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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野歌词

详细内容

篇一:《野子歌词》

野子(现场版)-苏运莹作词:苏运莹作曲:苏运莹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

幻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

又如一丝消沙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秉持却又重小的勇气

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

吹啊吹不毁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毁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吹啊吹啊我赤脚不害怕吹啊吹啊无所谓扰乱我

你看我在勇敢地微笑你看我在勇敢地去挥手啊是你吗会给我一扇心房让我勇敢前行是你呀

会给我一扇灯窗

让我让我无所畏惧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

吹啊吹不毁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毁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吹啊吹啊我赤脚不害怕吹啊吹啊无所谓扰乱我

你看我在勇敢地微笑你看我在勇敢地去挥手啊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

我会变成巨人

踏着力气踩着梦

篇二:《歌曲野子简谱》

篇三:《词论翻译》

词论《词论》为李清照所著,继承了苏门论词的菁华,并提出了她自己新的词学观点,对南宋中后期江湖词派的词学理论具有深刻的影响。

全文如下: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

词论新解(作者郭峰):

李清照《词论》继承了苏门论词的菁华,并提出了她自己新的词学观点,对南宋中后期江湖词派的词学理论具有深刻的影响。

北宋中后期,苏门盛行作词论词之风。这种风气和当时词坛是息息相关的。苏轼继柳永以后登上词坛,追求一种与柳词不同的风格。苏轼有意提高词的品位,常常以柳词的低俗为戒,

他批评秦观道:“不意别后,公学柳七作词耶?”还把秦观和柳永相提并论,调侃道:“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其实,秦观与柳永自有雅俗之别,但秦词气格不高、纤弱细腻,引起苏轼的不满。

黄庭坚认为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他评苏轼《卜算子》云:“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他还非常重视词作情感的雅正,认为晏几道词是人品学问的自然流露,如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等。晏几道用至诚至善的心态待人接物,其词不含世俗社会的一点杂质。黄庭坚称之为“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小山集序》)这和元代陆行直所说词的特质“正取近雅,又不远俗”(《词旨》)很相近。词就是用通俗的题材来表现高雅的情感,是一种介于雅俗之间的文学形式。

陈师道论词注重本色,认为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从本色出发,他推举秦观、黄庭坚为词坛典范,认为唐人尚用不及;还自诩他自己的词作,不在秦、黄之下。晁补之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妙绝,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辞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辞,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着腔子唱好诗。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薄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张子野与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

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晁补之评当世词人与李清照《词论》在评价词人范围、观点上大体是相近的。

张耒《东山词序》指出了贺铸词的两个特点:其一,贺铸词虽然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但其内在的精神是一致的,“直寄其意耳。”(《贺方回乐府序》)其二,贺铸把博学业文之才与天理自然之情统一起来,化才学为清空,这是一个很高的词学境界。

苏轼的门生兼幕僚李之仪,也擅长论词,他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是也。至唐末遂因其诗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张子野独矫拂而振起之,虽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余。良可佳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嚼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师道殚思精诣,专以《花间》所集为准,其自得处,未易咫尺可论,苟辅之以晏、欧阳、宋,而取舍于张、柳,其进也,将不可得而御矣。”(《跋吴师道小词序》)李之仪所说的词“自有一种风格”、词难于诗以及对北宋词坛诸公的褒贬,对李清照《词论》影响很大。他所指出吴师道提高词品的途径,正是李清照论词的目的之一。

上文,我们不厌其烦的胪列苏门论词的基本观点,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李清照《词论》不出苏门论词的畛域,不仅所讨论的问题一致,就连词学观点也有一定的承传关系。其中以晁补之、李之仪对李清照的影响较为显著。李清照论词为什么出自苏门呢?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游学于苏轼门下,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多与苏门诸君子、学士切磋交流。李清照跟随其父生活在汴京,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前辈词人的影响。所以,由她来荟萃苏门的词论是顺理成章的。李清照除了继承前人的论词观点以外,还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这就是本色雅正论和宋词才学化的发展趋向,体现在她把北宋词人分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以及她对两类词人的批评和回护态度上。

词是音乐文学,一旦离开了歌唱的氛围,艺术价值要大打折扣。这正是《词论》一开始就谈到李衮歌唱技艺的原因。从本色歌唱出发,李清照把词人分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对于“知之者”,她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词不仅仅要配乐歌唱,还要唱出雅正的情感来。晚唐五代的郑卫之音、流靡之变太低俗,南唐君臣的亡国之音太哀伤,都不适合大一统王朝的时代气氛。真正的好词和时代精神是一致的。经过宋初百余年的涵养,产生了第一位大词人柳永。柳氏长期混迹于歌楼妓院,能移宫换羽,翻旧谱为新声,词作流传极广。但柳词意趣萎靡,多是一些闺门淫亵、羁旅狎妓之情。同时的其他词人,张先、宋祁、宋郊、沈唐、元绛、晁次膺等,格调有所提高,也不乏精彩之处,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影郎中”、“红杏尚书”之类。但他们总体才情不高,还不能成为当世的名家。李清照所谓的“知之者”,包括了本色和雅正两点。符合这两点的仅有晏几道、贺铸、秦观和黄庭坚四人。就这些为数寥寥的“知之者”还各有一病,集中表现在运用才学上。晏几道多短章小令,纯任天籁,看不出其中的人力功夫;秦观长于写情,运用才学的功夫较差,用典多是照搬引用或简单的改头换面,很少像苏、黄那样给传统的故实赋予全新的意义,达到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黄庭坚不愧为江西诗派的宗师,化用故实水平很高,但他的某些言情词意趣不高,是“使酒玩世”和“笔墨劝淫”的产物。李清照对“知之者”,皆摘其短,无一人能够幸免。而对“不知之者”又比较宽容,在指出他们“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缺点之后,还发掘出许多优点。这些优点也集中在运用才学上,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因为他们学识渊博,贯通了天然和人力,作词就像是从大海中舀取一勺水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心所欲而雍容典雅。散文家王安石、曾巩的小词

令人绝倒,也能把才学演化到极致。张炎《词源》承李清照之观点,认为王安石词和苏轼、姜夔词一样,也具有“清空”的特点。李清照指出的宋词才学化途径就是坚守词的本色雅正,汲取“不知之者”的长处,把二者融会贯通、扬长避短,达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这很接近张炎《词源》的清空骚雅。

苏门词人之后,执北宋词坛牛耳者为周邦彦和李清照。周邦彦从词的创作方面,探索出本色雅正、运用才学的法度;李清照则从理论方面阐明了这个趋势。根据我们今天的研究成果,周、李二人没有什么交游,但他们在同一时代、从各自擅长的角度、殊途同归地指明了宋词的发展趋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直到南宋中期姜夔登上词坛,才把这个趋向演化成“清空骚雅”的词风,形成一个声势空前的南宋江湖词派。正是在这一点上,凸现出了《词论》所具有的词史意义。(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全文翻译:

古乐府歌与诗并列发展的最高峰,是盛唐时期。

唐开元、天宝年间,有一位歌者叫李八宝,唱歌妙绝天下。有一次,刚刚及第的进士们在曲江大开宴席,其中有一位及第的名士,吩咐李八宝故意穿一身旧衣,戴一顶旧帽子,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并装成神情惨淡的样子,一同参加宴席。然后对众人说:这是我的表弟,让他坐末席吧。参加宴会的众人都对他毫不在意。众人边喝酒边听歌,许多歌者轮流唱歌,其中只有曹元谦、念奴二人歌唱得最好。唱完后,大家对二人的歌声称叹赞赏不绝。这时,那位名士忽然指着李八宝对大家说:请让我表弟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吧。众人都晒笑起来,甚至还有人生气起来。等到李八宝一曲歌唱完后,却引得众人都哭了起来。团团拜伏在李八宝周围,都说:你肯定就是李八郎啊。

从此以后,郑地和卫地的乐声在当时更加流行起来,这些声乐的柔糜之处、音节变化也更见烦琐。唐朝时已经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曲调,不能一一枚举。

到了五代的时候,各路诸侯纷纷建国,中华大地战乱不断,斯文扫地,更无人作新曲沿途传唱了。这时只有南唐李璟、冯延巳等君臣温文尔雅,时有新作问世,其中有名的作品有李璟的《浣溪沙》、冯延巳的《谒金门》,“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更是其中的名句。句子虽然很奇特、很优美,但是要灭亡的国家所唱出来的歌声也带着很深的哀伤,就不能算曲子词中的上品了。

到了宋朝,礼仪、声乐、文章、武功都已经齐备了,又休息生养了百余年,才有柳屯田柳永,变乐府旧声为新声,有《乐章集》传世,确立了他在宋词大家中的地位。但柳永的词虽然非常适合于音律,但词句却俗不可耐。又有张子野(张先)、宋子京(宋祁)宋公序(宋庠)兄弟以及沈唐、元绛、晁次等人辈出,虽然时时有妙语传世,但却整篇破碎,不能称为名家。到了晏元献(晏殊)、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这些人,他们学究天人,填这些小歌词,应该就象是拿着葫芦做的瓢去大海里取水一样容易,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细细琢磨他们的词,句子都嫌雕琢得不够。而且他们的词又往往不协音律,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诗和文章只分平仄,但词却要分五音(宫商角徽羽),又分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又分六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还要分发音的清、浊、轻、重。比如当世(北宋后期)的那些词牌名叫《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的,既可以押平声韵,又可以押仄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来是押仄声韵的,如果押上声韵则与音律协调,但如果押入声韵,就不能作歌唱了。王介甫(王安石)、曾子固(曾巩),他们的文章有西汉时风格,但如果他们作词,只怕会让人笑倒,因为这样的词读不下去。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词别是一家,但知道的人却不多。后来晏叔原(晏几道)、贺方回(贺铸)、秦少游(秦观)、黄鲁直(黄庭坚)一出,才得词中三味。但是晏几道的词短于铺

叙,贺铸的词短于用典。秦观的词却致力于婉约、情深一片,词中却少了实际的东西,就象一个贫穷人家的美女,虽然长得很漂亮,打扮也很时尚,但骨子里却始终缺乏那种与生俱来的富贵气态。黄庭坚的词内容倒是充实,却有些小毛病,就象一块美玉,却有些斑点,所以价值自然要打些折扣了。

李清照的《词论》,叙述词的源流演变,总结以前各家创作的优缺点,指出了词体的特点及创作的标准。从《词论》中可以寻出三个要点:

(1)一词的雅俗问题;二词的音律问题;三词“别是一家”的解说。

(2)一二两点是为了论证第三点而作的具体阐述,故其“词别是一家”说,是三点中最核心的问题。

(3)对此说的看法,历来词评家褒贬不一。

李清照《词论》中,以阐述唐世乐歌的繁荣,及乐歌和词曲的密切关系,作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说”的根据。她指出:词是“歌词”,必须有别于诗,词在协音律,以及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应保持自己的特色。她就词区别于诗的种种特点,进行了认真的考索,提出了许多精到的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1)高雅,不满柳永“词语尘下”;

(2)浑成,不满张先、宋祁诸家“有妙语而破碎”;

(3)协乐,要分别无音六律和清浊轻重,不满晏殊、欧阳修、苏轼的词只是“句读不葺之诗”;

(4)典重,不满贺铸的“少典重”。

(5)铺叙,不满晏几道的“无铺叙”。

(6)故实,不满秦观“专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

李清照依据这些要求,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主张分别诗词畛域,对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学应该做出不同的对待。就这方面说,是合理的。各种问文体的艺术特征,应该有它相对的独立性。词是经过百年的发展而后形成的,它有自己固定的形式、发展规律和创作方法。自然,词从晚唐五代到北宋末年,一直局限于“艳科”的面目,柳、苏两家先后崛起,从词的形式和内容上,突破了传统的规模,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都是必要的举措。在抗金救亡的风云时代,一些有民族气节的词人用“横放杰出”的风格,激切高昂的声调,写出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作品,这是他们不可磨灭的文学业绩。然而,在北宋时代,确有一些文人,包括苏轼的某些作品,想运用词体来表达玄深的哲理思想。李清照对那些既疏于音律,又毫无词境的制作提出批评,是为了救敝补偏,矫正词风。故有的词家认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就是针对苏轼“以诗为词”的倾向而发的,是不无道理的。据夏承焘先生的考证,《词论》是李清照于战乱前所作,至于其后因时局变化而带来的词风的转变,是李清照所不能料及的。我们看北宋末年的词坛趋势,可以知道,李清照的论文虽然只表示她个人的主张,但是她的主张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多数人认为词应该以婉约为正宗的看法。实际上,从宋至清的整个词坛的情况来看,词的内容是以婉约风格为主的。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必须有别于诗,较正统地反映了历代人们对于词的看法,从整个词史上看,是符合词的发展实际的。

李清照关于词“别是一家”的理论,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极大的,直至明清之间,李渔诸人论词,有“上不似诗,下不似曲”的要求,就是沿循此说而来的。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上,女性有能依据创作经验写的理论文字的,李清照之前未之或闻。《词论》不但是宋代词坛上有独特见解,有组织条理的第一篇词论,而且是我国女性作的文学批评第一篇专文。与她那“花间第一流”的词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的珍贵遗产。

1、还有下一次(69)

灼人的烈日下,篮球撞得大地生疼,他熟练地运着球,渐渐向我逼近,目光对接的一瞬间,我看到他从未有过的自信。

这一次,我还会赢吗?

转身,后仰,跳投,篮球在炽热的空气中划上一条完美的弧线,利索地钻进篮框,不留一丝声响。我呆呆地望着篮框,“怎么会?怎么可能?”我捏紧了拳头。

我小心地运着球,生怕被他夺走,我在他严密的防守下挤来挤去,他似乎漫不经心,却丝毫不退让,终于进了三秒区,我转身,勾手,球从我的手掌飞出,在接近篮框时,被另一只手掌抓下,干脆而有力。

同样的操场,同样的阳光,同样的人,同样的球,同样的对手,曾经的我完成过无数次的封盖,无数次抢断,也无数次地看到他沮丧的神情和落寞的眼神,可是这一次,现实将我从记忆中拽出,眼前是他高傲的神情和自信的目光。

我不甘,捡起球,再次突破,上篮,球在篮框中转过几圈,又一次滑出。他单手抱球:“你输了。”我诧异地看着他,汗头不断从鬓角溢出,“怎么会?怎么可能?”我还清晰地记得上一次,这三个字是从我口中吐出,怎么这么快就„„

记忆里闪过这样的画面,夕阳下他运着球,不断地奔跑,无数次的上篮,黄昏里的他,在落日的余晖中不停地喘息„„

曾经,他无数次地对我说:“我下一次一定会打败你。”这样的话过去只能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如今却不绝于耳,刺得我的心生疼。

他曾经只是我的手下败将,在一次又一次对下一次的渴望中,练习再练习。我不知道为了这一次,他付出了多少汗水和泪水。但那么多次失败过后,他心中“还有下一次”的信念让他收获了今天骄傲与成功。

短暂的思索过后,我微笑着和他握手,心中有的是对他的敬佩和叹服。成功与失败总会在一次又一次的竞争中互换着自己的角色。而“还有下一次”的信念与坚持才能让失败者看到黎明前的曙光,在奋斗和历练之后收获成功。

还有下一次,我一定会赢!夕阳下,我继续运球,奔跑,上篮„„

简评:此文构思巧妙,细节描写准确、生动,语言显得专业老到,不仅写出了对手“为了下一次”而付出的汗水和泪水,而且写出了自己“还有下一次,我一定会赢”的信心,如此,立意就高了。这是记叙类的上乘之作(评分:54+15=69)。

2、还有下一次(66)

在人生的旅途中有笑有泪,有成功也有失败。有人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一

篇四:《东坡志林》

东坡志林

卷一

逸人游浙东

到杭州一游龙井,谒辩才遗像,仍持密

云团为献龙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

一泉,白而甘,当往一浊。湖上寿星院竹

极伟,其傍智果院有参寥泉及新泉,皆甘

冷异常,当时往一酌,仍寻参寥子妙总禅

师遗迹,见颖沙弥亦当致意。灵隐寺后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年余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游沙湖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随聋,而颖悟绝人已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剧饮而归。

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

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

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

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

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

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子野歌词}.

记游松江

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

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

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

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乐

未尝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巧亭,

今岁七月九日海风架潮,平地丈余荡净无孑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耳。元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黄州临皋亭夜坐书。

记游庐山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

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

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惜深山里,人人识

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

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忆清赏,

游杳蔼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旋入开元寺,主僧求诗,因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此二诗。最后与总师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诗尽于此矣。

篇五:《东坡题跋》

东坡题跋

东坡题跋

一、跋退之送李愿序

[原文]:

欧阳文忠⑴公尝谓晋无文章,唯陶渊明⑵归去来⑶一篇而已,余亦以为唐无文章,唯韩退之⑷送李愿归谷序⑸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子野歌词}.

[注释]:

⑴欧阳文忠:欧阳修,谥文忠,宋代历史学家、词人,有《五代史》、《欧阳文忠公文集》。

⑵陶渊明:陶潜,字渊明,东晋文学家、著名诗人,有《陶渊明集》。⑶归去来:《归去来兮辞》,陶渊明的著名文章,有“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句子,抒写政治失意,归依自然的情怀。

⑷韩退之:韩愈,字退之,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有《原道》、《师说》等名篇及诗歌传世,其文汪洋恣肆,雄奇角出,但诗不如文。⑸送李愿归谷序:即《送李愿归盘谷序》,韩愈的朋友李愿归依赖山林时,韩赠给他的一篇文章。

[解说]:

东坡为文章大家,平生最佩服韩退之,自谓文章与退之在伯仲之间,故有此论,其自负若是。今观其文,较退之有过之而无不及,且诗、文、字、画无不精通,千古一人而已。

二、书渊明孟府君传后

[原文]:

陶渊明,孟嘉⑴外孙,作嘉传云,或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亦不如肉,何也?曰:渐近自然。”而今晋书乃云:渐近使

之然。则是闾里少年鄙语,虽至细事,然足见许敬宗⑵等为人。

[注释]:

⑴孟嘉:{子野歌词}.

⑵许敬宗:

[解说]:

东坡此文,对美感与快感作了划分。肉感是快感的一种,但不是美感。肉感是从实用意义上说的,美感则是从精神角度说的。东坡之意,崇美感而贬快感,立场鲜明。同时他还指出,由竹而肉,不是渐近艺术的自然,而是渐近原初的自然-天然。

三、书渊明归去来序

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或怪而问之,生曰:“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里中耳。”予偶读渊明归去来辞云:“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乃知俗传信而有征,使瓶有储粟,亦甚澈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马后宫人,见大练反以为异物,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细思之皆一理也。聊为好事者一笑。

[注释]:

[解说]:

四、跋嵇叔夜养生论后

东坡居士以桑榆之末景,忧患之余生,而后学道,虽为达者所笑,然犹贤乎已也,以嵇叔夜养生论,颇中余病,故手写数本,其一赠罗浮邓道士。

[注释]:

[解说]:

五、记徐陵语

徐陵多忘,每不识人,人人以此咎之。曰:“公自难记,若刘曹沈谢辈,虽暗中摸索,亦合认得。”诚哉是言!

[注释]:

[解说]:

六、书子由超然台赋后

子由之文,词精理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

及,虽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

[注释]:

[解说]:

七、书与可超然台赋后

余友文与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为超然辞,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干,其远游大人之流乎?

[注释]:

[解说]:

八、书拉杂变

司马长卿作大人赋,武帝览之,飘飘然有凌云之气。近时学者作拉杂变,便自谓长卿,长卿固不汝嗔,但恐览者,渴睡落床,难以凌云耳!

[注释]:

[解说]:{子野歌词}.

九、记导引家语

导引家云:“心不离田,手不离宅。”此云极有理,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瓢在水。”此善喻者。

[注释]:

[解说]:{子野歌词}.

十、跋子由栖贤堂记后

子由作栖贤堂记,读之便如在堂中,见水石阴森,草木胶轕,仆当为书之,刻石堂上,且欲与庐山结缘。他日入山,不为生客也。

[注释]:

[解说]:{子野歌词}.

十一、自评文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

于不可止,如是而已矣。其它虽吾亦不能知也。

[注释]:

[解说]:

十二、跋子由老子解后

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时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奇特。

[注释]:

[解说]:

十三、书赠邵道士

身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来时一,去时八万四千,此意出楞严,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日书赠都峤邵道士。

[注释]:

[解说]:

十四、跋石钟山记后

钱塘东南,皆有水乐洞,泉流空岩中,皆自然宫商,又自灵隐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溪行两山间,巨石磊磊如牛羊,其声如砻然,真若钟声,乃知庄生所谓天籁者,盖无所不在也。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三日,自海南还过南安,司法掾吴君示旧所作石钟山记,复书其末。

[注释]:

[解说]:

十五、书孟东野序

篇六:《哲学与诗》

哲学与诗

哲学和诗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以理取胜,后者以情感人,没有人规定前者就高于后者,一个没有诗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不懂欣赏诗的人更是可怜的。

唐诗就算是歌颂风花雪月,也有一股质朴的美,透露出这个民族质朴,粗野与宏伟的气魄,而宋词则是比较多矫饰浮夸的文风,一个国家的文化若是推动这个国家...

现在的中国人总喜欢把唐诗宋词相提并论,一谈到唐诗就说起宋词。总相互比较而且还以诗词类比唐人宋人的性格。有人把唐诗比作一个翩翩少年,有人拿宋词比作一个委婉少女并沾沾得意以自喜。唐诗宋词它的大环境不同,其性质不同所以这种比喻毫无意义,甚至有些幼稚可笑。

唐人张蠙《下第述怀》:“十载长安迹未安,杏花还是看人看。名从近事方知险,诗到穷玄更觉难。世薄不惭云路晚,家贫唯怯草堂寒。如何直道为身累,坐月眠霜思枉干。”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诗对于唐朝男人是多么的重要,写诗是多么的刻苦用心费力。唐朝的贾岛在初赴京师路上骑着驴还推敲诗句,以至于撞上了韩愈大人的仪仗队。可想其作诗多用心卖命。

唐朝“以诗取仕”对于唐朝读书男人来说,写诗是主业是一生的追求。唐朝男人靠写诗出人头地,靠写诗扬名立碗,靠写诗敲开仕途的大门,靠写诗实现人生价值。所以诗歌里寄予太多沉重的东西,唐朝男人写诗也格外用心费力,杜甫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贺说:“寻章摘句老雕虫。”卢延让:“吟安一个字,燃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贾岛说:“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宋人也认为唐人写诗格外用功,阮阅在《诗话总龟》《古今诗话》中说:“唐人为诗,常积思数十年,然后各自名家。杜少陵云:更觉良工用心苦。”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夫以诗为学,自唐以来则然。如呕出心肝,掏擢胃肾,此生精力尽于诗者,是诚弊精神于无用矣。”用这种精神写诗,近三百多年那么多人能写不出几首好诗吗?

余冠英和王永照在《唐诗选》中说:“唐代诗人大都是庶族出身的举子。诗歌成为他们进入仕途的捷径。“唐朝”以诗取仕,使得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是诗歌作者,确实使诗歌成为唐代文学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成了知识分子毕生学习、钻研的必修科目。唐代诗歌的繁荣,是离不开这个诗歌大普及的局面的。”

朱奇志在《唐风宋韵》:“唐朝以唐诗而闻名,唐诗因唐朝而兴盛,这是一个近乎于绕口令的文字游戏,但它却包含唐诗与唐朝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浑然一体的亲密关系。”以文史家自居的闻一多先生曾说

:“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

唐朝是诗的时代,诗的地位至高无上。唐以诗取士,唐朝男人做诗功利性极强,故唐朝诗人把诗当作猎取荣华富贵的敲门砖。所以唐朝诗人们携诗作云集长安,多方奔走,热衷于推广自己的诗。以求扬名立万,名利双收。唐朝整个所有知识分子都写诗如果不出一些好作品那正常吗?唐朝有近三百年如果不出几个写诗能手那说得过去吗?唐朝诗之发达是和唐朝以诗取士制度分不开的。

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宋人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唐以诗取士,钱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诗人多。”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也说:“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

宋朝科举除了诗赋外,主要考的是经义、策问。宋朝不是只是“以诗取仕”,更不是也“以词取仕”,写诗做词都属业余爱好,宋朝文人士大夫文化精英们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写词歌做曲上,写词只是宋人闲暇之时娱乐之作。唐人写诗是沉重的,宋人是写词是悠闲的。

宋朝人并看不起词,词在宋朝文人一直被视为“小道”。词在宋人文体中属于下流,有词就有曲,词和曲是离不开的,“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尔。”“其实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也。”(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词全称“曲子词”,“曲子”、“词”都是它的简称。宋词是宋朝社会的里巷俗曲,宋朝文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余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所以宋人把词称做“诗余”,也称为歌词、小歌词、小词,总之词乃“小道”。在宋朝赫赫有名的词大家柳永柳三变、张先张三影在七卷《宋史文苑传》当中竟没有传,在近百人当中竟没有他们的名字,这说明词人地位是极低的,宋词在宋朝文体中属于最卑微的最下流的地位。

宋人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宋人张锥在《题梅溪词》中说:“世之文人才士,游戏笔墨于长短句间,有能以瑰奇警迈、清新闲婉不流于施荡淫污者,未易以小伎言也。”宋人晏几道在《小山词跋》说:“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宋人张炎在《词源》中说:“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

。”

宋人吴处厚在《青箱杂记》中说:“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艳丽之词。”宋朝文坛盟主欧阳修曾后悔自己“嗜酒歌呼”在娱乐之余做歌词。在《答孙正之第二书》中说:“三十年前,尚好文化,嗜酒歌呼,知以乐而不知其非也。”宋朝大诗人陆游也轻视词后悔自己曾作过词并抑制自己词方面的创作。在《长短句自序》中说:“(词)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大文豪苏东坡也是有些轻视词的,认为词乃“闲居之鼓吹”,在《与杨元素书》中说:“录得公明所编《本事曲子》,足广奇闻,以为闲居之鼓吹也。”

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王安石竟嘲笑当朝宰相晏殊作小词。晏殊虽然喜欢做小词但也也认为自己做小词不妥。宋人张舜民在《画墁录》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柳永拜访宰相晏殊,晏殊问柳永:‘贤俊(柳永)作曲子么?’柳永回答说:‘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不悦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宋朝写词大家柳永拜访他,说他也做词他就不高兴了。

宋朝著名才女李清照也曾嘲笑晏殊、欧阳修、苏东坡做小歌词,在她写的《论词》中说:“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而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这样评价李清照:“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说李清照的词是闾巷荒淫之语,充满轻视。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今观《国风》,间出于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学也。”宋人魏庆之的《诗人玉屑》记载:章质夫咏杨花词,东坡和之,晁叔用以为:“东坡如王嫱、西施,净洗脚面,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哉!”宋朝大藏书家晁冲之怪大文豪苏东坡怎么能和女人比做词争奇斗艳呢?

可见宋词在大多数士大夫阶层人眼里格调不高,属闾巷荒淫之语登不上大雅之堂。甚至有些士大夫认为写词是雕虫小技。虽然苏东坡、辛弃疾等极少数文学大家把“词”体写成了诗,拓展了诗的形式。但苏东坡、辛弃疾写的纯娱乐的词的数量比起以词当诗言志的词数量多的多。宋朝的文人士大夫从整体上说根本就不喜欢作词或很少做词,如包拯、司马光、王安石等等。这种做词热情比起唐朝文人士大夫写诗的热情差远了,宋人写词目的也和唐朝唐人写诗目的差远了。词不能表

达宋朝的全部感情与性格,这种文艺形式只能表达其一部分感情。这和唐朝男人写唐诗不同。宋朝许多士大夫甚至看不起诗,李纲的《梁溪漫志》“通鉴不载离骚篇”中就记载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时要求助手们把历代的诗赋都删去,司马光说:“士欲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

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苏)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高

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宋人关注在题《石林词》中言:“右丞叶公(叶梦得),以经术文章,为世宗儒。翰墨之余,作为歌词,亦妙天下。”宋人强焕在题《周美成词》中说:“文章政事,初非两途。学之优者发而为政,必有可观。政有暇余则游艺于咏歌者,必其才余辩者也。”谢桃坊先生在《中国词学史》这样说:“宋人大致以为人生应努力于建功立业,在政事上之余可以作文章,在文章之余可以作诗,作诗之余始可作词。”

宋朝精英阶层写诗的热情远远大于写词,全宋词不足两万首,而全唐诗有近五万首。全宋诗是全宋词的几十倍可能达到数十万首。辛弃疾是宋人留存宋词最多的有五百余首,其次的苏东坡只有三百多首,其中大部分是格调低靡的。苏东坡只是直接间接涉及歌姬舞妓的词就多达一百八十多首。而陆游写的诗有近万首,词只有一百多首。而大名鼎鼎的王安石的词仅二十九首,杨万里的诗多达两万多首。

那么为什么宋词那么发达呢?宋词在宋朝的繁荣发展和宋朝市民阶层的富裕悠闲的幸福生活是离不开的,还有就是宋朝社会的文化氛围学的普及。文人整体的文学素养之高离不开的。宋词在宋朝是休闲娱乐产品,它的娱乐功能是首要的。叶梦得说“(晏殊)未尝一日不燕欢,每有嘉宾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宋朝文人士大夫在一起聚会娱乐,游戏欢乐间就作出小词来。

张银堂先生在《中古文明与宋词》教案中这样说,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

由于宋朝大规模的城市化,城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城市的繁荣,人民的富裕。词曲小唱在宋朝社会文化生活成了人民消费的热点,民间的娱乐场所需要大量的歌词,“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柳三变游

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谢桃坊说:“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宋词在宋朝社会大有市场,词可卖钱。所以一些词人直接为歌女写词。

著名的北宋第一专业诗人柳永就是靠给歌女们写词卖钱养生娱乐而幸福的活着,叶梦得说:“(柳永)多游狎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同期与他同名的张先也曾给官妓做词,宋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张子野老于杭,多为官妓作词。”宋人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

宋朝文人写的词很有市场能卖上钱,尤其是大家名流,如果一个不知名的歌妓若唱了一个当时文坛名家所做的小歌词她有可能一炮走红,一举成名,身价倍增。同时他的词也通过当红歌妓的演唱传播得更深远让更多的人知道,因此他也更加有名这是双赢的。

唐朝的专业诗人李白可以靠诗名在唐朝上层社会大夫阶层宰相乃至皇宫里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潇潇洒洒,而宋朝的专业词人柳永只能靠卖给歌女们词养生们在市井间酒楼歌院里交友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幸幸福福。

唐学是什么?就是唐诗,唐诗是唐朝的灵魂,代表唐朝的文化文明离开唐诗唐朝将是苍白的。宋学是什么?宋朝的文学形式文化种类是百花齐放的五花八门的,宋朝的词话诗话的研究也是博大精深的,唐朝的文学形式是相对单一贫乏的。如果宋朝“以诗取仕”或“以词取仕”那么宋朝的诗与词将更繁荣得将不可想象„„宋学不是宋词也不是宋诗,宋词不是主流的宋朝文学,而宋词并不是宋朝的灵魂,宋诗也不是宋朝的灵魂,宋文也不是宋朝的灵魂。接近宋朝灵魂的只有宋的哲学、经学、理学。“唐诗宋词”这个提法本身就不科学,“唐诗宋文”、“唐诗宋理”都比“唐诗宋词”更科学。

在宋朝宋文才是相当于唐朝的唐诗的地位,钱穆在《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中说:“宋人称其文起八代之衰,实则其所倡导,则已逾两汉而上之矣。”日本中国文史家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宋人的文学,并不像唐人那样光是集中在诗的领域。有“唐诗宋文”这样的话,把散文看作宋代文学的主流„„宋诗大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同时又是“古文”大家。”明朝文人们推崇

的“唐宋八大家”不是诗词而是以文章散文。苏门六子也是按宋文不是按小词。宋人更看中文章,宋人在介绍赞美欧阳修、苏东坡时赞美的是文章而不是小词。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说:“子瞻(苏东坡)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欧阳文忠公,文章道义,天下宗师。”李廌在《师友谈记》中说:“(苏)东坡不惟文章可以盖代,而政事忠亮,风节凛凛,过人远甚。”曹尔堪《锦瑟词序》:“欧(阳修)、苏(东坡)两公,千古之文人也,其文章事业,炳耀天壤。”甚至清代小说笔记《东坡诗话》也是说:“(苏东坡)兄弟二人,才学高华,文章富丽。”

唐朝大男人的精神风貌在他的诗里,宋朝大男人的精神风貌在他的文章里在他的工作里政业中。宋词作为宋朝最卑贱最被轻视的一种文学形式不能过于吹捧,宋词反映不出宋朝文人学者的精神面貌,宋词只是民间小调娱乐之用。比宋词高贵的是宋诗,比宋词高贵得多的是宋文、宋哲学。宋朝以宋文为当时主流文学形式,以宋学闻名世界。非要以在当时不入流的宋词代表宋朝,正如巴西本是以足球盛名于世界,你非要以在巴西不入流的乒乓球来代表巴西岂不搞笑?

篇七:《中国古代文学轮》

2013古代文论作业

1、概括李清照与胡寅的词论?

2、答:《词论》是我国古代第一篇系统的词学专论。在《词论》中,李清照以亲身参与创作的实践经验,梳理总结词的发展流变,并对词坛诸多名家进行批评品鉴。《词论》虽云片段,却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清照的词学思想及审美标准。

《词论》(或《论词》),由后人命名初收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条下,所引是否全文,至今尚有疑议。这篇最早的词史专论,篇幅简短,议论精警,兹引文如下:

李易安云:“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年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群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