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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那一年的所做的会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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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解读》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解读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解读

让我们想象如下情景:某组织的领导者在一个77人的中层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关于领导班子开会和相关工作方法的十二条要求。第一,一把手要像“班长”一样带好一班队伍;第二,大家都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背后议论,长期不决;第三,班子成员之间要交流情况,建立共同语言;第四,不了解情况不要急于决策,要“不耻下问”;第五,大家都要学会“弹钢琴”,既抓中心工作,也要面面俱到;第六,“抓紧”工作,抓而不紧,等于不抓;第七,胸中有“数”,懂得基本统计和数量界限;第八,“安民告示”,开会前要事先通知会议议题,早作准备;第九,“精兵简政”,讲话、决议简明扼要,开短会;第十,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第十一,力戒骄傲,保持艰苦奋斗,禁止歌功颂德;第十二,划清两种界限——性质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主要和次要的界限。

这些内容听起来有些婆婆妈妈,但是请注意,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人是毛泽东,这个中层干部会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时间是1949年3月13日,地点是西柏坡。

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的中央委员有44名,候补委员33名,共77名。由这77人构成中共最高领导核心,领导着400万党员、350万军队和半个中国。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组织。这个组织刚刚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连续打了摧枯拉朽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国民党200万军队。这次会议之后10天,3月23日,毛泽东动身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4月20日,解放军120万人横渡长江,打响了渡江战役。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这篇文章是对党的高级干部所讲的。从文中也可以读出,“是对‘各中央

局’‘分局’‘各前委’”的领导班子的要求,甚至是对中央领导班子的要求,因为这“一班人”要“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写这篇文章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着千百万人一边作战一边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此时这个领导人对他的班子和中层干部讲领导艺术、讲决策原则,讲会议方法。他这77名中层干部每人平均领导5.2万中国共产党党员,并通过这些人管理着半个中国,同时正在进行夺取另外半个中国的大决战。

毛泽东这篇文章不是理论文章,不是试图构建一个系统的领导方法论或会议方法论,而是针对当时的领导干部水平和各种现实问题有感而发,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讲而写的。但是这反映了毛泽东或毛泽东要求的领导原则、领导方法和会议方法。也反映了毛泽东在中共历史转型的关头所进行的深入思考,其最终形成的一套工作思路和方法对于今天的各种领导班子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为了便于记忆,把毛泽东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十二条都用四个字归纳(他自己用四个字归纳了八条),列为如下,其中引号是毛泽东原文中加的:

一、善当“班长”七、胸中有“数”

二、问题公开八、“安民告示”

三、“互通情报”九、“精兵简政”

四、谨慎决策十、团结异同

五、学“弹钢琴”十一、力戒骄傲

六、工作“抓紧”十二、划清界限

在这十二条中,从作者落墨多少来看,落墨较多的是善当“班长”、谨慎决策、胸中有“数”、划清界限;其次是问题公开、“互通情报”、学“弹钢琴”;落墨较少的是工作“抓紧”、“安民告示”、“精兵简政”、团结异同、力戒骄傲。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这十二个要求的重要性和排序。

我试图再从三个角度分析一下这十二条。

按照轻重划分,较重大的,属于原则性的问题有四条:善当“班长”、谨慎决策、胸中有“数”、划清界限。这四条正好与毛泽东落墨较多的四条重合,其它是较轻的技术性的问题。按照领导原则、工作方法、会议要求来划分,属于领导原则的也是上述四条:善当“班长”、谨慎决策、胸中有“数”、划清界限;属于工作方法的有:工作“抓紧”、学“弹钢琴”、团结异同、力戒骄傲;属于会议方法的有:问题公开、“互通情报”、“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按照对象划分,主要针对一把手说的有八条:善当“班长”、工作“抓紧”、学“弹钢琴”、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团结异同、力戒骄傲;主要针对班子成员说的有四条:问题公开、“互通情报”、谨慎决策、划清界限。

所以,毛泽东的这一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不仅仅是对党委会开会方法的改进,而是对领导原则,工作方法,会议要求进行了全面论述。其中既有较为重大的原则问题,也有较为细微的技术问题;既有对一把手的要求,也有对班子成员的要求。这篇文章值得所有组织的一把手和班子成员好好学习、细细品味,更值得企业领导者借鉴。

对于企业领导者而言,首先应当学习毛泽东对班子和组织建设的重视,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对干部队伍和组织建设都是高度重视的。他有一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企业家是否像毛泽东那样重视班子建设,干部素质提升?毛泽东这篇文章是在他的领导班子即将解放全中国,领导全中国,工作重心从军事斗争转入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写的。企业也经常会有这样的转型时期、大发展时期,此时班子的领导能力、决策能力更加重要。

毛泽东开宗明义先说一把手要当好“班长”,这与管理跨度理论是吻合的。管理跨度理论认为一个领导的最佳管理跨度是10~12人。“班长”通常就管理这么多的人。毛泽东强调了“班长”对班子成员的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关系处理、开好会议等等事项。如果12个人每人管好12个人,向下三级是1700人,向下五级是25万人。向下七级是3600万人,向下八级是4.3亿人。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着8500万党员,通过这个组织管理着13亿人。而企业组织大部分在100人至2万人之间,以12人的跨度管理层级在二到四级之间。因此每一个领导都学会当好管10~12个人的“班长”非常重要,如毛泽东所言。

关于如何开好会议,毛泽东讲了四条,对企业也一样通用:一是问题要公开,不要老在背后议论,议而不决。一位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中国总裁曾经跟我说,在某个时期他们公司内背后议论太多,于是他采取一切公开的办法。如果张三说李四,他会马上拿起电话直接打给李四核实。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在会议上直接公开,大家客观讨论决策,求大同存小异。二是“互通情报”,彼此信息对称,而且语言要统一,这与后来发展的“企业文化”相吻合。如果一个企业内部各部门、各单位都是信息孤岛,用语与涵义都不统一,就会产生很多误会与扯皮。就不能够协调一致。三是“安民告示”,每次开会要事先明确主题,事先通知,事先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会议纪要草案。这个细节对于提高会议效率非常重要。此事说来容易办到难,有几个企业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每次会议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四是“精兵简政”,毛泽东用这个词说明要开短会,讲短话,写短文。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企业开会都能够学这四条:把问题公开在桌面上说,及时解决;信息沟通充分,语言语义统一;会议事先有明确主题,事先准备好各项文案;开短{《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那一年的所做的会议结论}.

会,讲短话,写短文。就一定能够开好会议。今天的企业很多都是跨国公司,开会经常是全球各地人员参加的会议,能够做到上述四点,会议效率一定大大提高,效果大大提升。

毛泽东强调胸中有“数”,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要注意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这对于企业领导更为重要,在召集会议进行决策分析时更要如此。即使对于有些难以量化分析的也应该尽量做到胸中有“数”。例如企业文化,很多领导并不知道企业内干部员工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提出的理念和目标,这是“认知度”,更不知道有多少人认同这些理念和目标,这是“认同度”。而这两个指标通过调查都是可以用数量表达的。当然市场数据,财务数据,经营数据就更为重要,可以说,企业的重大决策都应该建立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级党委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重温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同样是站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高度思考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已经到了转型的关键阶段,必须找到并巩固新的发展动力,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党作为整个国家的领导力量,也需要随着社会经济转型而进行提升。转型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有大量的具体工作需要创造性解决,需要谨慎决策,如何发挥党委班子的领导力和创造力,是未来一个阶段的重大战略问题。

我建议每一个组织的领导者按照毛泽东这十二条要求对照一下自己的领导方法以及决策班子的工作方法和会议方法,定有所获,无论这个组织的性质和规模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党组织436万个。如果这些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班子都能够学习落实毛泽东主席这一篇67年前的文章,按此提升领导素质,提升领导力,加强班子建设,就能保证党的领导,保证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如果中国的企业领导者能够好好学习毛泽东,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管理、班子建设、干部培养,学习如何开会决策,企业就能够顺利发展。毛泽东这十二条,每一条都是金科玉律,看似简单,实则极其深刻,要做到并不易。企业领导如果能够对照这十二条一一做到,那意味着企业领导者的领导能力,企业班子(会议)决策能力极大提升。也意味着这个企业组织一定是卓越的组织,有如中国共产党。

篇二:《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1949年3月13日)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领导很大的地区,担负很繁重的任务。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

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过去大家不注意,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在这方面大有进步,友好团结关系大大增进了。今后仍然应该不断注意。

三、“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1],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现在党内的语言比较一致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对什么是“中农”和什么是“富农”,就还有不同的了解。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2],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五、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

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六、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七、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3]?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

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注释

[1]见《老子》第八十章。原文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2]见《论语·公冶长》。原文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那一年的所做的会议结论}.

[3]延安是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安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毛泽东以此来比喻革命和反革命。

篇三:《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看毛泽东的领导方法》

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看毛泽东的领导方法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张太原]发布时间:2016-03-23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写作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颐年堂院内向下乡调查研究的警卫战士讲话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重温这篇著作。在党的作风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的今天,进一步改善工作方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方法,特别是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面对艰巨的任务,面对复杂的情况,面对新的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就会一筹莫展,不知所措。毛泽东的一生,无论负责何种工作,都非常讲究方法。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之前,他还写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等文章和指示,在此之后,他还为中央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作方法的许多论述和实践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本文结合这些论著简要梳理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以把对《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学习推向深入。

“只唱一出《香山记》”

在毛泽东看来,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繁杂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因此,开展工作首先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或关键,以带动其他。在阐释这一方法时,他多次引用过两句戏文。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说:打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我就把军队工作推给彭德怀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单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钻进去了。我也提倡这个方法。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怎么出身,别的我都忘记了,头两句叫作“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我就采用这两句作为方法,这几年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就是只唱一本别的戏,军事,我就没有唱了。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办法传达后,效果很好。毛泽东说:就像你们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样,不能什么都唱。这个方法要普遍运用。其实,这个方法说到底就是工作应突出重点,抓住根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要集中精力。毛泽东的一生一直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很快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因而坚定地在农村进行“武装割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一个时期集中于指挥打仗,一个时期集中于理

论创作,一个时期又集中于整顿党的作风。同时,他还反复地向全党强调这种集中精力干大事、要事的方法。

1943年6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在一个时期只有一个“中心工作”,首先是一种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也就是大脑里应有一根弦,有意识地去寻找它,“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那么,“中心工作”或“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