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贤内助样本分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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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人很精彩，胡润也吃惊于中国女富豪的批量涌现。不过，比女富豪更为庞大、同样不失精彩的一个群体，则是中国富豪们的内人们，她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走到商业舞台正中央显露身手，却分明是中国商业变迁史上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们选择了近100个贤内助样本进行分析，从中发现了12种有趣的现象。
富豪择偶的时代印记
在近100个样本当中，柳传志(妻子龚国兴)、宗庆后(妻子施幼珍)、沈文荣(妻子陈红华)等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企业家，和王石(妻子王江穗)、张茵(丈夫刘名中)、黄光裕(妻子杜鹃)、李宁(妻子陈永妍)等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家，以及陈天桥(妻子雒芊芊)、江南春(妻子陈玉佳)等上世纪70年代生的财富新秀，他们当年与日后成为自己另一半者的邂逅经历，都带有着鲜明的年代特征。
譬如三十多年前沈文荣和乡村教师陈红华走到一起时，陈的择偶标准是只要是党员；到了1990年代，黄光裕与杜鹃的结合则与彼时中国民企野蛮生长需要频频与银行打交道相关杜鹃正是位放款专员；而到了最近一些年，才与貌，甚至财富，都成为富豪们综合评定未来伴侣或被未来伴侣评定的重要元素，找明星、找主播或奉子成婚等商界前辈眼中的新生事物在他们眼中则见怪不怪了，江南春便是其中一员。
刘永好夫人李巍在扮演贤内助角色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爱好变成了生意
另一半适时退居幕后
尽管中国民间商人有着夫妻上阵的传统，但日后看，超过半数的明星家族企业都曾选择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让妻子退居幕后。如今首富级企业家刘永行、刘永好等四兄弟当年决定成立希望饲料集团时，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便是所有刘家媳妇都不得再染指任何公司事务，当初辞去公职帮刘永好打理生意的妻子李巍自然也在此列。
另一位首富级企业家今年在港上市募资规模甚大的忠旺集团董事长刘忠田曾在十几年前将自己和妻子两边的亲戚叫到一起，支付每家500万元，一为酬金，二为劝退。四年前，刘忠田萌生上市打算时，又将妻子王志杰也一并请下了台。如今刘忠田夫妇持有忠旺40亿股，以10月28日的收盘价，身家接近300亿港元。
当然，退出不等于退休，刘永好妻子李巍后来自己开了多家公司，涉足花卉种植、印刷业行业，生意做得甚为红火，甚至不久前办起了一份杂志。她是一位将自己的爱好通过商业形式体现到淋漓尽致且不耽误做一位贤内助的典型样本。
对家庭声誉愈加重视
中国的明星企业家和富豪视家庭声誉与公司声誉同等重要。两年前作家王朔一次做客凤凰卫视时随口说了句杨澜没找对老公，吴征就是一骗子，前一阵还忽悠我们徐静蕾投资呢！未料引起轩然大波，杨澜第一时间撰文《王朔先生，说话要负责任》进行回应，并在回应中称：我也想告诉他(王朔)，我的家庭很幸福，请不必操心。
如果说杨澜遭到揶揄时的快速反应出于她所处行业的职业习惯，那么阿里巴巴公司今年9月(正值公司创始10周年和马云45岁生日)对坊间关于马云套现逾2亿元对与妻子张榱离婚进行补偿传闻的澄清，则是出于避免一家明星公众公司可能遭遇更大危机的未雨绸缪尽管马张二人真离婚也未必会对公司股价有实质性影响。谣言很险恶，很匪夷所思，不排除某些竞争对手的刻意为之。阿里巴巴内部网的一则帖子称。
事实上，家庭问题常常会给企业尤其是家族式企业带来极大困扰。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真功夫创始人蔡达标。婚姻的破裂使他的前妻潘敏峰及其弟潘宇海(真功夫另一个大股东)与他反目成仇，并引发了一系列对抗风波。
夫人外交易，女性富豪合作难
中国有着夫人外交的传统。1992年，当过大学教师、办过书刊公司的尹明善不顾家人和朋友反对，挂牌成立重庆市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由于尹明善的妻子陈巧凤和左宗申的妻子袁德秀是亲戚，这使尹左二人的合作一拍即合，于同一年开始了各自的摩托车事业。16年后，力帆与宗申的年销售额分别为125亿元和111亿元，产业航母的地位显而易见。
不过，女强人与女强人之间的合作就没那么容易了你很难找到王石、冯仑、潘石屹、胡葆森等江湖兄弟的女性版本，抱团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一方面这与女性并未真正进入商业权力中枢的事实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女性的敏感、中国的商业传统等元素有关。去年 5月，三个女人一台戏杨澜与中国最大饰品生产企业之一的义乌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流行乐坛天后席琳迪翁宣告联手成立天女至爱饰品有限公司。周晓光和她的丈夫虞云新同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O班研习时结识杨澜，成为合作的发端。不过，一年后，天女至爱饰品有限公司销声匿迹，倒是另一家杨澜和席琳合作的中国首家高级定制珠宝品牌店(LAN)亮相，刘嘉玲、章子怡、周丹、周涛等名流前来捧场，人群中唯独没有了周晓光的身影。
贤内助乐见企业上市
今年7月，霸王集团赴港上市给广东日化行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与资本市场发生关系的陈启源和万玉华恍如梦中，这对夫妻也成为了珠三角作坊式生产者艳羡的对象。
类似的事件如野火般在各地复制、燃烧，就在去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浙江温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温州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意见》，霸气十足地宣称到2011年温州上市公司要达到30家。而截至今年2009年10月中旬，江苏江阴和福建晋江，两个县级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达到23家和17家。
上市意味着要走向透明和规范，并更加关注企业业绩可持续性的稳健上升。这是常识。不过南方周末记者在上述几个区域调查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男人在外面打拼得起劲，内助在家里却操心个半死不为别的，只担心公司的不规范运作会带来灾祸。所以当区域内越来越多的公司上市时，更多家族企业中的夫妻选择跟风，他们的首要考虑是，上市至少可以通过好好包装把自己的过去洗白；这也是这些地区的财务顾问公司生意兴隆的重要原因。
这一思维虽略有偏颇，但却是一种现实存在。不过，如果加上众投行急功近利式的推波和当地政府追逐政绩的盲目助澜，上市这一流行性共识却有可能潜伏危机看看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公司们的不良口碑吧。