了几个女生的影子，那也统统对不上名字，――她们在我记忆中的课下时光里踢几个毽子，或在我的课桌前花花绿绿地一闪，就又从我的脑子里滑溜溜地跑掉走了；更不知道我小学的同学中，有一个女生竟长成了身姿曼妙、楚楚动人的大姑娘――当然，这也才是前几天的新发现。尽管毕业后我又见过几她几次面，但总归很少。她的事情我主要是听母亲说的。因为我和她姐姐家、也就是孙老师家住一个巷子，是对门的“亲密”邻居，她每次到姐姐家来走亲戚，我母亲都知道。按照农村的风俗，她每次来，都要由她姐姐领着，来我家送些吃的东西（当然，我家来了客人，也总由母亲领着去她姐姐家送一些）。这小学同学的事，是春节后来姐姐家时，她仿佛不经意间告诉母亲的，而母亲却如获至宝、神神秘秘地告诉我的。想来想去，好象还有那么点印象，不过，那时侯，她只不过是个眼睛亮亮、普普通通的小黄毛丫头而已。可又一想，谁家孩子不是眼睛亮亮的呢？――那时候，我不是吗？
从小到大，我只一心读书、工作，眼睛很少去看外面这奇奇怪怪的世界，更不要说让我去留心一个和我的命运八竿子打不着的邻村女孩子了。可自从知道这“小学同学”的事儿之后，在不久前的这唯一一次见面中，却让我印象深刻。
真的，这虽只是我的新发现，这感觉却十分的美妙。――尽管总是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但孙老师的这位小姨子却硬是发育得身材高挑，曲突有致，虽然略显单薄。除此而外，那双清纯明澈的眼睛，仿佛没有染上这困苦生活和芜杂尘世的半点印痕，转眸流盼间总是轻轻荡漾着水一般的温情和盈盈笑意。以至于，在目光相接的那一霎，让人觉得，自己的心就要被那两汪清澈的秋水柔柔地融化了；又仿佛春风一夜间唤醒了大地上一冬的积雪，然后轻轻地把它带走了。――起码，我是这样的感触，呵呵。不过，奇怪的是，仿佛她自己对此并没有一点了悟。说实话，这足以让人痛苦，也更让人敬重。我甚至产生奇想，“大概连猪也会因了这目光感到冬日春暖、精神亢奋的吧！”（请原谅我这个不学无术、想象贫乏的人吧！我只是想描述我的感觉；况且，人的刹那的联想，是由不得自己预先控制的。）反正，在我们学校周围，在四里八乡，她早就是有名的美人，看来母亲所言不虚。
不过，如果孙老师的这位小姨子要不是这么漂亮出众，也许麻烦就会少得多。仿佛闲言碎语从来就是漂亮女子的另一身行头，或影子，就像她们走到哪里，都要溅一身嘎嘣脆响的阳光一样，――即便她们很无奈、甚至无辜。要不，这位小姨子退婚也许就不会闹这么大的动静。
男方家境不错，是大队支书的儿子，不瘸，也不瞎。父母受了人家的礼，――二十元钱和半口袋棒子面儿。佳期将到，她却提出退亲。父亲这样说：“咱咋就不认帐了呢？”其实，女儿是认帐的，且不说这帐应该记在父亲头上，母亲头上，自己头上，还是――一家人的嘴上；可就是打死也不嫁。半口袋棒子面儿早就被一家老小几张嘴消灭得净光，钱一时也只能退一少半。于是支书夫人便堵住她家大门骂，“哎呀呀！俺早就听说了，你们家‘浪女子’早就‘王八瞅绿豆’――跟人对眼了！”
这话，由不得我们淳朴善良的乡亲们不信――别的还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吗？“家境好，不瘸、也不瞎呀！”问题是，“那个人”，“那个人”是谁，谁有幸是那个“绿豆”或“王八”呢？“性质”既已确定，“问题”必有答案。各种“人选”渐渐浮出水面。先是本村儿的，后是邻村儿的，再后来，――唉，先不说了。那完全是空穴来风，胡说八道，不说也罢。……既然“人选”又已“确定”，那就更不愁没有“证据”。要是单从孙老师的这位小姨子身上找起来，“她那双眼睛会钩人哩！”这就是“明证”。至于那些“人选”嘛，你可以这样推断： 才子配佳人，那只是读书人的理想；在坊间，鲜花插在牛粪上，或向鲜花上撅一锨鲜牛粪，才更令人兴奋和痛快。随之而来的是，那些坊间“公选”或自以为是的“人选”们，便很害羞、很不好意思地、亲自或托媒人前去“印证”。这里面有聪明伶俐、憨厚可爱的后生，也有游手好闲、打算偷鸡摸狗、碰运气的下三烂。但结果是无一例外地遭受“重创”：他们不是――既不是那个“王八”，也不是那个“绿豆”。人们执着地寻找着“那个人”。左邻右舍，前村后寨，角角落落，旮旮旯旯。然后就将所有的“蛛丝马迹”，针脚绵密地织补成一个个“多姿多彩”的故事。可是，每当一个个版本即将“完满出笼”的时候，他们又遗憾地发现诸多疑问和不足，于是又全都推倒重来。总之，我们孙老师的这位小姨子再也休想走出她那日趋隆远的“好”名声。
我充分理解坊间的乐趣。地瓜、高粱和野菜永远只能填满人们肚子的一半，另一半就只能用左邻右舍、亲戚相好的奇闻逸事来填充。这是他们的“精神食粮”。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而在我们这里，人们自己和他们集体的“精神”的的载体便是各种各样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故事”。像各种杂粮一样，人们通过反复的咀嚼，咽到自己的肚子里里，也咽到别人的肚子里。他们就靠这个相濡以沫。我充分尊重他们这种满足、快乐、果腹的方法和权利。再者说，这也没什么不好。试想，一个美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拖着她有口莫辩的“好”名声，都要一头撞进那里正悄悄等待着她的“情境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是多么滑稽、可笑又足以让人欢呼雀跃的事啊。要说那美人免不了要做些牺牲，但那算什么嘛！与人们的快乐相比，从大局出发，很值得嘛！――唉，问题是，他们……，――还是不要说那些无聊透顶的事情好了。
再看看我们孙老师的那位小姨子，好象对她的那点“牺牲”的重大意义很不明了。她对人们的这种满足、快乐、果腹的方法似乎很有些害怕；但倘若仅仅只是外人说三道四，甚至当面瞎话，自己全当耳旁风也还勉强撑得住，可回到家里，母亲还要哭天抹泪，父亲还要恶声恶气，这让她委实吃不消。怎么办呢？她就跑到姐姐家来了。至于要在姐姐家住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回家，她没有想，也不去想。
二
俗话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孙老师就是那可怜的鱼。倒不是孙老师多这张吃饭的嘴，――毕竟是妻子的亲妹妹，而作为小学教员的他，每个月还能领到些粮票和买口粮的钱。但是，白天啥都好说，可只要到了晚上，睡觉的地方就成了问题。空落落的个大院子，只有两间小土屋，外间要烧火做饭，总是烟熏火燎，又没有床可以摆；里间倒是有一爿小炕，可那是孙老师家里唯一能睡人的地方，也是唯一能供孙老师和婆姨忘却劳累和消弭愁苦的地方。当然，在孙老师看来，这炕也只有这个功能了。从结婚到现在，他和婆姨在这炕上笑过、恼过，两年多了，可这该死的炕就是没有让他们生下一儿半女，家里干净得连点孩子屎都没有；何况，直到现在，婆姨的肚子简直就是一马平川。两口子还为这事吵过嘴。孙老师心思里眼巴巴地盼孩子，嘴上却什么都不说。他是个沉稳的人。可婆姨却急得憋不住。婆姨是个俏皮的人，笑着说，全怪你，全怪你！肯定是你这“独眼耧”不下种！我们孙老师就急了，说，啥？啥？！是、是你这“碱场地”里逮儿不住苗！并且马上结束了当下无望的“耕耘”和“播种”。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孙老师是最讲真理的，也是很有男子汉气概的。虽然后来医院诊断证明，问题确实就出在他这“耧”身上，可在“调查”之前，婆姨的主观臆断、随便下结论的方法论还是非常错误的。
――在孙老师看来，这爿炕的功能也不能进一步发挥。它不允许他们两口子和小姨子同栖同卧。一是这爿炕实在太小，三个人躺在一块肯定很挤；再是，小姨子毕竟还是个黄花大姑娘，和小姨子挤挤攘攘的也太不方便。另一方面，孙老师想得还要长远些。在他的内心里，他是爱护小姨子的。当想到小姨子为那样一个名声所累的时候，他替小姨子感到无奈和委屈，他劝慰小姨子，咱身正不怕影子歪；同时，他也爱惜自己的名声，在他看来，“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这沉甸甸的古训他必须遵循。要搁在别人家，姐夫小姨一爿炕也不是没有。把婆姨往中间一停，就跟打堵墙似的，自个儿心里不虚，能有啥？可他不行。他是我们的孙老师。――其实，他身正，也怕影子歪。
真没听说活人让尿给憋死的。办法总是有的。孙老师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他腾出婆姨旁边那一半，也就是他的那一半，“大义凛然”地让给小姨子，他自己呢，就“重上井冈山”，搬到我的宿舍、也是我们曾经的共同的宿舍里来了。他要让小姨子清清白白，也要让自己清清白白。
于是，我和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位同事，――我们的校长，就很清楚，我们的孙老师是很清白的，做人是很厚道的；做事嘛，也比一般人要靠谱得多。当然，我这次更是绝对有把握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英明的判断：我们孙老师的这位小姨子，是的确地、确实地、百分之百地回归了女儿家的、令人欣慰的旧生活。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当然，我对我没头没脑的胡思乱想感到很奇怪。
但像村里人一样，我们也需要乐趣。有时还有些“低级趣味”。――在这点上，我敢保证，我们没有脱离群众。在我看来，不管什么趣味，如果现实里没有，就仿佛生活里失去了氧气。在制造各种“氧气”上，我们三个人是有分工的：校长是“实验员”，我是助手，孙老师就是那个“反应皿”。说明白了也不怕，孙老师就是我们解闷的对象，我们就是靠经常打趣他来获取我们这个集体的欢乐的。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孙老师一向少言寡语，整天跟个闷葫芦似的，我们总觉得他亏欠了我们这个集体太多的乐趣。另外，我认为，我们这也不能算是拿老实人“开涮”。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认真地思考过。结论是：无所谓。我认为，所谓的“老实人”，实际上是些这世界上最猥琐、最危险、最狡猾的家伙。比如，你和他一同溜河边，一不小心，你掉河里了，可回头一看，他没事，他鞋底上直掉干土渣。又比如，明明你工作也很卖力，工作成绩也很不错，但领导把这“老实人”往主席台上一提搂，得，啥好事都没你的戏了。你虽然心里酸溜溜的，可你还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大伙儿都明白，一个老实人，如果已经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你再找人家麻烦，首先你这人就显得不地道。我们的孙老师就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别人行吗？难。所以说，别人的不地道和倒霉，全是让这老实人给显摆的。不“涮”他，“涮”谁？
作为“氧气”的制造者之一，我之所以仅仅是“助手”，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原因。因为，我和孙老师虽然并非同姓，年龄也相仿，但我和孙老师家世代交好，按村里的辈分，我得管他叫“六叔”，而他喊我的时候，就总是叫我的名字；一提起他婆姨，又总是“你六婶、你六婶子的”，十分亲切，让我觉得，仿佛那就是我“亲婶子”似的。这“世代交好”和“辈分”之差，让我在说话时就先有些英雄气短，不得不注意分寸。说笑话时，我一般只是烘托烘托气氛，也就是校长镲打完了，我敲一锤子锣，打打边鼓，发发小坏。也许是我“火候”把握得好，我们的孙老师，我的“六叔”，也从来没怪罪过我。作为“实验员”，我们的校长的笑话才是重磅级的，更野爆些。孙老师只比我这个未婚青年大两岁，可校长总叫他“老孙”。
校长说：“老孙啊，昨晚也没回去睡？”
“没。小姨子还在我家住着呢。”孙老师很老实地回答。
校长转头向我：“当心，老实驴偷麸吃！”
瞧瞧我的“六叔”，我笑笑。
孙老师咂咂嘴：“你这是、什么、校长啊。”
校长意犹未尽，“哎，老孙啊，你知道的事多，那，你知道什么是‘三大受累不讨好’吗”？
孙老师很高兴地接话说说：“‘三大便宜’我知道：‘抽烟头，喝二茶，窗户眼儿里看媳妇。’‘三大受累不讨好’我不知道。”孙老师被公认为我们这乡里的“活字典”，知道的事确实多。
校长说：“我告诉你：‘背公公，把大伯，乖小姨子奶姐夫！’”
“你、你、你这是‘低级趣味’！”孙老师有些急。
校长哈哈大笑，有些得意：“老孙啊，千万不要忘记‘生活作风’！”算得上语重心长，但很明显，他仿佛“套用”了毛主席的话。
“不要‘篡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校长！”孙老师黑了脸，很认真的。好象校长一不小心踩了他的尾巴似的。
话说回来，将主席的话“套用”在这种话题上，本来就是很不严肃的；如果再算作“篡改”，那就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让好多人倒了霉。毛主席他老人家其实还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校长楞了一下。
“生活作风”就是个小问题吗？也不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在我们新中国农村建设的各条红色战线上，我们一向有理由认为，这个“问题”就是搞破鞋烂袜子的问题。正如人们常说的，我们穷并不丢人，也不可怕；关键是我们做人做事“不能离谱”。“生活作风”方面出了问题，它能让农村人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好多“公家人”也因此丢了“公家”的饭碗。校长又是在孙老师“有家不能回的”背景上“做文章”，指向有些太切太具，孙老师很愤懑。――他是清白的，他的小姨子更是清白的。
我刚笑出一半，却笑不起来了。我忆起了一幕村民游街的场景，他们就是犯了“生活作风”问题：一对男女，脖子上各挂了一个牌子；男的牌子上写：“通奸”，女的牌子上写：“破鞋”， 两只缺帮掉底儿的鞋子又从细细的脖子后面系起来，搭拉到胸前；由他们自己敲着锣，由背枪的民兵押着，从一个村“游行”到另一个村。
校长很后悔说了“生活作风”那样的话，对于总是那么严肃、认真的孙老师。当然，他也感到，孙老师这次的“表现”实在是有些反常。
孙老师没有追究、检举校长“篡改”的问题。他似乎只是觉得，开什么玩笑都可以，但他绝对不能允许人们拿他小姨子和他的清白做文章。校长一连串老说那样的话，他不能不接招，不能不反抗。嗯，不能不反抗。
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孙老师凡事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一张脸就像挂了霜的柿饼，又仿佛连“柿饼”也没有，空空的就在脖子上方悬了一挂霜。一向爱说爱笑的校长呢，比孙老师更像孙老师，严谨治校，勤勉教学，循规蹈矩，一本正经得令人窒息。我想告诉孙老师，校长只是一时兴起，说个笑话，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指向，我们知道“六叔”您是清白的；但最终还是没说。
这所村小学的矮矮的土墙的院内，除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就是这三个人的沉闷和寂寞。
三
这天中午，学校发了工资，我准备送回家去，于是就跟孙老师说，晚上我回家，就在家住下了。“这、这……，那我晚上就没人作伴儿了。”孙老师说，仿佛很怕孤单似的。但是整个一下午，孙老师的话却明显比往日多起来，好像还很有些兴奋。我莫名其妙，甚至有些怅然和气恼。我充分鄙视。
晚上，回到家，我发现，我们家来客人了：那位美人――孙老师的小姨子，正一边纳着鞋底儿，一边和母亲轻声细气地拉呱！煤油灯昏黄的影晕里，两个人的眼睛都是亮亮的。美人见了我却只是站起来又坐下，表示看见了我。并不搭话，似乎连“小学同学”的茬也都忘了。又马上低了头，让银针白线把她的小手软胳膊拉来晃去。不知为什么，我感到浑身的骨节都有些僵硬，使劲回忆，但仍记不起，我进门时，是哪只脚先迈进门槛儿里的；屋子里也突然比平常狭小了许多。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就跟孙老师的这位小姨子和母亲搭了几句话，赶紧就着咸菜，三口两口啃了个窝头，说学生作业还没批改完，找了家里的手电，攥了就往学校返。
走在路上，脑子有些清醒了。自从参加工作，我就很少在家里过夜了。我不愿意和父母兄弟再挤一个炕头了。今天虽然本打算在家住下，但见到孙老师的小姨子的那种耳热心跳的感觉，――“她竟然在我家和我的母亲拉呱！”，这让我想起了“王八”和“绿豆”的故事。――我觉得我这样自作多情很有些丑，我担心我再停留下去会变得失态而甚或出什么洋相。我不想印证那个“故事”，――真的是逼得哑巴说话啊，我就老实交代了吧，前面我两次三番欲言又止的那件事，那件“空穴来风、胡说八道”的“无聊透顶”的事情就是，我曾经是村民们所“公推”出来的、那些“王八”或“绿豆”中的一个！但凭良心说，我只是那个最不幸的，这方圆几十公里的坳子里，所有的父老乡亲们当中，最后知道这件事的、最无辜的人！
还是早点回学校的好啊！
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的孙老师、我的亲爱的“六叔”，不该忘了插上宿舍的门。当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我实在是怕打扰了我们辛勤工作了一天的孙老师的休息啊！）手电光打亮的那一刻，伴随着一声惊叫，一男一女光着身子从孙老师的床上滚了下来！我看出来，那男的是孙老师。立时，我只感到一阵眩晕，心怦怦地跳，眼睛也不敢睁开，一时不知进退；我也似乎记起，在我出家门的时候，我的母亲冲着我的背影，曾喊过我“傻小子”； 甚或也似乎明白，为什么平常我母亲就经常喊我“傻小子”了，我觉得我真的很傻！我一时恨我自己，干嘛就长了这该死的眼睛！我更恨不能要马上跑上前去，我要告诉孙老师，我，我其实什么也没有看见；或者我平常虽然不是瞎子，但那一刻我完全是个瞎子；也或者我每天总有一段时间是瞎子，而今天就赶到我打开手电的那一刻是瞎子！愣怔了几秒钟，――其实那时间已经太漫长、太令人遭受熬煎了！……慢慢地，我开始向后转，然后，我仿佛忽然一下子明白过来似的，先是甩开大步，再然后向着学校大门小跑起来。不料想，后面却偏偏有人追，还边追边喊：“李云，李云，那不是别人！那不是别人！！――那是你六婶子、那是你六婶子啊！”
孙老师没有追上我，我早冲出了学校的大门。
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家。在路上，我徘徊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孙老师的小姨子会在什么时候离开我家，我更没有勇气在那惊魂未定的时刻见到她。满天的星斗遥远而戏谑般地打量着我这个尴尬的人。夜晚的风也暧昧地抚摩着我的脸。然而，我释然了。不知不觉地，我将孙老师整整一个下午的兴奋，引起的我的怅然和气恼，轻轻地抛到了九霄云外。
等我回到家，母亲却还没有睡。很高兴似地，跟我夸奖孙老师的小姨子，说这孩子如何如何懂事儿，如何如何漂亮。最后，母亲又跟我说，“她是你的小学同学。”
第二天，我回校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孙老师把我拉到一边，讪讪地，讨好似的，更十分郑重地，跟我重复昨天晚上喊过的那句话，“李云啊，那不是别人，那是你六婶子，那是你六婶子啊！”几乎带了哭腔。随后的几天里，这些话让我的耳朵里起了老茧，――虽然，我一直清楚并坚信，除了和我的“六婶子”，他和任何别的女性没有任何不正当男女关系。
直到过年的时候，孙老师回家去住了。宿舍里，孙老师的那张床和我的拼到了一起。而那上面，每天晚上都恬静而甜美地睡着“孙老师的小姨子”，――现在的，我的妻子。我和让我敬重、也曾经让我手足无措的、我爱的、爱我的美人结了婚。
从那以后，我们的孙老师，曾经被校长笑作老实驴的、我曾经的“六叔”，我现在的“一担挑”，我“清白”的连襟，一次也没有在学校住过。
――更有，从那以后，我耳朵里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王八”和“绿豆”的故事。很幸运地，我为它作了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