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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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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在郑州住院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李发的病友。他是一位很有特色的病友,是的、很有特色:他不管在吃的方面还是在用的方面都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有时在语言上他也能让人耳目一新。因此,直到现在我还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一直没有请护理,只有一个叫李亚的少年――后来才知道是他弟弟,我先还以为是他儿子呢――天天陪护在他身边。李亚是名中学生,他是被迫请了长假来护理哥哥的。凭职业的敏感性,我觉得这是一次了解他们那个阶层生产生活、思想情感的绝好机会,于是我就尽可能多地找时间和他们聊天。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次的闲谈中我的确得到了许多想要得到的东西,了解到他们那个阶层许多生动的故事。这就又促使我产生了一个新的动机――把它们介绍出去,对!一定把它们介绍出去。可这千头万绪的内容又该如何表达呢?思前想后一段时间后,我认为还是选取其中的一个小片段,让他(李亚)自己去述说吧。

  下午5点,我又一次被挤出人群。我急得简直就要疯了:“火车票!火车票!……”我心里不停地祈祷着。

  我拖着已站了近3个小时的酸痛的退,耷拉着发麻的、又被打得抬不起来的胳膊,无力地向候车大厅的一个角落走去。那里躺着一个受伤的人――一只眼睛紧紧地缠着纱带,纱带外面还沾满殷红的血,他就是我哥哥。

  他在不停地呻吟……

  哥哥已经极度虚弱。如果不存这个念头――买车票――恐怕他早就昏睡不醒了,现在他只能有气无力地呻吟着。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才吃力地睁开另一只眼。

  “买到了吗?”他一见我就迫不及待地问。

  “没有!”我哭丧着脸答,“刚才又排了半个小时队,眼看就轮到我了,那几个灰衣服的人又来了。他们一来就挤,一挤警察就来管理,那粗粗的电警棍在头上乱飞乱舞,我躲着躲着胳膊上还是又挨了一棍。”说完,我抽泣起来。

  听到哭声,那些正焦急等车的人们都转过脸来。从他们疲惫的眼神里我看出了他们都对我抱以深切的同情,但那也仅仅是同情、淡淡的同情而已,因为他们连自己的前途都把握不了,又怎能给具有相似命运的路人送去更多关爱呢。至今还让我惭愧的是,我的哭声惊醒了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儿,他可能是看到我哥哥满脸血污的缘故吧,一下子就抱住他妈妈的脖子发起抖来,他妈妈费了好大功夫才使他重新入睡。

  只有一个人――就是你已见过好几次的那位老者――向我们走了过来。他亲切地对我说:“小兄弟,你爸爸怎么啦?”我答:“他不是俺爸,他是俺哥。”老者又说:“对不起,你哥怎么啦?”我答:“眼受伤了。村里修水库大坝,俺哥正抬着石头,突然从前面飞来一个小石片,正好砸进俺哥的眉骨下面。县里的医生说只有抓紧到省里去治或许还能保住这只眼,可是总买不到票,怎么办啊?”我又开始哭起来。

  老者的心显然被我们的处境感染了。他似乎想要帮我们一把,于是说:“你怎么不去买贩子的票?那可以省好多时间!”

  我说:“广播上不是正讲着严禁贩卖车票吗,还会有贩子?”

  他说:“傻孩子,哪能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些挤来挤去的穿灰衣服的人就是贩子。你快去买票,我来照顾你哥哥。”

  我站着没动,只是“噢”了一声,因为我知道大哥裤头里的口袋中没有装这笔额外的费用。

  “快去呀!”老者催促着说。

  这时我哥开口了:“小亚,再去排一次吧!俺们带的钱……!”

  “村里没有给你们钱吗?”老者疑惑了。

  “没有,连个护理的人也没有派。我正上学,他们说我懂事就叫我来了。”我恨恨地说。

  “村里的钱哪能到俺手啊?”哥也哼了一句。

  老者沉默了,脸色铁青。

  我给哥买来一桶方便面,自己则蹲着吃了两块硬馒头,喝了几口凉水。感觉又有些气力了,我便再次向售票厅走去。

  我第六次站到那条长龙的尾部。

  离下班时间还有半个钟头,今天能否坐上车可就在此一举了,我的心情非常紧张。现在的秩序很好,“只要不重复前几次的命运就一定还有希望!”我这样满怀信心地想着,一边紧紧攥住刚好够买两张车票的122元钱――我不想因售票员找钱而再多耽搁哪怕一分钟。

  我不停地看着大厅墙壁上的那只大钟,不停地数着前面的人数。15……12……10……8……7……6……,终于前面只剩5人了,我激动得颤抖起来。我觉得自己和哥哥好像已经坐上火车正向省城驶去,我又觉得哥哥似乎已经住进了医院,医生就像妈妈一样可亲,我还觉得……。正在这时,那几个灰衣人又凑了上来,警察也跟了上来,我的幻想又像肥皂泡一样全破了。我知道挤也无益,干脆就让了出来。

  我无奈地靠在一旁的柱子上,此时我只有唯一的选择了。

  约一分钟,我看到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很壮实的汉子也灰溜溜地往外走,还一边搓着头一边恶声地骂着什么。我很诧异:“难道他也挤不过那几个灰猴儿?”我这样想着不由朝窗口那边仔细望去。只见那里黑压压的一大堆人,就像一群争抢腐尸的秃鹫。警察的电警棍在人头上飞来飞去,不时可以听到“哎哟”的嚎叫声。奇怪的是,那些捂着头的或护着脸的往往都是刚才排队的人,而灰衣人个个都大大方方,没有丝毫畏惧的样子。电警棍即便舞到他们头上也总是落不下来。他们一会儿就挤上了正位。当队伍重新恢复秩序之后,警察随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默然地站在那里。

  不知什么时候老者已来到我的身边,他掏出一百元钱递给我(我没要)说:“去吧,赶不上这趟车你哥的眼恐怕就保不住啦!”

  我只好采纳他的意见啦。可这时灰衣人已经离开窗口分散到广场的四面八方去了,费了好大的劲我才找到其中的一位,便急切地问:“同志,有到郑州的票吗?”

  “有,一百二十元一张!”那人用厚重的语气说。

  “俺哥要住院,俺没带那么多钱,求您便宜一点,行吗?”我哀求着。

  “那就一百一吧!”他显得很豪爽。

  老者担心我吃亏,也来帮我讲价,灰衣人就又降了十元,说:“这是最低价,不买拉倒!”他现在的语气是斩钉截铁的类型。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只能接受这个现实。我正准备回去再从哥哥的裤头里掏出一些钱来,可老者却一把把我拉了回来,他坚持要把那一百元钱送给我,我最后含着眼泪收下了。

  我已经把钱递了过去,灰衣人也掏出了车票,突然他的手机响了。我这双2.0的眼睛清楚地看到他屏幕上显示:“总局便衣侦缉队已来本站,速去”,号码的后面四位隐约可辨是2378.“这号码怎么那么熟悉?”我正努力地搜索着,那人已把票甩过来,仓皇逃跑了。

  我绝望地往回走。只听广播里还在重复那种声音:“各位旅客……,如果您发现票贩子,请立即与本站联系,您可以拨打电话3787545,您也可拨打车站侦缉队长的手机13603762378.”

  我明白了一切。

  我们提前上了火车,老者说他还将在站里待一段时间。临分手时,他把他家里的电话留给了我,并抄去了我说到的号码。

  ……

  最后需要补充一笔,在以后的半月时间里,这位老者几乎天天来为李亚补课;在我出院的前一天,有五六个身穿铁道制服的人来看望李发,向导就是那位老者。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